南齐书_志卷九译文

查阅典籍:《南齐书》——「南齐书·志卷九」原文

  礼仪繁杂广博,可与天地等量齐观,治理国家设立国君,是人伦之始。三代遣留的文字,在经典诰命中很简略,大概是秦末亡佚了。汉初叔孙通制订汉礼,然而班固《汉书》的《礼乐志》没有记载。等到束汉洛阳时期,太尉胡广撰写《旧仪》,左中郎蔡邕著作《独断》,应劭、蔡质也都连缀记载时事,然而司马彪的《礼书》没有采用。曹魏继漠末大乱之后,旧的典章尽数毁灭,侍中王粲、尚书卫觊汇集创作朝廷礼仪,然而鱼豢、王沈、陈寿、孙盛的著作都没有详细记载。吴国是太史令丁孚修补汉代旧典,蜀国是孟光、许慈草创各类典制。晋初司空荀颉依照曹魏故事,撰写《晋礼》,参考古今,代之以节制修饰,羊祜、任恺、庾峻、应贞都参予删改汇集,编成一百六十五篇。后来挚虞、傅咸继承此种创制,但还未完成,中原就沦陷了,现在挚虞的《决疑注》,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束晋仆射刁协、太常荀崧,补充辑录旧的文字,光禄大夫蔡谟又续修编辑朝廷旧事。宋初因循旧礼又加以改革,把事情委托给诸位儒生,那些过去史书详细记载的,都不再重复记述。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上表要求制定礼乐,于是诏令尚书令王俭制定新的礼仪,设立研究礼乐的学士及任所,设置旧学四人,新学六人,正书令史各一人,干一人,秘书省派擅长书写的弟子二人。于是汇集前代礼仪,撰写研究五礼,即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因为内容太多,不再记载。比如郊祭、庙祭、学校的仪式,冠礼、婚礼、丧礼记载的礼节,事情有演变沿革,应当着录现代之事的,详细记载在现在的礼志中。至于车舆旗帜,和过去的同异,另立篇目。

  建元元年七月,主管官吏上奏说:“郊祭、殷祭的礼制,不清楚郊祭应在哪年?又用哪些祖先配祀郊祭?殷祭又在什么时候?没有郊祭之前能够先举行殷祭吗?明堂也应该与郊同年祭祀不如果应当祭祀,又有没有配祀者?如果不祭祀,殿堂及任职僚属的毁弃设置如何规定?”八座、丞郎、通关博士商讨。曹郎中裴昭明、仪曹郎中孔遏议论说:“今年七月应当举行殷祭,明年正月应当举行南郊、明堂祭礼,都是祭祀没有配祀。”殿中郎司马宪议论说:“南郊祭礼没有配祀,飨祠与过去相同;明堂祭礼没有配祀,应当废除祭祀。至于殷祀可同在今年十月举行。”右仆射王俭议论说:依据《礼记。王制》,天子先举行夹祭后举行四时祭祀,诸侯先四时祭祀后夹祭。《春秋》载鲁僖公二年夹祭,第二年春拥祭,从此以后,五年殷祭一次。《礼纬.稽命征》说:“三年一次夹祭,五年一次椅祭。”《春秋经》、《礼记》所论述的谛祭、拾祭和四时祭祀,说得很详细,早先并不以先殷祭后郊祭为嫌忌。至于郊祭配祀的重要,事情要根据王者创业的功绩,因此杜林议论说“汉代帝业的崛起,并非得自尧,应当用高帝配祀天帝”。魏高堂隆建议用舜配祀天帝。蒋济说“汉代时的奏议,说尧已经把帝位禅让给舜,不能作为漠的祖先,舜也已经把帝位惮让给禹,不能作为魏的祖先。现在应当用武皇帝配祀天帝”。晋、宋沿袭的即是前面的格式。另查考《礼》以及《孝经.援神契》都说“明堂有五个房间,天子每月在某个房间听朝治事,施行教化,祭祀五帝的神灵,用有功德的君主配祀”。《大戴礼记》说“明堂,是明确诸侯尊卑的”。许慎《五经异义》说“施布政教的宫室,所以叫做明堂。明堂,是兴盛的样子”。《周官。匠人职》说明堂有五个房间。郑玄说“周人的明堂五个房间,帝是一个房间”。早先没听说有文王的寝庙。《郑志》载赵商问道“有人说天子庙的样式像明堂,这是说明堂就是文庙吗”?郑玄回答说“明堂主要祭祀上帝,用文王配祀罢了,好比是郊祭天用后稷配祀”。袁孝尼说“明堂是效法上天的宫室,本是祭祀天帝,而用文王配祀,用其父配祀天是可以的,扯着天帝迁就人鬼,就是不义”。太元三年,孙耆之建议说“郊祭用来祀天,所以用后稷配祀;明堂用来祀帝,所以用文王配祀。由此而言,郊祭的是皇天神位,明堂即是上帝的神庙”。徐邈说“既然说到配祀。就一定要有神主;郊祭是天坛,但明堂不是文庙”。《史记》说趟绾、王臧想建立明堂。在当时也没有郊祭配祀。汉又在汾阴设五处祭坛祭祀,就是五帝的祭祀,也没有郊祭的配祀。

  议论者有人说举行南郊祭礼的当天,已经祭上帝,如果又因为没有配祀而特别在明堂祭祀,就是一天两次祭祀,逭对道义是个玷污。查考古代郊祭本不在同一天。蔡邕《独断》说“先在南郊祭祀,祭祀完毕,接着到北郊祭祀,再接着祭祀明堂、高庙、世主困,叫做五供”。马融说“郊祭天帝的祭祀,都在夏历正月,五气行事,有的休止有的兴旺,各在相应的时节,举行四六郊祭,四季合成一年,功绩劳作助以形成,也在这月一起总祭明堂”。这就是南郊祭祀、明堂祭祀不在一天的证明。近代予以简省,所以明堂与郊祭同在一天,还没有繁杂玷污的嫌疑。为什么呢?因为它们作为祭祀虽然相同,祭祀的对象却不同。孔晁有言,说五帝辅佐天帝化育万物,所以有配祀的礼仪,就是祭上帝。至于四郊和明堂,则是原本的祭祀场所,譬如功臣随从帝王享祀,岂能就废弃他们的私庙。况且明堂有配祀的时候,南郊也祭上帝,这就没有顾虑在同一天,现在为什么嫌弃在同时呢。另外《礼记》载“天子祭祀天地、四方、山川、五祀,在一年之中祭祀一遍”。《尚书.尧典》说“都是有秩序而不紊乱”。《诗经》说“尊显恭奉上帝,怀有求多福之义”。根据这些意思,四方、山川之神,还是必须享祀,五帝作为大神,在道义上是不能省略的。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郊祭天地明堂,明帝太和元年正月,用武皇帝配祀天,文皇帝配祀上帝,可见黄初年间的南郊明堂祭祀,都没有配祀。另外郊祭的日期及牺牲的毛色,意见也多有不同。《郊特牲》说“郊祭用辛日,是从周开始的”。卢植说“辛的意思是使自己清新洁净”。郑玄说“采用辛曰,是人应当斋戒使自己清新洁净”。汉魏以来,有时采用丁曰有时采用己日,然而采用辛日较多。查考典籍,辛日是恰当的。《郊特牲》又说,郊祭的牺牲缯帛应当采用正色。缪袭根据《祭法》,说祭天地用红色小牛,是周王室所崇尚的,魏把丑月作为正月,牺牲应是崇尚白色。《白虎通》说,三王祭天,一律用夏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夏历得到上天的运数。魏采用不同的历法,所以牺牲的颜色不同。现在大齐受命于天,采用以寅月为正月的历法,郊祭宗庙祭祀采用的牺牲,一律依照晋、宋。认为应在今年十月殷祀宗庙。从此以后,五年殷祀一次。明年正月上辛曰,举行南郊祭祀。应该在同一天,回去祭祀明堂。另外利用第二个辛曰,飨祀北郊。都没有配祀。牺牲的颜色,一律依照旧的典章。

  诏令说“可以。明堂可另外详议”。

  主管官吏又上奏说:“明堂在礼中找不出明文规定,衹是以《孝经》为准。私下探寻设立祭祀的本意,大盖是文王作为配祀时就祭祀,不作为配祀就不祭。我们认为既然配祀上帝,就要以帝作为神主。现在虽然没有配祀,也不应不祭祀。徐邈是近代大儒,对礼仪每每有所折衷,他说‘郊祭是天坛,那么明堂就不是文王庙,,这确实是明显的证据。内外百官已经议定,如另加咨询查访,终究不会有不同说法。依据儒家和史籍,尽其一管之见。既然圣上旨意犹豫,诸位下臣不敢详言,应当废除还是设置,仰仗圣上裁定。”下韶说“依照旧制”。

  建元四年,世祖即位。这年秋天,主管官吏上奏说:“查考从前各代继承帝位,有的仍旧因循前代的郊祭年次,有的另外开始,晋、宋以来,没有统一的做法。今年正月已举行过郊祭,不清楚明年应举行南北郊祭和明堂祭祀不?”依旧交由通关八座丞郎博士商议。尚书令王俭建议:查考秦作为诸侯时,杂乱地祭祀各方天帝,秦始皇统一天下,也没有确定的祠祀。汉高祖秉受天命,沿袭雍地的四峙又建造了北时,开始祠祀五帝,但没有确定郊祭坛。文帝六年,根据新垣平提议初建渭阳五帝庙。武帝最初到雍地郊祭五时,后来经常三年到雍地郊祭一次。元鼎四年,才在汾阴设立后土祠,第二年,在甘泉设立太一祠,从此以后,两年郊祭一次,与雍地分别祭祀。成帝刚即位,丞相匡衡在长安确定南北郊祭地点。哀帝、平帝之际,又恢复在甘泉、汾阴祠祀。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请依照匡衡的建议,恢复在长安南北郊祭。光武帝建武二年,确定郊祭的地址在洛阳。魏、晋沿袭,全都依据漠代典制,虽然在时间上有所差别,但大多隔年举行一次。至于继承帝位的国君,参差不统一。应该有确定的制度。查晋明帝太宁三年举行南郊祭祀,这年九月驾崩,成帝即位,第二年改年号就郊祭;简文帝咸安二年举行南郊祭祀,这年七月驾崩,孝武帝即位,第二年改年号也郊祭;宋元嘉三十年正月举行南郊祭祀,这年二月驾崩,孝武帝继承帝位,第二年改年号郊祭。这是晋、宋两代明确的例证,勉强可依照。认为明年正月应当享祀南北二郊,恭敬地祭祀明堂,自此以后,仍旧隔年祭祀。

  尚书领国子祭酒张绪等十七人都赞同王俭的意见。下诏说“可以”。

  永明元年应当举行南郊祭祀,可是立春在郊祭曰之后,世祖想更改郊祭期。尚书令王俭陈述:查考《礼记。郊特牲》说“郊祭是迎着冬至的来临,隆重地报答天的恩赐,而以冬至日作为主体”。《易说》“三王的郊祭日期,一律用夏历”。卢植说“夏历是在冬至后,《传》说惊蛰举行郊祭,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就是圜丘祭祀与郊祭各自举行,互不妨碍。郑玄说“以寅月为正月,昼夜的划分开始白昼变长”。王肃说“周于冬至曰在圜丘祭天,在正月又祭天祈求谷物丰收”。《祭法》称“燔柴于太坛”,就是圜丘祭。《春秋传》说“惊蛰郊祭”,则是祈求谷物丰收。谨查检《礼记》《春秋传》二书的文字,各有自己的意思,卢植、王肃二人的说法,就好像是符信相合。中朝减省圜丘、祈谷之礼并入南北郊祭,即是现在的郊祭礼,用意在于报答天的恩赐,兼有祈求谷物丰收的意义,既然不全是为了祈求农业丰收,何必非等到惊蛰。史官衹看到了《春秋传》的意思,没有懂得《礼记》的含意。另外查检景平元年正月三辛丑举行南郊祭祀,同月十一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举行南郊祭祀,同月八日立春,这些都是近代明确的例证,并不以先郊祭后立春为嫌。如果有人认为正月初一这一时间有所不便,那么晋成帝咸康元年正月初一加冕,初二亲自主持南郊祭祀,加冕典礼重要,百官都要列席,虽然是在洁身清心的致斋之中,照样举行不会有疑虑。现在斋戒期内遇到初一,这就要遵照前面的例子。如果圣上之心恭敬有加,务求严格整洁,初天,可让散官预设防备,凡是不参预致斋礼的,在止车门外另立帏帐作为官署,假如天色有异常,就排列在宫署之前,希望上天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允许,我认为没有必要麻烦更换日期。听从了这个意见。

  永明二年,祠部郎中蔡履提议:“郊祭与明堂祭祀,本来不应在同一天。汉东京《礼仪志》南郊祭礼完毕,依次祭北郊、明堂、高庙、世祖庙,称为五供。蔡邕所依据的也是如此。近代减省,所以郊祭与明堂祭祀同在一天。明年郊祭,应该有个定准。”

  太学博士王佑建议:“明年正月的第一个辛,应当祭祀南郊,第二个辛曰,举行明堂祭祀,第三个辛,飨祀北郊。”

  兼博士刘蔓建议:“汉元鼎五年,在辛巳举行祭礼,此后郊祭的期,没有一点不同。元封元年四月癸卯,登泰山封惮,连带祭祀明堂。元封五年甲子,用高祖配祀上天。汉王朝的郊祭,不全是在国都举行,所以祭祀的月份,因事而不同。后漠永干以后,明堂建于国都南郊,而郊祭在第一个丁,因此供奉三祀,得以都在正月。虽然郊祭有确定的日期,明堂却还没有一定的时曰。为什么呢?郊祭在丁曰,社神祭祀在甲,有定说就会遵从,如果经礼没有文字记载,就难以臆造,因此一定要算出吉,不在寅丑日祭祀。而且礼规定的祭献,没有共同享用的,衹有漠代把朝拜太阳与报答上天恩赐合在一起。如果依照《汉书》的五供,就应当先祭北郊,然后祭明堂。这就成了地在天之前享用奉献,是不可以的.”兼人常丞蔡仲熊建议:《郑志》说“正月第一个辛日,在南郊祭祀后历,回到明堂祭祀,用文王配祀”。所以塞伐创建明堂,郊祭回来后就祭,这是采用《郑志》的说法。这大概是作《郑志》的人的错误,不是郑玄的本意。郑玄的话是说“不清楚周代明堂在哪月祭祀,《月令》中是在季秋”。查郑玄注释《月令》季秋大飨帝说“大飨,全面祭祀五帝”。又说“在明堂的大飨,用文王、武王配祀”。当时是在秋天,离惊蛰还早。另外《周礼.大司乐》记载“凡是举行大的祭祀活动,都在当地住宿”。查检在当地住宿的意思,是因为日出举行祭祀的缘故;如果天黑之后举行祭祀,就无须预先在当地住宿。如果是日出举行祭祀,怎么会要等到郊祭回来。束京《礼仪志》中没有记载祭祀的时间日期,可是《郑志》说“郊祭天帝供奉牺牲的夜晚,夜漏没有流到八刻进献熟品;祭祀明堂供奉牺牲的夜晚,夜漏没有流到七刻进献熟品”。查考明堂祭祀在郊祭的前一刻,可是进献奏乐。要等到郊祭回来。魏高堂隆上表建议“九日祭南郊,十曰祭北郊,十一日祭明堂,十二日祭宗庙”。查考高堂隆这话,是仔细研究时序而确定的制度,因此《周礼》、两汉及魏,都不在同一天。《礼记》在辛日郊祭,《尚书》在丁曰祭祀,辛日丁曰都合适,应该临时谨慎选择。

  太尉从事中郎顾宪之建议:“《春秋传》在正月第一个辛日郊祭,《礼记》也说在辛日郊祭,惟独《尚书》说丁巳日郊祭供献牺牲。先儒认为早于甲曰三天的辛,晚于甲日三天的丁曰,是可以迎接供奉天神的日子。后汉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在明堂宗奉祭祀光武皇帝。辛日既然是常规的郊祭之曰,郊祭又在明堂祭祀之前,不容许不郊祭而祭祀明堂,理应是郊祭明堂祭祀都举行。”

  司徒西合祭酒梁王建议:“《孝经》郑玄注说‘上帝也就是天的别名’。根据郑玄的意思,帝和天说起来没有什么区别。近代同时祭祀,也是很有根据的。毯左扣元年正月丁未,郊祭时用武皇壶配祀天,在明堂宗奉祭祀文皇帝来配祀上帝,这就是遵照从前的规则行事了。”

  骁骑将军江淹建议:“郊祭上天,明堂祭祀五帝,不是说一天两次祭祀就玷污了神灵,无须改正。”

  尚书陆澄建议:前人遗留的文字事实,存在于旧的书籍之中,郊祭宗祀地点相近,论情势可同在一天。不能同在一天,说明意义必定不同。元始五年正月六日辛未,郊祭时用高皇帝配祀天,二十二日丁亥,在明堂宗祀孝文帝配祀上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在明堂宗祀五帝,用光武皇帝配祀。章帝元和二年,巡狩岱宗,烧柴祭祀,第二天,在明堂祠祀五帝。柴祭山祠祀地,还不在同一天,郊祭与明堂祭祀应当不在同一天,例证就更明确了。陈忠《奏事》说‘延光三年正月十三日祭南郊,十四日祭北郊,十五日祭明堂,十六日祭宗庙,十七日祭世祖庙’。仲远的五祀,绍统的五供,和陈忠的这项奏议,都相符合。高堂隆上表,南、北郊祭及明堂祭祀、宗庙祭祀各在一天,挚虞《新礼》建议明堂与南郊祭坛相隔三处坛场,是里祭天飨祀帝同在一天的例证。另外上帝不是天,过去的人说得已经很详细。现在祭明堂采用的日期,应当依照古制在北郊祭祀之后。汉代衹有南郊祭祀配备大驾,自北郊祭祀以下,皇上车驾省去十分之二,现在祠祀明堂,不应配备大驾。

  尚书令王俭建议:西汉郊祭明堂祭祀各在不同的日期,东汉也不在同一天,魏、晋沿袭旧制,没有分辨异同,宋代设立明堂,衹是依据从郊祭到明堂祭祀的意思,没有通晓祭祀天地的宗旨.为什么呢?郊祭坛祭天,始自清晨,回到明堂祭祀,便在太阳偏西,虽然奉祀有所根据,然而烦琐简慢的很,不在同一天祭祀的建议,在情理上更有说服力。《春秋感稍符》说“王以天为父,以地为母”。这样北郊祭祀应在明堂祭祀前。汉、魏时北郊祭祀,也都是皇帝亲自主持,晋泰宁年间有诏书,但未来得及遵行。咸和八年,北郊祭坛才得以营建,太常顾和执意由皇帝亲自祭祀。康皇年间,已经遵照采纳。宋代沿袭,没有来得及改革。现在应该皇上亲自祭祀地,明年正月第一个辛祭祀皇天,第二个辛曰祭祀后土,最后一个辛祭祀明堂。皇上都是亲自主持。车骑服用的仪制,一律遵照选制。南郊用大驾、北郊明堂降为法驾。衮衣冠冕等礼服,各祭祀都用。诏令说“可以”。建逮二年,通直散骑常侍座昙隆启奏说:我看见南郊祭坛场地周围,永明年间建造了瓦房,式样宏伟壮丽。查考经史,无所依据。翻检《周礼》。祭天在圜丘,取其就高之义,在南郊建祭坛,是就着阳位。所以要高大宽敞,贵在昭显上天光明,四周流通气物。自秦、汉以来,虽然郊祭多有不同,但祭坛场地中间,并没有另外建宫室。其中用意何在呢?治理国家是质朴虔诚尊奉上天.不树立抬高自己,处事要兼通旷达,务求开明长远。宋元嘉年间南郊祭祀,到时临时设置小的帏帐作为退下来休息的地方,泰始年间稍加修缮扩大,永明初年越加高大壮丽,前些年工匠终于建起了瓦屋。前代的帝王,哪会在祭祀上天时昧心兴建土木,之所以不做,是含有很深的情意。《记》说 “扫地祭祀,在于它的质朴;祭器用陶器匏,是天地的本性”。所以“最高的恭敬没有任何修饰”,“以朴素为贵”。我私下认为郊祭应当初步停建土木,不需要高大,以明确谦恭肃敬为宗旨。或许上可以得到上天神灵的准允,下可以满足众人的期望。下诏说“交付外官详议”。国子助教徐景嵩建议:“我翻检《三礼》,天地祠祀,南北郊祭,衹是明确祭祀选取的牺牲,祭器所用的陶器匏,没有记载国君休息之处的仪制。现在帏帐与瓦房的结构虽然不同,但都不是千年的成例,应力求沿袭。”太学博士贺踢建议:“《周礼》‘王祭上帝,摆放毡案,设置皇邸,。国家有变故而举行祭祀,也叫旅祭。毡案,是在帏帐中用毡作床,没听说在郊祭坛场设置宫室。”兼左丞王撞建议,扫地郊祭上天,认为郊祭坛场没有建筑房屋。都与昙隆意见相同。

  骁骑将军虞炎的建议,认为“所施予的诚朴,衹是在一个祭坛,汉代的郊祭,是在甘泉享祀帝,天子从竹宫望拜,休息的殿堂离坛场既然很远,郊祭典礼完毕,旋即驾临此处。瓦房与帏帐,无所谓简慢”。祠部郎李揭建议:“《周礼》载‘凡是祭祀都要张开旅祭帐幕,陈设尸次’。有尸次就要有帏帐。仲师说‘尸次,是祭祀的尸所居住的更衣帏帐,。凡是有关祭祀的文字,既然不衹是在郊祭方面,设立尸次的言论,理应与宗庙相关。古代就撑开帐幕,现在非要省去房屋。宗庙的旅祭帐幕,既然可以改为房屋;郊祭的毡案,为什么不能转变成房檐屋脊?”昙隆的建议没能实行。

  建武二年天旱,主管官吏建议雩祭依照明堂礼制。祠部郎何佟之建议说:《周礼.司巫》说“如果国家大旱,就率领巫师歌舞求雨”。郑玄说“雩,是天早时的祭祀。天子对上帝,诸侯以下对上公的神灵”。另外《女巫》说“干旱就歌舞求雨”。郑玄说“让女巫在干旱时的祭礼上跳舞,是崇拜女阴”。郑众说“用女巫求雨”。《礼记。月令》说“命令主管官吏为百姓向山川百源祈求祭祀,于是大肆雩祭天帝,用盛大的乐舞。于是命令各地雩祭诸侯、卿、士中有益于百姓者的神灵,祈求谷物丰收”。郑玄说 “阳气兴盛就会长期干旱。山川百源,是能够产生云雨的地方。众多水流产生的地方是百源,一定要先祭祀最根本的。雩,是感叹求雨的祭祀。雩祭上帝,说是在南郊祭坛的旁边,祭祀五精之帝,用先帝配祀。从靴鞟到祝敔类乐器是演奏盛大的音乐祭祀,其他的雩祭衹用歌舞。诸侯、卿、士,古代的上公以下,指的是勾龙、后稷之类。《春秋传》说龙出现时举行雩祭,最正式的雩祭应当在四月”。王肃说“大雩,是求雨的祭祀。《春秋传》说龙出现时举行雩祭,指的是四月。如果五月六月大旱,也用雩祭,《礼》是在五月裹写明雩祭的意思”。晋永和年间,中丞启奏,雩祭礼制足在国都南郊建坛,祈求上帝诸侯神灵,用八列六十四个童子跳舞,歌唱《云汉》诗,都是在孟夏。得到雨水,用太牢回报。当时博士建议,说原来有祭坛,汉、魏却另加探讨。《月令》说“命令主管官吏祈求祭祀山川百源,就是大雩”。又说“于是命令各地雩祭诸侯、卿、士的神灵”。那么大雩所祭祀的,衹应当是五精之帝罢了。勾芒等五位神灵,既然是五帝的助手,依据郑玄的说法,应当在庭中配祀。郑玄说“雩祭坛在南郊祭坛的旁边”,而没分辨东西。据查有关地的法则是崇尚右,雩祭坛较郊祭坛地位要低,理应在左边。应当在郊祭坛的东面,坛场的外边建筑雩祭坛。既然是祭祀五帝,那么雩祭坛的形状应当是圆的。查考雩祭坛的高度广度,《礼记》、《春秋传》没有明文,依据《觐礼》设置上下四方神明祭祀,筑祭坛高四尺,使用珪璋等六种玉器,礼拜天地四方神明,帝王率领诸侯亲自礼拜,为的是教人崇敬至尊。雩祭五帝,大体上可以仿照。就是说现在修筑祭坛应当高四尺,其广度应以四圈为限,直径四丈,周长十二丈,分四层。陈列五帝的神主,各依照其方位,就像在明堂的礼仪。皇查用世担在明堂配祀五帝,现在也应当在雩祭坛配祀。古代初春时举行郊祭祈求谷物长势旺盛,初夏时举行雩祭祈求雨水好,两种祭祀虽然不同,可目的是一样的。礼制中衹有冬至曰回报上天,起初没有得到雨水后酬谢帝。现在虽然缺少冬至目的祭祀,然而南郊祭祀兼有祈求报答的礼仪,按理不容许另外有酬谢报答之类活动。礼祀郊祭天帝。所崇尚的是节省费用,周祭祀灵威仰像后稷一样,各用一头牲畜,现在祭祀五帝、世祖,也应当各用一头牛犊,此外完全依照南郊祭祀的礼仪。逮皇童时丧期未完,自然可以不演奏盛大的音乐。至于天旱时歌舞雩祭,大概是表达感叹之意,既然不是存心欢乐,这就不算是涉嫌。其他如祝史宣读祭辞,衹是祈求上天神灵恩泽罢了。礼制中雩祭歌舞是不能缺少的,现在的女巫,都不练习歌舞,临时演练,恐怕无法尽快熟悉。依照晋朝的意见,使用童子,或许是一种适当的选择。司马彪《礼仪志》说雩祭穿黑衣,大概是崇尚阴的意思。现在祭服都是黑色,差不多没有什么改变。祭祀中歌唱的诗,以及各种供品,就让主持者搜求置办。皇上听从了这个意见。

  隆昌元年,主管官吏上奏,众人商议明堂祭祀,都主张用世祖配祀。国子助教谢昙济建议:“依照《祭法》郊祭和祖宗祭祀,都是庄严的祭祀。郑玄注的意思,也是根据二者共享奉祀。应当用祖和宗两人配祀,让文、武双双受祀。”助教徐景嵩、光禄大夫王逡之认为应当用世宗文皇帝配祀。祠部郎何佟之建议:“周代的文王、武王还推让后稷配祀上天,认为文皇帝应当推让世祖配祀帝。虽然是让尊祖去配祀了,但对圣上父亲也是个荣耀。”左仆射王晏的建议,认为“如果采用郑玄的祖宗是通称,那么生前建立功德,死后留下尊称,历代配祀帝的,何止两位?现在祖宗配祀上帝,应准许用世祖,如果百代不改,明堂岂不变成了文庙!”下韶说“可以”。到永元二年,何佟之又建议说:根据《祭法》“有虞氏谛祭黄帝郊祭学,以颛顼为祖,以尧为宗”。“周人樯祀学而郊祭稷,以文王为祖,以武王为宗”。郑玄说 “碲、郊、祖宗,是说祭祀时配祀。这柿是指在圜丘祭祀吴天。在南郊祭祀上帝叫郊,在明堂祭祀五帝五神叫祖宗”。“郊祭是祭一个上帝,而明堂祭祀五帝,德行小者配少的,德行大者配多的”。王肃说“有祖宗之名的庙不毁弃”。如果真像王肃说的,殷商有三祖三宗,都不应该毁弃,为什么衹称荡、契况且帝王的后人还在,舜会宁愿为尧、题垣立庙,可世间相沿祭祀他们了吗?连主查用直担配祀叁歧,到汉武帝设立明堂,又用高祖配祀,一个人兼做两处配祀,有违于圣典。自汉明帝以来,没有再造样做。所以明堂没有兼做配祀的。我私下认为先帝应将二帝列为祖宗,为高宗建新庙,与世回一起作为一般配祀,以此申明圣主尊父之义。先帝相对于逮皇童,论伦常次第是弟弟,论道义尊卑是臣下,设配祀的位置,应该在世担下面,二人并列,都面朝西。

  国子博士王搞建议:“《孝经》‘周公郊祭用后稷配祀天,在明堂宗祭文王配祀上帝’。没说武王。另外《周颂》‘《思文》,是用后稷配祀天,。‘《我将》,是在明堂祭祀文王’。有关武王的内容,祇有《执竞》说‘祭祀武王’。由此周代宗庙祭祀武王诗,更知道明堂没有武王配祀。”何佟之又建议:《孝经》记的是周公摄政时的礼仪,《祭法》记的是成王归位后所实行的礼仪。所以《孝经》以文王为宗,《祭法》以文王为祖。另外孝顺没有比用尊敬的父亲配祀天更大的了,这说的就是周公自己,查考此中旨意,难道能相对于成王说吗?如果《孝经》所说的,的确是成王所实行的,那就是尊敬祖,怎能说尊敬的父亲呢?而且《思文》是周公用后稷配祀天的乐歌,《我将》是文王配祀明堂的乐歌。如果按照王搞的说法,那么这

  二篇,都应该在成王归位之后。请问周公祭祀后稷、文王,用什么乐歌?另外《国语》说“周人谛祭学郊祭后稷,把文王作为祖,把娄工作为宗”。童周说“因公时,把塞工作为宗,其后改为把文王作为祖,把武王作为宗”。查考文王是因为文治而被奉为祖,逮王因为武功而被奉为宗,想表明文王也有大德,武王也有大功,所以郑玄注释《祭法》说“祖、宗说起来是相通的”。因此《诗经》说“吴天已有旨命,二后承受它”。注说“二后,是文王、武王”。而且明堂的配祀,有单个的也有一起的。所以郑玄说“四季在国都郊外迎候上天之气,祭祀一帝,回到明堂,顺便祭祀一帝,则是用文王配祀”。表明一位宾客不容有两位主人。“在明堂享祀五帝,一般就用文王、武王配祀”。“泛”的意思,是指没有具体对象。既然礼仪盛大,所以祖、宗都配祀。

  众人商量以何佟之的意见为准。下韶说“可以”。

  太祖做齐王,依据旧制设立五座宗庙。即位之后,设立七座宗庙。广陵府君、太中府君、淮阴府君、即丘府君、太常府君、宣皇帝、昭皇后共是七庙。建元二年,太祖亲自祭祀太庙六房,遵照礼仪,叩拜完毕,接着到昭后庙室前,根据礼数应当倚门而立,皇上内心犹疑,想让庙裹的执事去做,又想让诸王代替祝令在昭后庙室前执爵主持。向彭城丞刘织问这事。划职回答说:“如果都不到昭后的神座前,我认为太薄情。庙裹的执事就是代替皇上执爵祭奠,可祝令地位卑下,恐怕诸王不会愿意代替他们。旧的庙祭仪式中诸王可以兼任三公亲自主持,我认为这样比较合适。”皇上听从了。

  等到太子穆妃去世,哭祭完毕,拊祭于太庙阴室。永明十一年,文惠太子去世,哭祭完毕,拊祭于太庙阴室。太祖崩,毁掉广陵府君神主。郁林王即位,追尊文帝,又毁掉太中府君神主,停止祭祀淮阴府君。明帝即位,恢复原状。等到明帝崩,咐祭于太庙,因为和世祖是兄弟,所以不区分世次.

  史臣曰:先儒解释宗庙的含义,根据高祖以下五代后亲情断绝,所以与自己有亲情的祖庙有四辈。周代把后稷作为始祖,文王、武王作为远祖,所以说周王立七个庙。夏禹没有始祖,商汤不把契作为先祖,夏立五庙殷立六庙,其数字与此相符。汉代设立宗庙,违背经典古制。匡衡、责鱼、墓邕等人,空有迁移毁弃的议论,长达四百年,竟然没有完善的制度。魏代初年,宗亲之庙衹有四代,吴国、蜀国的宗庙祭祀,失礼的地方已经很多。晋采用王肃的意见,把文帝、景帝作为一代,向上到征西,实际是六个庙。查考其用意,不区分兄弟长幼,应当是为君主立庙,所以同辈可以在七庙相容。等到杨元后崩,征西的庙没有毁掉,就知道没把杨元后列入世次。宗庙有七座庙室,可神主之数满八个。江左贺循提议以后,弟弟不继承哥哥的帝位,所以宗庙的世次必定限制在七辈,神主则没有一定的数字。宋代中央最初设立五庙,把臧后列入宗庙。依据礼义要求,宗亲的庙也就是四个。在礼义上反而与郑玄的意思相合,不是说按照王肃的意见。白此以后,就沿袭旧的制度。夫妻是半道结合,不是在宗族中世代延续的,好比是对下祭祀夭折的嫡子,与宗庙的数量无关,如果都到祖庙,礼义上没法解释。如果照伊尹的话,一定要到七代,那么儿子为昭孙子为穆,不列入妇人。如果依郑玄的说法,宗庙有亲人的称谓,妻的意思是齐,岂能说是胡乱的祭祀。况且照闳宫的品德,周代七庙没有列入并不就是定数,杨元后享祀,晋代成为八庙也没什么损害。现在说的七庙,实际祇有六代神主享祀,致使承受天命的国君,造福后世的制度不能完善。如果说太祖没有列入,那昭穆的数字如何维继,因此礼官应该谨慎。

  末泰豫元年,明帝去世,博士周洽建议:“暂行制度:居丧期间,帝王不亲自主持四季的祭祀。”建元四年,尚书令王俭根据晋中朝《谅阎议》陈述说:暂行法典实行之后,丧礼就被取代了,事情兴于汉代,可是起源很早。殷商王室居丧,没有丧服之名,周王除去丧服,衹要举行宴饮娱乐就会被讥笑。《春秋》的礼义,继位的国君过年后即位,预告就要朝见天子聘问进献,《左传》说“凡是国君即位,卿要出访各国,重申旧的友好关系”。又说 “诸侯即位,小国要前来访问,继续结好示信,谋划事情弥补缺漏,这是礼重要的内容”。至于居丧期间谋划婚事,三年丧期未完就举行谛祭,齐归居丧期间仍旧打猎,杞公居丧不终止奏乐,都导致讥讽批评,应作为明镜引以为戒。从这些记载来说,朝见、聘问、祭祀等典礼,哭完了之后就要准备举行,婚姻、谛祭、打猎、奏乐等事情,三年之后再举办,通畅堵塞,兴盛废弛,各有缘由。又据《大戴礼记》及《孔子家语》都称武王去世,成王继位,第二年六月安葬之后,周公为成王加冕而且朝拜祖宗,会见诸侯,命令祝雍创作颂词。襄王十五年十一月“晋侯周去世”,十六年正月“安葬晋悼公”.平公即位之后,“更换丧服儆戒百官,祭于曲沃”。《礼记.曾子问》“孔子说,天子去世,国君去世,就要祝告移取各庙的神主藏到祖庙中,这是礼。终止哭泣事情完毕后,各位神主仍迁回自己的庙”。《春秋左氏传)“凡是国君哭泣完毕就要拊祭祖庙,拊祭祖庙之后要特别对其神主祭祀,在祖庙中蒸祭、尝祭、棉祭”。先儒说“特别向其神主祭祀,是指在庙寝中单独用丧礼奉祀新去世的国君神主,不同于吉礼。在祖庙内蒸祭、尝祭、稀祭,是终止哭泣事情完毕,各庙的神主,各迁回自己的庙中。而一年四季的祭祀,就都是吉礼。三年丧期完毕,在祖庙中举行吉礼的碲祭,升入诸位神主之列,确定新的神主之位”。凡是这些意见,都写在经典诰命,史册中很清楚,所以晋、宋沿袭,都遵照从前的制度,终止哭泣,因身负国家重任除去丧服,亲自主持祭奠,一切按照礼义,内心和洽。及至泰豫元年,礼官提议,皇上不应亲自主持祭奠,就引用了“居丧三年的制度从天子以下都是通行的”。又依据《王制》声称“三年丧期内不祭祀,衹有祭祀天地社稷,可以破例举行”。岂不知所谓从天子以下通行,本来就存有至情,安葬之后脱掉丧服,因为事情要权宜处理,放弃丧服穿上皇袍,奉祀尽孝应加以申明,“越绋”的意旨,是指事情在未安葬前施行,哭泣终止之后,还有什么“绋”可越?再依照范宣问难杜预,谯周论士人祭礼的意见,都不再是明确的根据。晋武帝服丧,每每存有平息悲哀的想法,不完全依照服丧礼制,至于一年四季的祭祀,大都以哀痛不能承受为由,没有马上改变旧的制度。南迁江左以来,通儒硕学经历得多了,但都谨守旧制不加改革,礼义岂不是空有其名。再就心情来说,公卿大夫,要亲临官署处理政事,新年伊始,要会见各国使节,虽然乐器停止演奏,可是悬挂乐器的木架仍充斥庭院,用情比恒久的悲哀要深,可是行迹被凡俗的礼制所贬抑,怎能说他们的内心能平静,是为了国家的缘故。宗庙祭祀,首先是孝敬,怎能容许其他祭事都筹备举行,惟独这一典礼废弃呢?就是必须要废弃祭祀,那应该三年一直空缺,然后恢复旧制,可是主管官吏整顿礼制,进退不一,更加违背典制初衷。我认为应该依旧山皇上亲自奉祀。皇上听从了这个意见。

  永明九年正月,诏令太庙四季的祭祀,进献宣帝面起饼、鸭腔,孝皇后笋、鸭蛋、脯酱、炙白肉,高皇帝肉脍、菹羹,昭皇后茗、栅、炙鱼,都是他们喜欢吃的。起先是世祖萝见太祖说:“宋代的各位帝王曾在太庙裹向我要吃的,可另为我建祠庙。”皇上于是敕令豫章王妃庾氏四季定时回青溪宫旧宅,宅内合为一堂,供奉二帝二后,牺牲服制,采用家人的礼仪。

  史臣曰:汉代的宗庙,分布在郡国,有所求才祭祀已经亵渎了神灵,依据情分又疏远了。双层房檐的祠堂陵寝,不可建在一起,所以先儒抗议,认为这是迁移毁弃。光武帝承继汉王朝,南蛆昼以上四代,另外在壹陆祠祀。建武三年幸临叠医园庙就是证明。张冲《南都赋》说“宗庙肃穆幽静”。从明帝到章帝、和帝,每次幸临章陵,就到旧宅祭祀。建安末年,曹魏设立宗庙,都在翅都。魏文帝姜翅二年,这屋宗庙没有建成,亲自在建始殿祭祀鸯童,采用家人的礼仪。世祖生发汉明帝一样的梦,开始在旧的宫殿祭祀,既表明了孝敬奉祀,在礼义上也与从前的制度相合,也是一时的盛事。

  丞塱六年,太常丞坷迺之建议:“现在祭祀有生鱼一条,干鱼五条。《少牢颅食礼》说‘主祭者献上鱼、腊、肤,用十五条鲋鱼’。上边既然说‘腊,,下边必然是‘鲜’。其数宇应该相同。称‘肤,足以知道鳞皮没有毁坏。《礼记》说‘用干负祭祀叫商祭,用鲜鱼祭祀叫艇祭,。郑玄注‘商,量;艇,直,。查考‘商’的意思是裁割,‘艇’的意思表现在完整。贺循《祭义》还是用鱼十五条。现在鲜的就减省了,干的全部用。我认为应该干、鲜各两条干的稍微切断头尾,表示保存古义。”国子助教粟惠度建议:“《礼记》称崇尚玄酒加工腥鱼。玄酒不能多,鲜鱼照理应节省。干鱼五条,是因为其加入了人工,可以效法五味,象征五种等级的酒。现在要干、鲜鱼各两条,礼义上没有依据。”何谨之的建议未能施行。

  永明十年,韶令已故太宰褚渊、已故太尉王俭、已故司空柳世隆、骠骑大将军王敬则、镇束大将军陈显达、已故镇束将军李安民六人,配祀太祖庙庭。祠部郎何谨之建议“功臣配祀,宋代屡次实行,查检其中遣事,题名列位,都写明封蹭的官爵、谧号及名字,文中不称神主,衹是设一个板。《白虎通》说‘祭祀有神主,孝子用它系住自己的心’。据此而言,升入庙堂配祀,不容许有神主。宋时板的尺度,已不复存在。现在所制作的,大小厚薄像尚书召板,是为了符合其本意”。主管官吏召集的太庙旧人也说见到的宋优功臣配祀座位板,与尚书召板相似,事情见于《仪注》。

  永明十一年,右仆射王晏、吏部尚书徐孝题、侍中坦胤陈述:“已故太子拊祭太庙,既然从前没有标准。查检宋元后旧例,太尉行礼,太子与太尉一起跪拜。臣等商议,拟依照从前的制度。太常主持太庙神位,太尉主持拊祭礼,太孙跪拜,都与他一起,正式典礼完毕之后,在阴室的祭祀,太孙应该亲自进奠。”皇上下诏说“可以”。

  建武二年,主管官吏上奏景懿后迁入新庙的车服仪制。祠部郎何佟之建议说:《周礼》中王的六等服装,大裘等级最高,衮冕其次。五等车,玉辂等级最高,金辂其次。皇后的六等服装,桦衣等级最高,褕翟其次。首饰有三等,副等级最高,编其次。五等车,重翟等级最高,厌翟其次。上公没有大裘、玉辂,可上公夫人有副以及讳衣,因此《祭统》说“夫人穿戴副及讳衣站在束房”。另外郑玄说“皇后有六等服装,衹是上公夫人也有讳衣”。《诗经》说“乘坐翟弗上朝”。郑玄认为翟荛即厌翟,是侯伯夫人入庙乘坐的。现在上公夫人的副及裤衣既然与皇后相同,那么乘坐的重翟或许没有不同。况且景皇懿后在礼仪上处九等官爵中最高之位。而且晋朝太妃服饰的礼制,和太后相同,宋代皇太妃衹是没有五牛旗这点是不同的,她们的外侍官有侍中、散骑常侍、黄门侍郎、散骑侍郎各二人,分别跟随在前部后部,与王相同;内官有女尚书、女长御各二人,仪仗与太后相同。另外魏朝的晋王,晋朝的宋王,都设置百官,仿效天子朝廷。至于晋文王去世还称薨,太上皇称崩,那是礼仪超出了王。所以前面商议景皇后完全依照近代皇太妃的仪制,那么侍卫随从车驾都不能不同,皇后乘坐重翟,也是无可置疑的。查检齐初神主迁庙,宣皇神主乘坐金辖,皇帝亲自奉祀,也乘坐金格,先去举行完典礼,仍旧陪从神主到新庙,现在应当依照。采纳了这个建议。

  丞台元年,主管官吏商议是否应到宗庙参拜祖先。尚书令徐孝嗣建议:“继承帝位的君主即位,都没有到宗庙参拜祖先的记载,宗族繁衍继承祖业,才有虔诚地谒见宗庙祖庙之礼。”左丞萧琛建议:我听说恭敬地拜谒自己的祖先,这一礼义明白地写在《商书》中,朝拜武宫,事情光大于晋朝史册。哪有登临尊崇的帝位,承受天命继承王业,却不虔诚觐见祖宗,来到太庙。《毛诗.周颂》篇说“《烈文》,是成王即位管理国家,诸侯协同祭祖”。郑玄注说 “新王即位,一定要用朝拜享祀之礼祭祀祖宗,秉告继承帝位”。另外一篇说“《闵予小子》,是继位国君朝拜宗庙”。郑玄注说“继位国君是指成王。除去为武王服的丧服,将要开始即位管理国家,朝拜宗庙”。如此看来隆盛周代法典,严明纲纪,身为嫡子居于帝位,没有比得上成王的。另外两漠由太子继承帝位者,西京七位,束都四位,其中昭、成、哀、和、从五帝,都拜谒宗庙,有关内容载于汉代史书,其他惠、景、武、元、明、章六帝,前代史书没有记载他们拜谒宗庙的事,或许是史书偶尔有阙文,道理上没有其他解释。议论者说皇上早在束宫做太子时,已经向祖先表示了敬意,终止哭泣之后,当即亲自主持正常的祭祀,造就是在宗庙拜见祖先了,所以没有另外拜谒的礼制。我认为不是这样。作为太子在束宫时,也随从参加郊祭,如果说以前的虔诚可以代替后来的恭敬,新朝代创始,就无须再有配祀上天的祭礼了。如果认为亲自主持正常祭祀后,再到宗庙拜见是重复,可是从漠到置,庶子继位,都到宗庙拜谒,既然同是有了祭礼,为何衹有庶子继位举行繁杂的礼仪?而且晋成帝咸和元年改年号后,拜谒宗庙,咸康元年加冕,又重新拜谒。时间上没有换君主,还不怀疑两礼重复,何况地位上隔为君臣,却衹用一次拜谒追祭礼敬。应当继承遥远的周、汉的盛大仪范,黜弃近代置、塞的乖异礼仪,朝拜一次宗庙表现的诚信,会迅速传遍万国。奏议被许可。

  永明元年十二月,主管官吏上奏:“本月三,腊祭太社稷。一日日月相会,在斋戒期内发生了食,不知道对社祭有没有妨碍?官署没有先例依照。”尚书令王俭建议:“《礼记.曾子问》‘天子举行尝谛郊社等五礼范围的祭祀,篮簋等祭器已经摆好’,衹有遇到天子或皇后的丧事才废止。到正当祭祀的那天,发生火灾以及Et食就停止。查考击鼓献祭,由来久远,可是篮簋等祭器刚摆好,没有问到。据此来说,斋戒第一天,赶上轻微的日食,就不应当废止祭祀。另外初平四年,士孙瑞建议因食废止冠礼而不废止郊祭,朝廷的议论采纳了这一建议。王把天地作为父母,郊祭社祭没有不同,造就是先例,我认为不应废止。”下诏说“可以”。

  丞塱十一年,兼祠部郎包工驻建议:据《礼记.郊特牲》“社祭祭土而以阴气为主,国君面向南立在社坛北墙下,其意是对着阴面”。郑玄说“答好比是相对”。“北墉,是社祠内的北墙”。王肃说:“阴气向北,所以国君面向南与之相对。答之就是与之相对的意思。”由此可知古代祭社,面向北设置神位,斋官面向南,是很清楚的。近代沿袭,帝社朝南,太社及稷坛都朝东,斋官的位置在帝社坛北,面向西,在神位背后行礼。又称稷为稷社,非常违背礼的本意。却不知在何时弄错,追溯其中道理应当不久。我认为皇齐改变前朝文物制度,礼乐都应更新,中原的神灵,没有比社神更尊贵的,如果仍旧沿袭前代的错误,恐怕有损盛大的典礼。认为二社,说起其字义是不同,若论其神灵则是相同的,神位都应朝北。稷神如果朝北,就变成了相互背离。稷是百谷的总神,不是阴气之主,应依照先前朝束。斋官站在社坛东北,面向南站立,束是上位;各位执事面向西站立,南是上位。稷依据礼没有异名,现在如果要尊崇,正可以命名为太稷,怎能说是稷社呢?腊祭太社日期临近,可依照所奏请的事情处理,改定礼仪制度。

  仪曹称治礼学士的意见是:《郊特牲》又说“国君面向南,是与阳相对;大臣面向北,是与国君相对”。如果认为阳气在南,那么神位应朝北;阴气在北,那么神位应朝南。现在南北郊祭,一律限定朝南,皇帝持黑瓒站在台阶东部面向西,由此知道祭坛与阴阳无关,设置神位又怎能拘限于南北。众位神灵小的祭祀,大都限定面向南,供奉的时候,面向北行礼大概是想申明神灵的尊贵,表示追求阴幽的含义。魏秦静让另外营建社稷,说自汉代以来,相沿朝南。汉离周年代隔得不远,鄗城荒废的房基,商丘残余的树,应还有遣存,迷失祭坛方位,没到现在这样,博学的儒者知识通达,不认为是错误。庾蔚之从前已有这种意见,后来徐爰、周景远都有不同意见,仍旧没有改变。

  何佟之建议:提出的辩驳引述国君面向南与阳相对,臣下面向北与国君相对。敢问“答”的意思,是相对?还是相背?如果相背则在社神位面向南,国君也面向南,可以同提出的辩驳相符。《郊特牲》说“臣下面朝北与国君相对”。又成了国君与臣下相背。现在说国君朝南臣下朝北,如照前面解释“答”的意思,那么国君朝南就不能称为“答”,《礼记》怎能说祭社时国君朝南“答”阴面呢?社神如果朝同一方向,那么国君也应当面向西,为什么在社祭时面向南?在效祭时面向西呢?我的解释不是如此,《礼记》说,国君面向南与阳相对,这是表明朝廷集会的时候,昌盛的阳气在南,所以国君面向南与之相对,犹如圣人面向南听政,向着光明治理国家的意思,怎能是祈求祭祀天地的太阳呢?由此可知祭社时神位朝北,国君与之相对所以朝南;祭天时神位朝南,国君与之相对应当朝北。现在皇帝持黑瓒站在台阶东面向西,这大概是进入祭场的另外一个位置,不是应接相对时的位置。据《礼记》说“社祭为的是神化地”。又说“社祭祭祀地而主阴气”。又说“不听从命令,在社坛处死”。孔安国说“社祭主阴气,阴气主肃杀”。《传》说:“日食,在社祠击鼓”。杜预说“是谴责各阴气”。社祭执掌阴气的强盛,所以朝北设置神位,以照其本意。其他的祭祀虽然也与土地祭祀同样尊贵,可是不具这种意义,所以神位的朝向不同。不能看到其他的阴祀神位不朝北,便说社祭神位应当朝南。据《周礼》祭社时神位朝南,国君追求阴幽,应当面向北,可是《礼记》说国君面向南,这与相对阴气的意思,追求阴幽的言论不违背吗?魏临时用汉的社坛,社坛、稷坛同在一处,共用一个门口,稷坛在社坛北面,都不是古制。后迁到皇宫南面,自当是遵照礼制。如果像秦静说的这样,就是显示漠代的社祭失去了周代的法度,可以看到漠代的旧事。当时祭社神位朝南,不知出自什么史籍。就是依照议论者提出的秦静所说的祭社位置朝向仍依汉代旧的法度,汉代又是沿袭周代的成规,因而不用更改,那么社稷三座祭坛,都应当朝南,现在为什么改帝社朝南,泰社及稷都朝东呢?

  治礼学士又向何佟之问难,总共往返了三次。到建武二年,主管官吏提出:“治礼学士没有明确的根据。”何佟之的建议才实行。

  建武二年,祠部郎何佟之上奏说:据《周礼.大宗伯》“用苍璧祭天,黄琮祭地”.郑玄又说“都有牺牲缯帛,各依照祭器的颜色”。此可知在圆丘祭天用黑牛犊,在方泽祭地用黄牲畜。《牧人》说“凡是阳祀都用脐牲畜,阴祀都用黝牲畜”。郑玄说“醉,赤色;黝,黑色。阳祀,指南郊祭天以及宗庙祭祀。阴祀,指北效祭地以及社稷祭祀”。《祭法》说“在泰坛焚烧木柴,是祭天;在泰折挖坑掩埋祭品,是祭地。用赤色牛犊”。郑玄说“祭地是阴祀,用黑色牲畜,与祭天一样都用牛犊,所以连在一起说了”.由此可知这里祭祀天地就是南北郊祭。现在南北郊祭都用玄色牲畜,另外明堂、宗庙、社稷祭祀都用赤色,舆从前的礼制不符。另外郑玄说“在明堂祭祀五帝,勾芒等配祀”。自晋以后,把圜丘并入南郊,因此郊祭坛陈列五帝及勾芒等的神位。现在明堂祭祀五方之神,更是缺少五神的神位,北郊祭祀地祇,却设置重黎的神位,乖舛不一,恐怕有损盛大的礼典。

  前军长史刘绘议论说:“《论语》说‘牛犊是赤色而且长着整齐的角,即便不想用于祭祀,山川之神难道会舍弃它吗,不知道山川之神应当是阴祀不?如果属于阴祀,那就舆用黑色不符了。”

  何佟之又发表议论:“《周礼》以祭天地为大祀,四望为次祀,祭山川为小祀。周人崇尚赤色,自四望以上用的牲畜,各依照其所处方位,因为这些祭祀很重大,应当遵从本色。祭山以下的祭祀,没有记载牲畜的颜色,因为这些祭祀规模小,依照它们崇尚的颜色。这样《论语》、《礼记》的两种说法,怎么不相符?”众人商量认为合适。采纳了这一意见。

  永元元年,步兵校尉何佟之提议说:听说凡是圣明帝王治理天下,没有不尊奉天地,崇敬月的,所以冬至日在圆丘祭祀天,夏至在方泽祭祀地,春分祭,秋分日拜月,为的是教诲目姓事奉国君的道理,教化下尊敬上的道义.所以《礼》说“王一定要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以为兄。以月为姊”。《周礼.典瑞》说“王腰插大圭,手持镇圭,用五色丝绳绕五圈装饰朝拜曰”。屋邈说“天子在春分曰祭,秋分曰拜月”。《觐礼》“天子出束门之外拜曰”。卢植“朝拜曰是在立春”。郑玄说“端应当作冕,朝拜是春分的时候”。《礼记。朝事议》说“天子头戴礼帽,手持的镇圭,有一尺二寸,率领诸侯到柬郊朝拜,为的是教导国民尊奉天尊”。所以郑玄知道在这裹端是作冕。《礼记.保傅》说“三代的礼制,天子春天早晨祭,秋天傍晚拜月,为的是表明有所尊敬”。而没有说明所用的确切时辰。马融、翅玄说是用春分、秋分,卢植说是用立春。我认为日是太阳的精灵,月是太阴的精灵。春分时阳气刚在上升,秋分时阴气正向上长。天地是至尊,要在节气开始时祭祀,所以在冬至、夏至祭祀;曰月在礼仪等级上次于天地,所以在春分、秋分朝拜。有一定的道理和根据,这样马融、郑玄的话就符合其本意。汉代是清晨祭,傍晚拜月。魏文帝下诏说“《觐礼》中天子在东门外朝拜,返回后祭祀上下四方神明。《朝事议》说天子头戴礼帽,手持镇圭,率领诸侯到束郊朝拜日。由此而言,大概在诸侯朝觐时,天子祭祀上下四方神明,因而率领诸侯朝拜曰。汉改变了周的法度,各地王公不再进京朝觐,所以不再到东郊朝拜日,这是符合礼的变化。然而早晚常在宫殿下向东朝拜曰,其礼仪太烦琐。现在采用周代春分祭的礼仪,减除汉代每朝拜的仪式,又没有诸侯朝觐的事,不去束郊祭祀,现在正殿就是举行朝会仪式的场所,宜每每在春分之于正殿祭曰。至于祭月,其文不明。这事大家还没有商议提出意见”。魏秘书监薛循请求发表意见说“过去朝拜在春分,祭拜月在秋分。根据《周礼》朝拜没有固定的期,郑玄说要用春分、秋分,所以就施行了。秋分的傍晚,月多潜藏在东方天际,却向西方祭拜,背离实际太远了。我认为朝拜应该在仲春的朔日,祭拜月应该在仲秋的朔”。淳于睿反驳他,引用《礼记》的话“在东方祭曰,在西方祭月,端正它们的位置”。《周礼》中在秋分闩拜月,一直在历代实行。向西拜月,虽然似乎背离实际情况,但也好比月挂中天却在坑穴祭祀,不再说是背离月亮。据《礼器》记载“划分早晚必须依照月的运行”。郑玄说“出东方,月出西方”。又记载“大明生在东方,月生在西方,这是阴阳的区别,夫妇的分位”。郑玄说“大明,就是曰”.由此可知朝拜向东,祭拜月向西,这大概是各依据自己的方位所在。好比天子东西巡游,可是朝廷的百官以及被授予宫职的人,还是向北朝拜,怎么能因为背离实际就怀疑呢?我认为魏代所实行的制度,非常符合礼义增删的本意。晋代初年毁弃圆丘方泽,停止了冬至夏至祭祀天地的礼仪,春分秋分朝拜曰月的仪式,也被替代失去了本意。江左南朝草创,旧的典章制度大多未能健全,宋代沿袭前朝,没能恢复古制。我们皇齐承受天命统治天下,礼典教化都要更新,我认为应该让盛大的礼典在昌盛的时代施行,春分曰在宫殿庭院的西部,面向东朝拜,秋分日在宫殿庭院的东部,面向西祭拜月,这就是所谓必须依照曰月的运行端正方位的意思。使各地前来观摩教化的人,没有不高兴而且赞美的。天子祭天的礼服不装饰旒藻,大概是依据上天极端质朴的本质,朝拜日不能像祭祀吴天一样用质朴的礼仪,所以戴玄色礼帽装饰三条旒。近代祭祀天,穿衮衣礼帽装饰十二旒,极尽花纹色彩的美丽,造就是古今礼制的变化了。祭祀天与朝拜曰,既然礼服应有所不同,近来天子在小型的朝见中,穿戴绛纱袍、通天金博山冠,这是本朝等级低于衮冕的礼服,我认为应当穿戴这套礼服祭拜日月,它非常适合祭祀等级的依次降低.我不在礼局任职,轻率地上奏盛大的礼典,确实是越权,低头追想起来极端惭愧。皇上听从了这一建议。

  永明三年,主管官吏陈奏:“明年正月二十五丁亥,可以祭祀先农,当天御驾亲自耕田。”宋元嘉、大明以后,都是在立春后的亥曰举行,尚书令王俭认为在亥日举行籍田礼,经传中没有文字记载,交给下面详细商议。

  兼太学博士刘蔓建议:“《礼》记载,孟春之月,立春迎春,又在这月的吉举行祈谷礼,又选择吉利的时曰由皇帝亲自主持籍田礼。卢植说礼中的辰、日是相通的,曰,是从甲至癸;辰,是从子至亥。郊祭天是阳祀,所以用日。籍田礼是阴祀,所以用辰。阴祀礼卑下靠后,一定是居于末位,亥是辰的最末位,所以<礼记》称元辰,注说吉亥。另外根据五行学说,木生在亥,在亥曰祭祀先农,也符合其意。”

  太常丞何谨之建议:“郑玄注说‘吉利的时日,大概就是郊祭之后吉利的亥曰’。亥,是辰中的水位,凡是农垦种植,都存有湿润之意。五行学说认为十二辰组成六个相合,寅与亥相合,正月在束郊耕田,是取月建与日辰相合。”

  国子助教桑惠度建议:“查考郑玄把亥日作为吉利时曰,阳生在子曰,吉利起源于亥日,选取属阳的吉曰创造万物,亥又属水,代表十月,五谷依赖其滋润而成熟。”

  助教周山文建议:“卢植说‘元,即吉利。郊祭天是阳祀,所以用曰。籍田礼是阴祀,所以用辰’.蔡邕《月令章句》解释元辰说‘曰是干,辰是支,祭祀天用曰,祭祀地用辰。”

  助教何佟之建议:“《少牢镇食礼》说‘孝孙某某,明日丁亥,用年节礼祭祀皇祖伯某某’。注说‘未必衹有丁亥日,衹是举一天来说明罢了。祭祀太庙的典礼在丁亥日,如果不用丁亥日,就用己亥、辛亥曰,衹要有亥就可以,。郑玄又说‘必须用丁、己,是取其美名。选用的是叮嘱、改变的意思,都是表示尊敬’。如果这样,丁亥衹是祭祀的日期,不足祭祀先农的专门日期。汉文帝在这天举行籍田礼祭祀先农,所以后世的帝王相沿采用,没有别的意思。”

  殿中郎顾马之建议:郑玄称是先举行郊祭后的吉利时曰,可没有说必须是亥曰的理由。卢植清楚子到亥是叫辰,但也没有固定用辰的证据。汉代皇帝亲自主持籍田礼,始自汉文帝,他的诏书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农事活动开始于籍田礼”。这衹是草就的诏令,没有发现皇帝亲自主持籍田的吉日。昭帝癸亥日在钩盾管辖的皇家游乐场地耕田,明帝癸亥日在下邳耕田,章帝乙亥曰在定陶耕田,另外辛丑日在坏耕田,魏的至巡照实写明在辛未,不定在一辰,这是两代的证明。推究晋的改变魏,塞的沿袭置,正是信服郑玄的意见,没有不同看法。班固排列亥位说“阴气对应仲秋之月就应该收藏万物,然而如杂有阳气就会阻碍播种”。而且亥既然是属水的辰,天性化育,播种要选取吉曰,就是这个意思圭匡厘排列丑位说“阴祀五帝辅助仲冬之月渲泄气息萌生万物。”排列未位说“阴气受命,辅助君主在五月播种万物,使它们长大茂盛”。因此还伐更选,重蝼改用,参酌从前的用丑,确实都有依据。相互商议奏请用丁亥曰。下诏说“可以”。

  建元四年正月,下诏建立国学,配置一百五十位学生。其中有爵位乐于入学的有五十人。学生十五岁上学,二十岁回家,收取王公以下包括三将、著作郎、廷尉正、太子舍人、领护诸府司马谘议经除敕者、诸州别驾治中等、现在职以及罢职散官的子孙。选取的学生家离国都都不超过二千里。太祖去世,才停止。

  永明三年正月,下诏建立学校,创建学堂,招收公卿子弟及员外郎的后代,总共配置学生二百人。当年秋季中期全都聚齐。主管官吏上奏:“宋元嘉年问的旧制,学生到校,先用释奠礼祭祀先圣先师,另外有释莱礼,不知道现在应当举行什么礼?用什么乐和礼器?”尚书令王俭建议:《周礼》“春天入学,举行释菜礼,伴以乐舞”。《礼记》说“学校开学头戴皮弁举行释菜礼,表示敬奉道学”。又说“刚入学,一定要祭祀先圣先师”。中朝以后,释菜礼被废,现在所实行的,衹是释奠礼。使用的乐器礼器,都没有明文记载。如仿效七庙祭礼就轻了,比照五礼就重了。陆纳、车胤认为宣尼庙应依照亭侯爵位的礼仪;范宁要依照旦公庙,用王的礼仪;茎宣认为应当把他作为先师,而不要作为臣下,举行释奠礼那天,配备帝王专用的音乐。如此车、陆的主张就失之过轻,二范的主张又失之太重。喻希说“如果达到王的等级自己陈设礼乐,就是在最尊敬的场所滥行奖赏;如果要嘉奖、赞美先师,就是比附得不完备”。查考这一说法,符合情理。皇朝屈尊弘扬教化,用先师之位相待,如同上公,就事而言是恰当的。元嘉时建立学校典礼,裴松之提议应跳六佾舞,因为郊祭的乐舞尚未齐备,所以权且演奏登歌。如今乐器已经齐备,应该三面悬挂乐器演奏,跳六佾舞,牺牲物品及器具,全部依照上公。

  这年冬天,皇太子宣讲《孝经》,亲临释奠典礼,御驾也亲临倾听。

  建武四年正月,下诏建立学校。永泰元年,束昏侯即位,尚书台依照丞塱年间旧事废除学校。领国子助教曹思文上表说:古代建立国家统治百姓的帝王,必定把教学放在首位,用来节制邪恶的情感,禁绝世俗的欲望,所以能教化百姓裁制风俗,养成良好习性。因此忠孝纯一,信义形成,礼让实行,尊重学校教育,其目标是相同的。因此成均鲜明地记载在古代典籍,虎门显赫地记载在前代经典。陛下圣明敦厚,承继大业,现在皇命已下,废除学校的消息早就传闻,恐怕观览国家盛德光辉的人,会有所议论。如果因为国丧的缘故应当废除,当年汉成帝设立学校,白元始年间,一百多年中,未曾有短暂的废除,其间也有国丧。而且晋逮童去世时,他设立的学校还是保存着,这些都是前代不因为国丧废除学校的明确记载。丞塱年间因为没有太子的缘故,废除学校,这不是古制。查考国家设立学校,本意是兴起教化导致国家太平,天子到学校咨询商议,举行祭礼。《礼记》说:“天子出征,接受祖先的旨命,接受学校拟订的谋略。抓获有罪的人回来,在学校举行释奠礼。”又说:“在太学设置三老五更之位赡养老人。天子袒露身体宰割牲畜,持爵献酒,教育诸侯孝悌。”这学校是天子拥有国家的根基,或用其教化天下。所说的都是太学的事。现在所引用的太学并不是相反的证据。据我所见,现在的国学,就是古代的太学。晋代初年太学生有三干人,多了之后就会杂滥,惠查时想分辨清楚,所以元康三年才设立国子学,第五等官品以上的人能进入国学。天于离大学到国学,是为了举行典礼。太子离太学入国学,是为了以年龄大小相让。分设太学与国学,这是晋代区别士庶,划分贵贱罢了。然而贵贱士庶,都需要教育化成,所以国学大学两者共存,不是因为有太子所以设立。因此把学校的兴废系在太子身上,这是丞塱时的重大失误。巡崇尚儒雅,几次废置刑法,可是还道谢居三老五更位的老人,是因为进行教育的手段没有精深。古代的教育,家庭有私塾,党有庠,术有序,国家有太学,用讽诵相互切磋。现在的学校非但不应废除,还应更加崇尚教化之道,依据古代制度,让郡县有学校,乡间实施教化。请交予尚书台及太学、国学详加审议。

  主管官吏陈述。听从了这一建议。学校最终没有能够设立。

  丞塱五年十月,主管官吏上奏:“南郡王萧旦皑举行加冠礼,礼制中找不到从前的标准。”尚书令王俭建议:皇孙加冠的事,历代都没有规定,礼典中虽然有嫡子但没有嫡孙,可是帝王位居正统,向下延及五代。如今南郡王是皇太子所生,确实是国家的后裔,加冕典礼,应该不同于各位藩王。据《士冠礼》,‘主人穿戴黑礼帽朝会礼服,主宾为成年者戴上帽子,赞礼者为其系上帽带,。郑玄说‘主人,是被加冠者的父兄’。查考这裹说父亲及哥哥,就是表明祖宗的存在,父亲不是作为君主。《大戴礼记.公冠篇》说公举行加冠礼自己作主人,四次加戴黑色礼帽,把卿作为宾客。这是表明继位的国君以及帝王的庶子不能称是继位者。《小戴礼记。冠义》说‘在主人位上行加冠礼,是显示被加冠者是传宗接代的人。又在客位上行醮礼,三次加戴礼帽更显示出尊贵,是勉励其今后有所成就’。注说 ‘嫡子在束阶主人位举行加冠礼,庶子在房内举行加冠礼’。《礼记》又说‘古代重视加冠礼,所以在宗庙举行,为的是卑下自己尊奉祖先,。根据如上记载来说,更和郑玄注释《仪礼》的意思相合。因此中朝以来,太子行加冠礼皇帝亲临,由司徒为他加戴礼帽,由光禄赞礼。诸王行加冠礼,则是由郎中加戴礼帽,由中尉赞礼。现在如果和太子的加冠礼相同,就太重了;如果依照诸王的加冠礼,就太轻了。另外《春秋》的意思,‘不因父亲的命令推辞君主的命令。《礼》载‘父亲在此是儿子,君主在此就是臣下’。皇太子居于臣下、儿子之位,没有专擅礼仪的道理。南郡虽然处于藩国之位,但不同于其他庶子的封地,应该让其禀承朝廷的旨命,略微表示在束阶主位举行加冠的礼仪。晋武帝下诏说选、毯派遣使臣给诸王加戴礼帽,不是正规的古制。这大概说的是庶子、封王,应当依照公举行加冠礼自己作主人的意思,至于国君的长孙,派遣使臣是可以的。应当派太常持节前往为其加戴礼帽,大鸿胪作为赞礼人,醮酒的礼仪,也由二入主持,祝酒、醮酒的文辞,按照经书《礼记》,另外撰写,不依照藩国的常规礼仪。朝廷官员陪席拜贺,自然依照旧的制度。举行典礼那天,朝廷内外二品以上的清官,都集中到止娄庆贺,并且到束宫南门递送贺辞。另外一天送礼,宫中大臣也要登门道贺,如同进献台省的礼仪。举行加冠礼之后,限期拜谒宗庙,弘扬尊奉祖先的意义。这既然是大典,应该由通关八座丞郎并交给太学、国学详细计议。

  仆射王鱼等十四人的建议都相同,并且撰写了赞冠、醮酒两种文辞。下诏说“可以”。祝辞说:“皇帝派给事中、太常、武安侯萧惠基为南逊王加戴礼帽。”祝文说:“占卜选择期、宾客,举行加冠典礼。抛弃你年幼时的心志,从此成就德业。亲近贤者任用能人,隆盛大的福惠。”醮酒辞说:“美酒已清,嘉肴已满。兄弟都在,亲善恭谨,做出表率。永远长寿,和睦安宁。”

  丞塱年间,世担因为婚礼奢侈浪费,命令诸王纳妃妾,包括皇上的御妻和六宫妃嫔,依照礼制衹陪送枣、栗、股脩,加上香泽花粉,其余的衣物之类都停送。即便公主出嫁,也衹是送礼给对方父母。永泰元年,尚书令徐孝嗣建议说:作为人伦的开始,没有比冠礼、婚礼更重要的了,它们可以使仪表尊贵德业有成,缔结两姓欢好。世风因时代而兴衰,古今有不同的准则,礼仪的繁简,根据时代而有所不同。三次加戴礼帽的冠礼在士人庶民中已经废弃,婚姻的六礼也衹局限在宫廷使用,虽然因袭不久,事情恐怕也难以马上改变,可是大型礼典的关键之处,就是应繁简适当。据《士冠礼》,三次加戴礼帽完毕,就要用醴酒宽待主持冠礼的人,宽待醴酒仪式衹有一次,所以醴酒文辞没有二份。如果不宽待醴酒,那么每加戴一次礼帽就要有醮酒仪式,所以醮酒文辞有三份。王肃说“宽待醴酒本是古制,这是很重的礼节,用时鲜的酒,这礼节就轻了,所以如此”。或是醴酒或是醮酒,意思不一致,这些都详细记载在经书之中。如今君王加冠礼结束,祇是酌酒一次,可立即依照古制设醴酒礼。还用醮酒文辞,确实是违背礼的本意。查考婚礼是在篚裹装上四个爵,加上两个剖阙的瓢,既有崇尚质朴的含意,又象征离合的意思。所以用手抓三口饭就不再吃,接下来夫妻各用瓠瓜剖成的瓢饮酒漱口。先儒认为婚礼是成就合好,事不过三,然后合用瓠瓜剖成的瓢饮酒。礼制先用瓠瓜剖成的瓢饮酒漱口,作为第二第三,有违本意。另外<郊特牲》说 “三王用陶器瓠瓜装牲物”。说的是远古时候,没有夫妻共吃一盆牲物的礼仪,三王创造了它,用远古的器具,是重视夫妇的初始。现在虽然用方标表示节俭,可是更加背离古代典制。另外用锁把两个瓢连在一起,大概是出自近代的习俗。又另设花烛,费力雕饰,也有损从前制度。当今圣明政治日益隆盛,声名教化务求整肃,那么古代淳朴的世风,保留祭祀宗庙的生羊而爱惜礼义,历代沿袭的制度,关系到治理国家的根本,嘉礼实在重要,应该完备旧的制度。我认为自现在的王侯以下,加冠礼完毕,举行一次醴酒仪式,以此遵行古代的礼义。醴酒仪式就根据旧的记载,对事情是恰当的。婚礼也依照古制,用瓠瓜剖成的瓢盛最后用来漱口的酒,并且除去金银锁链,其余的各种器物,都用陶器。殿堂人役手持烛火,完全可供燃烧之用,花烛奢华,也应当停止节省。或许去除浮华雕饰可以预期,风俗也会慢慢改变。商量的意见一致。上奏被许叮。

  晋武帝太始二年,主管官吏陈奏,从前的事例是皇后的避讳与皇帝的避讳一起下达。韶令说,礼规定皇后的名讳不出宫内,是近代才避讳的。建元元年,太常上奏议事朝堂的避讳原则。仆射王俭建议说:“皇后的名讳依据旧的制度不确定避讳原则。礼规定天子诸侯避各位祖先的讳,臣仆既然有随从致敬的意思,应当为太常府君避讳。至于朝堂的题名榜,本来衹适用于天子,既然够不上追念尊奉,而礼衹施于三代,所以晋代的京兆,宋代的束安,都没有列入题名榜。孙毓的建议称京兆位列正庙,臣下应当为他避讳,可是没有上题名榜。宋初博士司马道敬建议束安府君的名讳应该上题名榜,何承天持不同意见,就是明证。”凡是有人名、地名触犯太常府君以及皇帝、皇后名讳的,都要改。对宣帝的避讳相同。人名、地名不衹避讳一字,所以改承明门为北掖,因为题名榜上有“之”字与“承”字并行避讳,东宫承华门也改为宣华。

  汉代末年,蔡邕编撰汉《朝会志》,最终没有完成。秦代人把十月初一作为岁首,汉代初年相沿袭大宴宾客,后采用夏历,但仍没有废除十月初一的宴会.东汉以后,正月初一夜漏还剩七刻,鸣钟接受拜贺,公侯以下拿着礼物来到庭院,俸禄在二千石以上的官员进殿呼喊万岁,然后奏乐宴饮。张衡赋说“皇帝车舆清晨起驾,日光升上扶桑”。可是虽说清晨起驾,也必须辨明天色后才好进行活动。魏武帝建都邺,正月的宴会在文昌殿举行,用汉代礼仪,又摆列百华灯。后来魏文帝因修建洛阳宫室,权且建都许吕,宫殿狭小,正月初一在城南设立毡帐宫殿,用青色帷幕作门,演奏音乐大宴宾客。后来还都洛阳,依照汉代旧制。晋武帝初年,重新制订朝廷宴会礼仪,夜漏还剩十刻,在庭院点起火炬照明,群臣会集。傅玄《朝会赋》说“华灯犹如火树,百枝炽烈辉煌”。这是因为把魏代礼仪与庭院点火照明同时举行。夜漏还剩七刻,群臣入殿道贺,还剩五刻,各就各位,等到夜漏流尽,皇帝出前殿,百官进贺,如同汉代礼仪。仪礼结束停止进入,群臣就座,称为辰贺。昼漏上到三刻皇帝再出来,百官奉献寿酒,大宴宾客,演奏音乐,称为昼会。另外在黄帐外排列三十位女乐手,演奏《房中之歌》。江南多有忧患,不再举行晨贺,夜漏还剩十刻,打开宣阳门,到天亮才打开殿门,昼漏上到五刻,皇帝才出来接受拜贺。宋代到十刻才接受拜贺。其他升降跪拜礼仪,以及设立后妃、分封王公以下官爵、祠祀、夕牲、拜官授官、吊唁、祭祀,都有仪制,内容太多不再记载.

  三月三日的曲水流觞之会,就是古代的楔祭。选《礼仪志》说“三月上巳曰,官民都到束流的水边洗濯干净,清洗自己消除旧病,是一次大的清洁”。没有记载东流的是什么河。晋中朝载,卿以下至于庶民,都到洛水边行楔礼,事情见于各《楔赋》以及《夏仲御传》。赵王伦篡位,三日,在天渊池集会杀掉张林。怀帝也在天温迤集会赋诗。陆卷说“玉逦迤南的石沟,引御沟的水,池西堆石成为楔堂,横跨水上,流杯饮酒”。也没有说曲水。元帝又下诏废除三月三日的游戏用具。现在相沿成为各种游戏用具,雕琢玩弄技巧,历代增减没有常规。

  史臣曰:考察禊和曲水,意思有矛盾。过去说阳气播布流畅,万物萌发,姑且洗洁自己。“巳”就是“祉”,意思是祈求福惠。另外一说,三月三日,清明节,将在水边举行仪式,祭祀祈祷丰年。应劭说:“‘楔,就是‘洁’,意思是自我清洁。有人说漠代有个叫郭虞的人,在三月上辰日生了两个女儿,上巳日又生了一个女儿,两天中接连生的女儿都死了,当时的习俗认为是大忌,百姓每到这天,都到束流的水边祈福清洁自己,在清流中流杯饮酒,后来就形成曲水之会。”据考高后祈福霸上,马融《梁冀西第赋》说“西北戌亥之位,磁石显示坠落。虾蟆吐泻,庚辛地域”。就是曲水之会的象征。现在根据楔礼就是曲水会的事,应该在永寿之前已经有了,祈福消灾就不可能在高后之后,祈求农业丰收的说法,对事情是适当的。

  九月九举行马射。有种说法,金秋时节,讲演武艺,练习射箭,像汉代立秋的礼仪。

  史臣曰:考察晋代中朝时元旦朝见群臣,设卧骑、倒骑、颠骑等项目,从束华门往神虎门奔驰,这也是角抵之流的杂技游戏。宋武帝为宋公时,在彭城,九月九日出行到项羽戏马台,至今沿袭,作为旧的制度。

  礼上

  礼仪繁博,与天地而为量。纪国立君,人伦攸始。三代遗文,略在经诰,盖秦余所亡逸也。汉初叔孙通制汉礼,而班固之志不载。及至东京,太尉胡广撰《旧仪》,左中郎蔡邕造《独断》,应劭、蔡质咸缀识时事,而司马彪之书不取。魏氏籍汉末大乱,旧章殄灭,侍中王粲、尚书卫觊集创朝仪,而鱼豢、王沈、陈寿、孙盛并未详也。吴则太史令丁孚拾遗汉事,蜀则孟光、许慈草建众典。晋初司空荀摐因魏代前事,撰为《晋礼》,参考今古,更其节文,羊祜、任恺、庾峻、应贞并共删集,成百六十五篇。后挚虞、傅咸缵续此制,未及成功,中原覆没,今虞之《决疑注》是遗事也。江左仆射刁协、太常荀崧,补缉旧文,光禄大夫蔡谟又踵修辑朝故。宋初因循改革,事系群儒,其前史所详,并不重述。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定礼乐。于是诏尚书令王俭制定新礼,立治礼乐学士及职局,置旧学四人,新学六人,正书令史各一人,干一人,秘书省差能书弟子二人。因集前代,撰治五礼,吉、凶、宾、军、嘉也。文多不载。若郊庙庠序之仪,冠婚丧纪之节,事有变革,宜录时事者,备今志。其舆辂旗常,与往代同异者,更立别篇。

  建元元年七月,有司奏:“郊殷之礼,未详郊在何年?复以何祖配郊?殷复在何时?未郊得先殷与不?明堂亦应与郊同年而祭不?若应祭者,复有配与无配?不祀者,堂殿职僚毁置云何?”八座丞郎通关博士议。曹郎中裴昭明、仪曹郎中孔逷议:“今年七月宜殷祠,来年正月宜南郊明堂,并祭而无配。”殿中郎司马宪议:“南郊无配,飨祠如旧;明堂无配,宜应废祀。其殷祠同用今年十月。”

  右仆射王俭议:“案《礼记·王制》,天子先祫后时祭,诸侯先时祭后祫。《春秋》鲁僖二年祫,明年春禘,自此以后,五年再殷。《礼纬·稽命徵》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经》《记》所论禘祫与时祭,其言详矣,初不以先殷后郊为嫌。至于郊配之重,事由王迹,是故杜林议云‘汉业特起,不因缘尧,宜以高帝配天’。魏高堂隆议以舜配天。蒋济云‘汉时奏议,谓尧已禅舜,不得为汉祖,舜亦已禅禹,不得为魏之祖。今宜以武皇帝配天’。晋、宋因循,即为前式。又案《礼》及《孝经援神契》并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月于其室听朔布教,祭五帝之神,配以有功德之君。’《大戴礼记》曰:‘明堂者,所以明诸侯尊卑也’。许慎《五经异义》曰:‘布政之宫,故称明堂。明堂,盛貌也。’《周官·匠人职》称明堂有五室。郑玄云:‘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也。’初不闻有文王之寝。《郑志》赵商问云:‘说者谓天子庙制如明堂,是为明堂即文庙邪?’郑答曰:‘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配耳,犹如郊天以后稷配也。’袁孝尼云:‘明堂法天之宫,本祭天帝,而以文王配,配其父于天位则可,牵天帝而就人鬼,则非义也。’太元十三年,孙耆之议,称‘郊以祀天,故配之以后稷;明堂以祀帝,故配之以文王。由斯言之,郊为皇天之位,明堂即上帝之庙’。徐邈谓‘配之为言,必有神主;郊为天坛,则堂非文庙’。《史记》云赵绾、王臧欲立明堂,于时亦未有郊配。汉又祀汾阴五畤,即是五帝之祭,亦未有郊配。‘议者或谓南郊之日,已旅上帝,若又以无配而特祀明堂,则一日再祭,于义为黩。案,古者郊本不共日。蔡邕《独断》曰:‘祠南郊。祀毕,次北郊,又次明堂、高庙、世祖庙,谓之五供。’马融云:‘郊天之祀,咸以夏正,五气用事,有休有王,各以其时,兆于方郊,四时合岁,功作相成,亦以此月总旅明堂。’是则南郊、明堂各日之证也。近代从省,故与郊同日,犹无烦黩之疑。何者?其为祭虽同,所以致祭则异。孔晁云,言五帝佐天化育,故有从祀之礼,旅上帝是也。至于四郊明堂,则是本祀之所,譬犹功臣从飨,岂复废其私庙?且明堂有配之时,南郊亦旅上帝,此则不疑于共日,今何故致嫌于同辰?又《礼记》‘天子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岁遍’。《尚书·洛诰》‘咸秩无文’。《诗》云‘昭事上帝,聿怀多福’。据此诸义,则四方、山川,犹必享祀,五帝大神,义不可略。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郊天地明堂,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以武皇帝配天,文皇帝配上帝,然则黄初中南郊、明堂,皆无配也。又郊日及牲色,异议纷然。《郊特牲》云:‘郊之用辛,周之始郊也。’卢植云‘辛之为言自新絜也。’郑玄云:‘用辛日者,为人当斋戒自新絜也’。汉魏以来,或丁或己,而用辛常多。考之典据,辛日为允。《郊特牲》又云,郊牲币宜以正色。缪袭据《祭法》,云天地絺犊,周家所尚;魏以建丑为正,牲宜尚白。《白虎通》云,三王祭天,一用夏正,所以然者,夏正得天之数也。魏用异朔,故牲色不同。今大齐受命,建寅创历,郊庙用牲,一依晋、宋。谓宜以今年十月殷祀宗庙。自此以后,五年再殷。来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宜以共日,还祭明堂。又用次辛,飨祀北郊。而并无配。牺牲之色,率由旧章。”

  诏:“可。明堂可更详”。

  有司又奏:“明堂寻礼无明文,唯以《孝经》为正。窃寻设祀之意,盖为文王有配则祭,无配则止。愚谓既配上帝,则以帝为主。今虽无配,不应阙祀。徐邈近代硕儒,每所折衷,其云‘郊为天坛,则堂非文庙’,此实明据。内外百司立议已定,如更询访,终无异说。傍儒依史,竭其管见。既圣旨惟疑,群下所未敢详,废置之宜,仰由天鉴。”诏“依旧”。

  建元四年,世祖即位。其秋,有司奏:“寻前代嗣位,或仍前郊年,或别更始,晋、宋以来,未有画一。今年正月已郊,未审明年应南北二郊祀明堂与不?”依旧通关八座丞郎博士议。尚书令王俭议:“案秦为诸侯,杂祀诸畤,始皇并天下,未有定祠。汉高受命,因雍四畤而起北畤,始畤五帝,未定郊丘。文帝六年,新垣平议初起渭阳五帝庙。武帝初至雍郊见五畤,后常三岁一郊祠雍。元鼎四年,始立后土祠于汾阴,明年,立太一祠于甘泉,自是以后,二岁一郊,与雍更祠。成帝初即位,丞相匡衡于长安定南北郊。哀、平之际,又复甘泉、汾阴祠。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依匡衡议还复长安南北二郊。光武建武二年,定郊祀兆于洛阳。魏、晋因循,率由汉典,虽时或参差,而类多间岁。至于嗣位之君,参差不一,宜有定制。检晋明帝太宁三年南郊,其年九月崩,成帝即位,明年改元即郊;简文咸安二年南郊,其年

  七月崩,孝武即位,明年改元亦郊;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其年二月崩,孝武嗣位,明年改元亦郊。此则二代明例,差可依放。谓明年正月宜飨祀二郊,虞祭明堂,自兹厥后,依旧间岁。”尚书领国子祭酒张绪等十七人并同俭议。诏“可”。

  永明元年当南郊,而立春在郊后,世祖欲迁郊。尚书令王俭启:“案《礼记·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也。’《易说》‘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卢植云:‘夏正在冬至后,《传》曰启蛰而郊,此之谓也。’然则圜丘与郊各自行,不相害也。郑玄云:‘建寅之月,昼夜分而日长矣。’王肃曰:‘周以冬祭天于圜丘,以正月又祭天以祈谷。’《祭法》称‘燔柴太坛’,则圜丘也。《春秋传》云‘启蛰而郊,则祈谷也。谨寻《礼》、《传》二文,各有其义,卢、王两说,有若合符。中朝省二丘以并二郊,即今之郊礼,义在报天,事兼祈谷,既不全以祈农,何必俟夫启蛰?史官唯见《传》义,未达《礼》旨。又寻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其月八日立春。此复是近世明例,不以先郊后春为嫌。若或以元日合朔为碍者,则晋成帝咸康元年正月一日加元服,二日亲祠南郊。元服之重,百僚备列,虽在致斋,行之不疑。今斋内合朔,此即前准。若圣心过恭,宁在严洁,合朔之日,散官备防,非预斋之限者,于止车门外别立幔省,若日色有异,则列于省前。望实为允,谓无烦迁日。”从之。

  永明二年,祠部郎中蔡履议:“郊与明堂,本宜异日。汉东京《礼仪志》‘南郊礼毕,次北郊、明堂、高庙、世祖庙,谓之五供’。蔡邕所据亦然。近世存省,故郊堂共日。来年郊祭,宜有定准。”

  太学博士王祐议:“来年正月上辛,宜祭南郊,次辛,有事明堂,后辛,飨祀北郊。”

  兼博士刘蔓议:“汉元鼎五年,以辛巳行事,自后郊日,略无违异。元封元年四月癸卯,登封泰山,坐明堂。五年甲子,以高祖配。汉家郊祀,非尽天子之县,故祠祭之月,事有不同。后汉永平以来,明堂兆于国南,而郊以上丁,故供修三祀,得并在初月。虽郊有常日,明堂犹无定辰。何则?郊丁社甲,有说则从,经礼无文,难以意造,是以必算良辰,而不祭寅丑。且礼之奠祭,无同共者,唯汉以朝日合于报天尔。若依《汉书》五供,便应先祭北郊,然后明堂。则是地先天食,所未可也。”

  兼太常丞蔡仲熊议:“《郑志》云‘正月上辛,祀后稷于南郊,还于明堂,以文王配。’故宋氏创立明堂,郊还即祭,是用《郑志》之说也。盖为《志》者失,非玄意也。玄之言曰:‘未审周明堂以何月,于《月令》则以季秋。’案玄注《月令》‘季秋大飨帝’云‘大飨,遍祭五帝’。又云‘大飨于明堂,以文武配’。其时秋也,去启蛰远矣。又《周礼·大司乐》‘凡大祭祀,宿县’。寻宿县之旨,以日出行事故也;若日暗而后行事,则无假预县。果日出行事,何得方俟郊还?东京《礼仪志》不记祭之时日,而《志》云:‘天郊夕牲之夜,夜漏未尽八刻进熟;明堂夕牲之夜,夜漏未尽七刻进熟。’寻明堂之在郊前一刻,而进献奏乐,方待郊还。魏高堂隆表‘九日南郊,十日北郊,十一日明堂,十二日宗庙’。案隆此言,是审于时定制,是则《周礼》、二汉及魏,皆不共日矣。《礼》以辛郊,《书》以丁祀,辛丁皆合,宜临时详择。”

  太尉从事中郎顾宪之议:“《春秋传》以正月上辛郊祀,《礼记》亦云郊之用辛,《尚书》独云丁巳用牲于郊。先儒以为先甲三日辛,后甲三日丁,可以接事天神之日。后汉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辛既是常郊之日,郊又在明堂之前,无容不郊而堂,则理应郊堂。”

  司徒西阁祭酒梁王议:“《孝经》郑玄注云‘上帝亦天别名’。如郑旨,帝与天亦言不殊。近代同辰,良亦有据。魏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此则已行之前准。”

  骁骑将军江淹议:“郊旅上天,堂祀五帝,非为一日再黩之谓,无俟厘革。”

  尚书陆澄议:“遗文余事,存乎旧书,郊宗地近,势可共日。不共者,义在必异也。元始五年正月六日辛未,郊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于明堂配上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五帝于明堂,光武皇帝配。章帝元和二年,巡狩岱宗,柴祭,翌日,祠五帝于明堂。柴山祠地,尚不共日,郊堂宜异,于例益明。陈忠《奏事》云‘延光三年正月十三日南郊,十四日北郊,十五日明堂,十六日宗庙,十七日世祖庙’。仲远五祀,绍统五供,与忠此奏,皆为相符。高堂隆表,二郊及明堂宗庙各一日,挚虞《新礼》议明堂南郊间三兆,禋天飨帝共日之证也。又上帝非天,昔人言之已详。今明堂用日,宜依古在北郊后。汉唯南郊备大驾,自北郊以下,车驾十省其二。今祀明堂,不应大驾。”

  尚书令王俭议:“前汉各日,后汉亦不共辰,魏、晋故事,不辨同异,宋立明堂,唯据自郊徂宫之义,未达祀天旅帝之旨。何者?郊坛旅天,甫自诘朝,还祀明堂,便在日昃,虽致祭有由,而烦黩斯甚,异日之议,于理为弘。《春秋感精符》云‘王者父天母地’,则北郊之祀,应在明堂之先。汉、魏北郊,亦皆亲奉,晋泰宁有诏,未及遵遂。咸和八年,甫得营缮,太常顾和秉议亲奉。康皇之世,已经遵用。宋氏因循,未遑厘革。今宜亲祠北郊,明年正月上辛祠昊天,次辛瘗后土,后辛祀明堂,御并亲奉。车服之仪,率遵汉制。南郊大驾,北郊、明堂降为法驾。衮冕之服,诸祠咸用。”诏“可”。

  建武二年,通直散骑常侍庾昙隆启:“伏见南郊坛员兆外内,永明中起瓦屋,形制宏壮。检案经史,无所准据。寻《周礼》,祭天于圜丘,取其因高之义,兆于南郊,就阳位也。故以高敞,贵在上昭天明,旁流气物。自秦、汉以来,虽郊祀参差,而坛域中间,并无更立宫室。其意何也?政是质诚尊天,不自崇树,兼事通旷,必务开远。宋元嘉南郊,至时权作小陈帐以为退息,泰始薄加修广,永明初弥渐高丽,往年工匠遂启立瓦屋。前代帝皇,岂于上天之祀而昧营构,所不为者,深有情意。《记》称‘扫地而祭,于其质也,器用陶匏,天地之性也’。故‘至敬无文’,‘以素为贵’。窃谓郊事宜拟休偃,不俟高大,以明谦恭肃敬之旨。庶或仰允太灵,俯惬群望。”诏“付外详”。

  国子助教徐景嵩议:“伏寻《三礼》,天地两祀,南北二郊,但明祭取牺牲,器用陶匏,不载人君偃处之仪。今栋瓦之构虽殊,俱非千载成例,宜务因循。”太学博士贺翙议:“《周礼》‘王旅上帝,张毡案,设皇邸’。国有故而祭,亦曰旅。毡案,以毡为床于幄中,不闻郊所置宫宇。”兼左丞王摛议,扫地而祭于郊,谓无筑室之议。并同昙隆。

  骁骑将军虞炎议,以为“诚悫所施,止在一坛。汉之郊祀,飨帝甘泉,天子自竹宫望拜,息殿去坛场既远,郊奉礼毕,旋幸于此。瓦殿之与帷宫,谓无简格”。祠部郎李捴议:“《周礼》‘凡祭祀张其旅幕,张尸次’。尸则有幄。仲师云‘尸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帐也’。凡祭之文,既不止于郊祀,立尸之言,理应关于宗庙。古则张幕,今也房省。宗庙旅幕,可变为栋宇;郊祀毡案,何为不转制檐甍?”昙隆议不行。

  建武二年旱,有司议雩祭依明堂。祠部郎何佟之议曰:“《周礼·司巫》云:‘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郑玄云:‘雩,旱祭也。天子于上帝,诸侯以下于上公之神。’又《女巫》云‘旱则舞雩’。郑玄云:‘使女巫舞旱祭,崇阴也。’郑众云:‘求雨以女巫。’《礼记·月令》云:‘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原,乃大雩帝,用盛乐。乃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谷实。’郑玄云:‘阳气盛而恒旱。山川百原,能兴云致雨者也。众水所出为百原,必先祭其本。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谓为坛南郊之旁,祭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鼗鼙至柷敔为盛乐,他雩用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者上公以下,谓勾龙、后稷之类也。《春秋传》曰龙见而雩,雩之正当以四月。’王肃云:‘大雩,求雨之祭也。传曰龙见而雩,谓

  四月也。若五月六月大旱,亦用雩,《礼》于五月著雩义也。’晋永和中,中丞启,雩制在国之南为坛,祈上帝百辟,舞童八列六十四人,歌《云汉》诗,皆以孟夏,得雨报太牢。于时博士议,旧有坛,汉、魏各自讨寻。《月令》云‘命有司祈祀山川百原,乃大雩’。又云‘乃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则大雩所祭,唯应祭五精之帝而已。勾芒等五神,既是五帝之佐,依郑玄说,宜配食于庭也。郑玄云‘雩坛在南郊坛之旁’,而不辨东西。寻地道尊右,雩坛方郊坛为轻,理应在左。宜于郊坛之东、营域之外筑坛。既祭五帝,谓坛宜员。寻雩坛高广,《礼》、《传》无明文,案《觐礼》设方明之祀,为坛高四尺,用圭璋等六玉,礼天地四方之神,王者率诸侯亲礼,为所以教尊尊也。雩祭五帝,粗可依放。谓今筑坛宜崇四尺,其广轮仍以四为度,径四丈,周员十二丈而四阶也。设五帝之位,各依其方,如在明堂之仪。皇齐以世祖配五精于明堂,今亦宜配飨于雩坛矣。古者,孟春郊祀祈嘉谷,孟夏雩祭祈甘雨,二祭虽殊,而所为者一。礼唯有冬至报天,初无得雨赛帝。今虽阙冬至之祭,而南郊兼祈报之礼,理不容别有赛答之事也。礼祀帝于郊,则所尚省费,周祭灵威仰若后稷,各用一牲;今祀五帝、世祖,亦宜各用一犊,斯外悉如南郊之礼也。武皇遏密未终,自可不奏盛乐。至于旱祭舞雩,盖是吁嗟之义,既非存欢乐,谓此不涉嫌。其余祝史称辞,仰祈灵泽而已。礼舞雩乃使无阙,今之女巫,并不习歌舞,方就教试,恐不应速。依晋朝之议,使童子,或时取舍之宜也。司马彪《礼仪志》云雩祀著皂衣,盖是崇阴之义。今祭服皆缁,差无所革。其所歌之诗,及诸供须,辄勒主者申摄备辨。”从之。

  隆昌元年,有司奏,参议明堂,咸以世祖配。国子助教谢昙济议:“案《祭法》禘郊祖宗,并列严祀。郑玄注义,亦据兼飨。宜祖宗两配,文、武双祀。”助教徐景嵩、光禄大夫王逡之谓宜以世宗文皇帝配。祠部郎何佟之议:“周之文、武,尚推后稷以配天,谓文皇宜推世祖以配帝。虽事施于尊祖,亦义章于严父焉。”左仆射王晏议,以为“若用郑玄祖宗通称,则生有功德,没垂尊称,历代配帝,何止于郊邪?今殷荐上帝,允属世祖,百代不毁,其文庙乎!诏“可”。

  至永元二年,佟之又建议曰:“案《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郑玄云‘禘郊祖宗,谓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谓祀昊天于圜丘也。祭上帝于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众’。王肃云‘祖宗是庙不毁之名’。果如肃言,殷有三祖三宗,并应不毁,何故止称汤、契?且王者之后存焉,舜宁立尧、顼之庙,传世祀之乎?汉文以高祖配泰畤,至武帝立明堂,复以高祖配食,一人两配,有乖圣典。自汉明以来,未能反者。故明堂无兼配之祀。窃谓先皇宜列二帝于文祖,尊新庙为高宗,并世祖而泛配,以申圣主严父之义。先皇于武皇,伦则第为季,义则经为臣,设配飨之坐,应在世祖之下,并列,俱西向。”

  国子博士王摛议:“《孝经》‘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不云武王。又《周颂》‘《思文》,后稷配天也’。‘《我将》,祀文王于明堂也’。武王之文,唯《执竞》云‘祀武王’。此自周庙祭武王诗,弥知明堂无矣。”

  佟之又议:“《孝经》是周公居摄时礼,《祭法》是成王反位后所行。故《孝经》以文王为宗,《祭法》以文王为祖。又孝莫大于严父配天,则周公其人也。寻此旨,宁施成王乎?若《孝经》所说,审是成王所行,则为严祖,何得云严父邪?且《思文》是周公祀后稷配天之乐歌,《我将》是祀文王配明堂之乐歌。若如摛议,则此二篇,皆应在复子明辟之后。请问周公祀后稷、文王,为何所歌?又《国语》云‘周人禘喾郊稷,祖文王,宗武王’。韦昭云‘周公时,以文王为宗,其后更以文王为祖,武王为宗’。寻文王以文治而为祖,武王以武定而为宗,欲明文亦有大德,武亦有大功,故郑注《祭法》云‘祖宗通言耳’。是以《诗》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注云‘二后,文王、武王也’。且明堂之祀,有单有合。故郑云‘四时迎气于郊,祭一帝,还于明堂,因祭一帝,则以文王配’。明一宾不容两主也。‘享五帝于明堂,则泛配文、武’。泛之为言,无的之辞。其礼既盛,故祖宗并配。”参议以佟之为允。诏“可”。

  太祖为齐王,依旧立五庙。即位,立七庙,广陵府君、太中府君、淮阴府君、即丘府君、太常府君、宣皇帝、昭皇后为七庙。建元二年,太祖亲祀太庙六室,如仪,拜伏竟,次至昭后室前,仪注应倚立,上以为疑,欲使庙僚行事,又欲以诸王代祝令於昭后室前执爵。以问彭城丞刘瓛。瓛对谓:“若都不至昭后坐前,窃以为薄。庙僚即是代上执爵馈奠耳,祝令位卑,恐诸王无容代之。旧庙仪诸王得兼三公亲事,谓此为便。”从之。及太子穆妃薨,卒哭,祔于太庙阴室。永明十一年,文惠太子薨,卒哭,祔于太庙阴室。太祖崩,毁广陵府君。郁林即位追尊文帝,又毁太中主,止淮阴府君。明帝立,复旧。及崩,祔庙,与世祖为兄弟,不为世数。

  史臣曰:先儒说宗庙之义,据高祖已下五世亲尽,故亲庙有四。周以后稷始祖,文、武二祧,所以云王立七庙也。禹无始祖,汤不先契,夏五殷六,其数如之。汉立宗庙,违经背古。匡衡、贡禹、蔡邕之徒,空有迁毁之议,亘年四百,竟无成典。魏氏之初,亲庙止乎四叶,吴、蜀享祭,失礼已多。晋用王肃之谈,以文、景为共世,上至征西,其实六也。寻其此意,非以兄弟为后,当以立主之义,可相容于七室。及杨元后崩,征西之庙不毁,则知不以元后为世数。庙有七室,数盈八主。江左贺循立议以后,弟不继兄,故世必限七,主无定数。宋台初立五庙,以臧后为世室。就礼而求,亦亲庙四矣。义反会郑,非谓从王。自此以来,因仍旧制。夫妻道合,非世叶相承,譬由下祭殇嫡,无关庙数,同之祖曾,义未可了。若据伊尹之言,必及七世,则子昭孙穆,不列妇人。若依郑玄之说,庙有亲称,妻者言齐,岂或滥享?且閟宫之德,周七非数,杨元之祀,晋八无伤。今谓之七庙,而上唯六祀,使受命之君,流光之典不足。若谓太祖未登,则昭穆之数何继?斯故礼官所宜详也。

  宋泰豫元年,明帝崩。博士周洽议:“权制:谅闇之内,不亲奉四时祠。”建元四年,尚书令王俭采晋中朝《谅暗议》奏曰:“权典既行,丧礼斯夺,事兴汉世,而源由甚远。殷宗谅间,非有服之称,周王即吉,唯宴乐为讥。《春秋》之义,嗣君逾年即位,则预朝会聘享焉。《左氏》云‘凡君即位,卿出并聘,践修旧好’。又云‘诸侯即位,小国聘焉,以继好结信,谋事补阙,礼之大者’。至于谅暗之内而图婚,三年未终而吉禘,齐归之丧不废搜,杞公之卒不彻乐,皆致讥贬,以明鉴戒。自斯而谈,朝聘蒸尝之典,卒哭而备行;婚禘搜乐之事,三载而后举。通塞兴废,各有由然。又案《大戴礼记》及《孔子家语》并称武王崩,成王嗣位,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见诸侯,命祝雍作颂。襄十五年十一月‘晋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晋悼公’。平公既即位,‘改服修官,烝于曲沃’。《礼记·曾子问》‘孔子曰,天子崩,国君薨,则祝取群庙之主而藏诸祖庙,礼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庙’。《春秋左氏传》‘凡君卒哭而祔,祔而后特祀于主,蒸尝禘于庙’。先儒云‘特祀于主者,特以丧礼奉新亡者主于寝,不同于吉。蒸尝禘于庙者,卒哭成事,群庙之主,各反其庙。则四时之祭,皆即吉也。三年丧毕,吉禘于庙,跻群主以定新主也’。凡此诸义,皆著在经诰,昭乎方册,所以晋、宋因循,同规前典,卒哭公除,亲奉蒸尝,率礼无违,因心允协。爰至泰豫元年,礼官立议,不宜亲奉,乃引‘三年之制自天子达’。又据《王制》称‘丧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越绋而行事’。曾不知‘自天子达’,本在至情,即葬释除,事以权夺,委衰袭衮,孝享宜申;越绋之旨,事施未葬,卒哭之后,何绋可越?复依范宣之难杜预,谯周之论士祭,并非明据。晋武在丧,每欲存宁戚之怀,不全依谅暗之典;至于四时蒸尝,盖以哀疾未堪,非便顿改旧式。江左以来,通儒硕学所历多矣,守而弗革,义岂徒然?又且即心而言,公卿大夫则负扆亲临,三元告始则朝会万国,虽金石辍响,而簨泬充庭,情深于恒哀,而迹降于凡制,岂曰能安,国家故也。宗庙蒸尝,孝敬所先,宁容吉事备行,斯典独废!就令必宜废祭,则应三年永阙,乃复同之他故,有司摄礼,进退二三,弥乖典衷。谓宜依旧亲奉。”从之。

  永明九年正月,诏太庙四时祭,荐宣帝面起饼、鸭;孝皇后笋、鸭卵、脯酱、炙白肉;高皇帝荐肉脍、俎羹;昭皇后茗、粣、炙鱼:皆所嗜也。先是世祖梦太祖曰:“宋氏诸帝尝在太庙,从我求食。可别为吾祠。”上乃敕豫章王妃庾氏四时还青溪宫旧宅,处内合堂,奉祠二帝二后,牲牢服章,用家人礼。

  史臣曰:汉氏之庙,遍在郡国,求祀已渎,缘情又疏。重檐閟寝,不可兼建,故前儒抗议,谓之迁毁。光武入纂,南顿君已上四世,别祠舂陵。建武三年幸舂陵园庙是也。张衡《南都赋》曰“清庙肃以微微”。明帝至于章、和,每幸章陵,辄祠旧宅。建安末,魏氏立宗庙,皆在邺都。魏文黄初二年,洛庙未成,亲祠武帝于建始殿,用家人礼。世祖发汉明之梦,肇祀故宫,孝享既申,义合前典,亦一时之盛也。

  永明六年,太常丞何諲之议:“今祭有生鱼一头,干鱼五头。《少牢馈食礼》云‘司士升鱼腊肤鱼,用鲋十有五’。上既云‘腊’,下必是‘鲜’,其数宜同。称‘肤’足知鳞革无毁。《记》云‘槁鱼曰商祭,鲜曰脡祭’。郑注‘商,量;脡,直也’。寻‘商’旨裁截,‘脡’义在全。贺循《祭义》犹用鱼十五头。今鲜顿删约,槁皆全用。谓宜鲜、槁各二头,槁微断首尾,示存古义。”国子助教桑惠度议:“《记》称尚玄酒而俎腥鱼。玄酒不容多,鲜鱼理宜约。干鱼五头者,以其既加人功,可法于五味,以象酒之五齐也。今欲鲜、槁各双,义无所法。”諲之议不行。

  十年,诏故太宰褚渊、故太尉王俭、故司空柳世隆、故骠骑大将军王敬则、故镇东大将军陈显达、故镇东将军李安民六人,配飨太祖庙庭。祠部郎何諲之议:“功臣配飨,累行宋世,检其遗事,题列坐位,具书赠官爵谥及名,文不称主,便是设板也。《白虎通》云‘祭之有主,孝子以系心也’。揆斯而言,升配庙廷,不容有主。宋时板度,既不复存,今之所制,大小厚薄如尚书召板,为得其衷。”有司摄太庙旧人亦云见宋功臣配飨坐板,与尚书召板相似,事见《仪注》。

  十一年,右仆射王晏、吏部尚书徐孝嗣、侍中何胤奏:“故太子祔太庙,既无先准。检宋元后故事,太尉行礼,太子拜伏与太尉俱。臣等参议,依拟前典。太常主庙位,太尉执礼祔,太孙拜伏,皆与之俱。正礼既毕,阴室之祭,太孙宜亲自进奠。”诏“可”。

  建武二年,有司奏景懿后迁登新庙车服之仪。祠部郎何佟之议曰:“《周礼》王之六服,大裘为上,衮冕次之。五车,玉辂为上,金辂次之。皇后六服,祎衣为上,褕翟次之。首饰有三,副为上,编次之。五车,重翟为上,厌翟次之。上公有大裘玉辂,而上公夫人有副及祎衣,是以《祭统》云‘夫人副祎立于东房’也。又郑云‘皇后六服,唯上公夫人亦有祎衣’。《诗》云‘翟茀以朝’。郑以翟茀为厌翟,侯伯夫人入庙所乘。今上公夫人副祎既同,则重翟或不殊矣。况景皇懿后礼崇九命,且晋朝太妃服章之礼,同于太后,宋代皇太妃唯无五牛旗为异。其外侍官则有侍中、散骑常侍、黄门侍郎、散骑侍郎各二人,分从前后部,同于王者,内职则有女尚书、女长御各二人,棨引同于太后。又魏朝之晋王,晋之宋王,并置百官,拟于天朝。至于晋文王终犹称薨,而太上皇称崩,则是礼加于王矣。故前议景皇后悉依近代皇太妃之仪,则侍卫陪乘并不得异,后乘重翟,亦谓非疑也。寻齐初移庙,宣皇神主乘金辂,皇帝亲奉,亦乘金辂,先往行礼毕,仍从神主至新庙,今所宜依准也。”从之。

  永泰元年,有司议应庙见不。尚书令徐孝嗣议:“嗣君即位,并无庙见之文;蕃支纂业,乃有虔谒之礼。”左丞萧琛议:“窃闻祗见厥祖,义著《商书》,朝于武宫,事光晋册。岂有正位居尊,继业承天,而不虔觐祖宗,格于太室?《毛诗·周颂》篇曰:‘《烈文》,成王即政,诸侯助祭矣也。’郑注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礼祭于祖考,告嗣位也。’又篇曰‘《闵予小子》,嗣王朝庙也’。郑注云:‘嗣王者,谓成王也。除武王之丧,将始即政,朝于庙也。’则隆周令典,焕炳经记,体嫡居正,莫若成王。又二汉由太子而嗣位者,西京七主,东都四帝,其昭、成、哀、和、顺五君,并皆谒庙,文存汉史;其惠、景、武、元、明、章六君,前史不载谒事,或是偶有阙文,理无异说。议者乃云先在储宫,已经致敬,卒哭之后,即亲奉时祭,则是庙见,故无别谒之礼。窃以为不然。储后在宫,亦从郊祀,若谓前虔可兼后敬,开元之始,则无假复有配天之祭矣。若以亲奉时祭,仍为庙见者,自汉及晋,支庶嗣位,并皆谒庙,既同有蒸尝,何为独修繁礼?且晋成帝咸和元年改号以谒庙,咸康元年加元服,又更谒。夫时非异主,犹不疑二礼相因,况位隔君臣,而追返以一谒兼敬。宜远纂周、汉之盛范,近黜晋、宋之乖义,展诚一庙,骏奔万国。”奏可。

  永明元年十二月,有司奏:“今月三日,腊祠太社稷。一日合朔,日蚀既在致斋内,未审于社祠无疑不?曹检未有前准。”尚书令王俭议:“《礼记·曾子问》‘天子尝、禘、郊、社、五礼之祭,簠簋既陈’,唯大丧乃废。至于当祭之日,火、日蚀则停。寻伐鼓用牲,由来尚矣,而簠簋初陈,问所不及。据此而言,致斋初日,仍值薄蚀,则不应废祭。又初平四年,士孙瑞议以日蚀废冠而不废郊,朝议从之。王者父天亲地,郊社不殊,此则前准,谓不宜废。”诏“可”。

  永明十一年,兼祠部郎何佟之议:“案《礼记·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阴气也,君南向于北墉下,答阴之义也。’郑玄云‘答犹对也’。‘北墉,社内北墙也’。王肃云:‘阴气北向,故君南向以答之。答之为言是相对之称。’知古祭社,北向设位,斋官南向明矣。近代相承,帝社南向,太社及稷并东向,而斋官位在帝社坛北,西向,于神背后行礼;又名稷为稷社,甚乖礼意。乃未知失在何时,原此理当未久。窃以皇齐改物,礼乐惟新,中国之神,莫贵于社,若遂仍前谬,惧亏盛典。谓二社,语其义则殊,论其神则一,位并宜北向。稷若北向,则成相背。稷是百谷之总神,非阴气之主,宜依先东向。斋官立社坛东北,南向立,东为上,诸执事西向立,南为上。稷依礼无兼称,今若欲尊崇,正可名为太稷耳,岂得谓为稷社邪?腊祠太社日近,案奏事御,改定仪注。”

  仪曹称治礼学士议曰:“《郊特牲》又云‘君之南向,答阳也,臣之北向,答君也。’若以阳气在南,则位应向北,阴气在北,则位宜向南。今南北二郊,一限南向,皇帝黑瓒阶东西向,故知坛墠无系于阴阳,设位宁拘于南北?群神小祠,类皆限南面,荐飨之时,北向行礼,盖欲申灵祇之尊,表求幽之义。魏世秦静使社稷别营,称自汉以来,相承南向。汉之于周,世代未远,鄗上颓基,商丘余树,犹应尚存,迷方失位,未至于此,通儒达识,不以为非。庾蔚之昔已有此议,后徐爰、周景远并不同,仍旧不改。”

  佟之议:“来难引君南向答阳,臣北向答君。敢问答之为言,为是相对?为是相背?相背则社位南向,君亦南向,可如来议。《郊特牲》云‘臣之北向答君’,复是君背臣。今言君南臣北,向相称答,则君南不得称答矣。《记》何得云祭社君南向以答阴邪?社果同向,则君亦宜西向,何故在社南向?在郊西向邪?解则不然,《记》云,君之南向答阳,此明朝会之时,盛阳在南,故君南向对之,犹圣人南面而听,向明而治之义耳,宁是祈祀天地之日乎?知祭社北向,君答故南向,祀天南向,君答宜北向矣。今皇帝黑瓒阶东西向者,斯盖始入之别位,非接对之时也。案《记》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又云‘社祭土而主阴气’。又云‘不用命,戮于社’。孔安国云‘社主阴,阴主杀’。《传》曰‘日蚀,伐鼓于社’。杜预云‘责群阴也’。社主阴气之盛,故北向设位,以本其义耳。余祀虽亦地祇之贵,而不主此义,故位向不同。不得见余阴祀不北向,便谓社应南向也。案《周礼》祭社南向,君求幽,宜北向,而《记》云君南向,答阴之义,求幽之论不乖欤?魏权汉社,社稷同营共门,稷坛在社坛北,皆非古制。后移宫南,自当如礼。如静此言,乃是显汉社失周法,见汉世旧事。尔时祭社南向,未审出何史籍。就如议者,静所言是祭社位向仍汉旧法,汉又袭周成规,因而不改者,则社稷三座,并应南向,今何改帝社南向,泰社及稷并东向邪?”

  治礼又难佟之,凡三往反。至建武二年,有司议:“治礼无的然显据。”佟之议乃行。

  建武二年,祠部郎何佟之奏:“案《周礼·大宗伯》‘以苍璧礼天,黄琮礼地’。郑玄又云‘皆有牲币,各放其器之色’。知礼天圜丘用玄犊,礼地方泽用黄牲矣。《牧人》云‘凡阳祀用骍牲,阴祀用黝牲’。郑玄云‘骍,赤;黝,黑也。阳祀,祭天南郊及宗庙。阴祀,祭地北郊及社稷’。《祭法》云‘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瘗埋于泰折,祭地也。用骍犊’。郑云‘地,阴祀,用黝牲,与天俱用犊,故连言之耳’。知此祭天地即南北郊矣。今南北两郊同用玄牲,又明堂、宗庙、社稷俱用赤,有违昔典。又郑玄云‘祭五帝于明堂,勾芒等配食’。自晋以来,并圜丘于南郊,是以郊坛列五帝、勾芒等。今明堂祀五精,更阙五神之位,北郊祭地祗,而设重黎之坐,二三乖舛,惧亏盛则。”

  前军长史刘绘议:“《语》云‘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未详山川合为阴祀不?若在阴祀,则与黝乖矣。”

  佟之又议:“《周礼》以天地为大祀,四望为次祀,山川为小祀。周人尚赤,自四望以上牲色各依其方者,以其祀大,宜从本也。山川以下,牲色不见者,以其祀小,从所尚也。则《论》、《礼》二说,岂不合符?”参议为允。从之。

  永元元年,步兵校尉何佟之议曰:“盖闻圣帝明王之治天下也,莫不尊奉天地,崇敬日月,故冬至祀天于圜丘,夏至祭地于方泽,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所以训民事君之道,化下严上之义也。故礼云‘王者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周礼·典瑞》云‘王搢大圭,执镇圭,藻藉五采五就以朝日’。马融云‘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觐礼》‘天子出,拜日于东门之外’。卢植云‘朝日以立春之日也’。郑玄云‘端当为冕,朝日春分之时也’。《礼记·朝事议》云‘天子冕而执镇圭,尺有二寸,率诸侯朝日于东郊,所以教尊尊也’。故郑知此端为冕也。《礼记·保傅》云‘三代之礼,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而不明所用之定辰。马、郑云用二分之时,卢植云用立春之日。佟之以为日者太阳之精,月者太阴之精。春分阳气方永,秋分阴气向长。天地至尊用其始,故祭以二至,日月礼次天地,故朝以二分,差有理据,则融、玄之言得其义矣。汉世则朝朝日,暮夕月。魏文帝诏曰:‘《觐礼》天子拜日东门之外,反礼方明。《朝事议》曰天子冕而执镇圭,率诸侯朝日于东郊。以此言之,盖诸侯朝,天子祀方明,因率朝日也。汉改周法,群公无四朝之事,故不复朝于东郊,得礼之变矣。然旦夕常于殿下东向拜日,其礼太烦。今采周春分之礼,损汉日拜之仪,又无诸侯之事,无所出东郊,今正殿即亦朝会行礼之庭也。宜常以春分于正殿之庭拜日,其夕月文不分明。其议奏。’魏秘书监薛循请论云:‘旧事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案《周礼》朝日无常日,郑玄云用二分,故遂施行。秋分之夕,月多东潜,而西向拜之,背实远矣。谓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用仲秋之朔。’淳于睿驳之,引《礼记》云‘祭日于东,祭月于西,以端其位’。《周礼》秋分夕月,并行于上世。西向拜月,虽如背实,亦犹月在天而祭之于坎,不复言背月也。佟之案《礼器》云‘为朝夕必放于日月’。郑玄云‘日出东方,月出西方’;又云‘大明生于东,月生于西,此阴阳之分,夫妇之位也’。郑玄云‘大明,日也’。知朝日东向,夕月西向,斯盖各本其位之所在耳。犹如天子东西游幸,朝堂之官及拜官者犹北向朝拜,宁得以背实为疑邪?佟之谓魏世所行,善得与夺之衷。晋初弃圜丘方泽,于两郊二至辍礼,至于二分之朝,致替无义。江左草创,旧章多阙,宋氏因循,未能反古。窃惟皇齐应天御极,典教惟新,谓宜使盛典行之盛代,以春分朝于殿庭之西,东向而拜日,秋分于殿庭之东,西向而拜月,此即所谓必放日月以端其位之义也。使四方观化者,莫不欣欣而颂美。旒藻之饰,盖本天之至质也,朝日不得同昊天至质之礼,故玄冕三旒也。近代祀天,著衮十二旒,极文章之美,则是古今礼之变也。礼天朝日,既服宜有异,顷世天子小朝会,著绛纱袍、通天金博山冠,斯即今朝之服次衮冕者也。窃谓宜依此拜日月,甚得差降之宜也。佟之任非礼局,轻奏大典,实为侵官,伏追惭震。”从之。

  永明三年,有司奏:“来年正月二十五日丁亥,可祀先农,即日舆驾亲耕。”宋元嘉、大明以来,并用立春后亥日,尚书令王俭以为亥日藉田,经记无文,通下详议。

  兼太学博士刘蔓议:“《礼》,孟春之月,立春迎春,又于是月以元日祈谷,又择元辰躬耕帝藉。卢植说礼通辰日,日,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郊天,阳也,故以日。藉田,阴也,故以辰。阴礼卑后,必居其末,亥者辰之末,故《记》称元辰,注曰吉亥。又据五行之说,木生于亥,以亥日祭先农,又其义也。”

  太常丞何諲之议:“郑注云‘元辰,盖郊后吉亥也’。亥,水辰也,凡在垦稼,咸存洒润。五行说十二辰为六合,寅与亥合,建寅月东耕,取月建与日辰合也。”

  国子助教桑惠度议:“寻郑玄以亥为吉辰者,阳生于子,元起于亥,取阳之元以为生物,亥又为水,十月所建,百谷赖兹沾润毕熟也。”

  助教周山文议:“卢植云‘元,善也。郊天,阳也,故以日。藉田,阴也,故以辰’。蔡邕《月令章句》解元辰云‘日,干也。辰,支也。有事于天,用日。有事于地,用辰’。”

  助教何佟之议:“《少牢馈食礼》云‘孝孙某,来日丁亥,用荐岁事于皇祖伯某’。注云‘丁未必亥也,直举一日以言之耳。禘太庙礼日用丁亥,若不丁亥,则用己亥、辛亥,苟有亥可也’。郑又云‘必用丁、己者,取其令名,自丁宁自变改,皆为谨敬’。如此,丁亥自是祭祀之日,不专施于先农。汉文用此日耕藉祠先农,故后王相承用之,非有别义。”

  殿中郎顾暠之议:“郑玄称先郊后吉辰,而不说必亥之由。卢植明子亥为辰,亦无常辰之证。汉世躬藉,肇发汉文,诏云‘农,天下之本,其开藉田’。斯乃草创之令,末睹亲载之吉也。昭帝癸亥耕于钩盾弄田,明帝癸亥耕下邳,章帝乙亥耕定陶,又辛丑耕怀,魏之烈祖实书辛未,不系一辰,徵于两代矣。推晋之革魏,宋之因晋,政是服膺康成,非有异见者也。班固序亥位云‘阴气应亡射,该藏万物,而杂阳阂种’。且亥既水辰,含育为性,播厥取吉,其在兹乎?固序丑位云‘阴大旅,助黄锺宣气而牙物’。序未位云‘阴气受任,助蕤宾君主种物,使长大茂盛’。是汉朝迭选,魏室所迁,酌旧用丑,实兼有据。”参议奏用丁亥。诏“可”。

  建元四年正月,诏立国学,置学生百五十人。其有位乐入者五十人。生年十五以上,二十以还,取王公已下至三将、著作郎、廷尉正、太子舍人、领护诸府司马谘议经除敕者、诸州别驾治中等见居官及罢散者子孙。悉取家去都二千里为限。太祖崩,乃止。

  永明三年正月,诏立学,创立堂宇,召公卿子弟下及员外郎之胤,凡置生二百人。其年秋中悉集。有司奏:“宋元嘉旧事,学生到,先释奠先圣先师,礼又有释菜,未详今当行何礼?用何乐及礼器?”尚书令王俭议:“《周礼》‘春入学,舍菜合舞’。《记》云‘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又云‘始入学,必祭先圣先师’。中朝以来,释菜礼废,今之所行,释奠而已。金石俎豆,皆无明文。方之七庙则轻,比之五礼则重。陆纳、车胤谓宣尼庙宜依亭侯之爵;范宁欲依周公之庙,用王者仪,范宣谓当其为师则不臣之,释奠日,备帝王礼乐。此则车、陆失于过轻,二范伤于太重。喻希云‘若至王者自设礼乐,则肆赏于至敬之所;若欲嘉美先师,则所况非备’。寻其此说,守附情理。皇朝屈尊弘教,待以师资,引同上公,即事惟允。元嘉立学,裴松之议应舞六佾,以郊乐未具,故权奏登歌。今金石已备,宜设轩县之乐,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其冬,皇太子讲《孝经》,亲临释奠,车驾幸听。

  建武四年正月,诏立学。永泰元年,东昏侯即位,尚书符依永明旧事废学。领国子助教曹思文上表曰:“古之建国君民者,必教学为先,将以节其邪情而禁其流欲,故能化民裁俗,习与性成也。是以忠孝笃焉,信义成焉,礼让行焉,尊教宗学,其致一也。是以成均焕于古典,虎门炳于前经。陛下体睿淳神,缵承鸿业,今制书既下,而废学先闻,将恐观国之光者,有以拟议也。若以国讳故宜废,昔汉成立学,爰洎元始,百余年中,未尝暂废,其间有国讳也。且晋武之崩,又其学犹存,斯皆先代不以国讳而废学之明文也。永明以无太子故废,斯非古典也。寻国之有学,本以兴化致治也,天子于以谘谋焉,于以行礼焉。《记》云‘天子出征,受命于祖,受成于学。执有罪反,释奠于学’。又云‘食三老五更于太学,天子袒而割牲,执爵而酳,以教诸侯悌也’。于斯学,是天子有国之基,教也或以之。所言皆太学事也,今引太学不非证也。据臣所见,今之国学,即古之太学。晋初太学生三千人,既多猥杂,惠帝时欲辩其泾渭,故元康三年始立国子学,官品第五以上得入国学。天子去太学入国学,以行礼也。太子去太学入国学,以齿让也。太学之与国学,斯是晋世殊其士庶,异其贵贱耳。然贵贱士庶,皆须教成,故国学太学两存之也,非有太子故立也。然系废兴于太子者,此永明之钜失也。汉崇儒雅,几致刑厝,而犹道谢三、五者,以其致教之术未笃也。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以讽诵相摩。今学非唯不宜废而已,乃宜更崇尚其道,望古作规,使郡县有学,飨闾立教。请付尚书及二学详议。”有司奏。从之。学竟不立。

  永明五年十月,有司奏:“南郡王昭业冠,求仪注未有前准。”尚书令王俭议:“皇孙冠事,历代所无。礼虽有嫡子无嫡孙,然而地居正体,下及五世。今南郡王体自储晖,实惟国裔,元服之典,宜异列蕃。案《士冠礼》‘主人玄冠朝服,宾加其冠,赞者结缨’。郑玄云‘主人,冠者之父兄也’。寻其言父及兄,则明祖在,父不为主也。《大戴礼记·公冠篇》云公冠自为主,四加玄冕,以卿为宾。此则继体之君及帝之庶子不得称子者也。《小戴礼记·冠义》云‘冠于阼,以著代也。醮于客位,三加弥尊,加有成也’。注称‘嫡子冠于阼,庶子冠于房’。《记》又云‘古者重冠,故行之于庙,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据此而言,弥与郑注《仪礼》相会。是故中朝以来,太子冠则皇帝临轩,司徒加冠,光禄赞冠。诸王则郎中加冠,中尉赞冠。今同于储皇则重,依于诸王则轻。又《春秋》之义,‘不以父命辞王父命’。《礼》‘父在斯为子,君在斯为臣’。皇太子居臣子之节,无专用之道。南郡虽处蕃国,非支庶之列,宜禀天朝之命,微申冠阼之礼。晋武帝诏称汉、魏遣使冠诸王,非古正典。此盖谓庶子封王,合依公冠自主之义,至于国之长孙,遣使惟允。宜使太常持节加冠,大鸿胪为赞;醮酒之仪,亦归二卿;祝醮之辞,附准经记,别更撰立,不依蕃国常体。国官陪位拜贺,自依旧章。其日内外二品清官以上,诣止车集贺,并诣东宫南门通笺。别日上礼,宫臣亦诣门称贺,如上台之仪。既冠之后,克日谒庙,以弘尊祖之义。此既大典,宜通关八座丞郎并下二学详议。”仆射王奂等十四人议并同,并撰立赞冠、醮酒二辞。诏“可”。祝辞曰:“皇帝使给事中、太常、武安侯萧惠基加南郡王冠。”祝曰:“筮日筮宾,肇加元服。弃尔幼志,从厥成德。亲贤使能,克隆景福。”醮酒辞曰:“旨酒既清,嘉荐既盈。兄弟具在,淑慎仪形。永届眉寿,于穆斯宁。”

  永明中,世祖以婚礼奢费,敕诸王纳妃,上御及六宫依礼止枣栗腶脩,加以香泽花粉,其余衣物皆停。唯公主降嫔,则止遗舅姑也。永泰元年,尚书令徐孝嗣议曰:“夫人伦之始,莫重冠婚,所以尊表成德,结欢两姓。年代污隆,古今殊则,繁简之仪,因时或异。三加废于士庶,六礼限于天朝,虽因习未久,事难顿改,而大典之要,深宜损益。案《士冠礼》,三加毕,乃醴冠者,醴则唯一而已,故醴辞无二。若不醴,则每加辄醮以酒,故醮辞有三。王肃云‘醴本古味,其礼重;酒用时味,其礼轻故也’。或醴或醮,二三之义,详记于经文。今皇王冠毕,一酌而已,即可拟古设醴;而犹用醮辞,实为乖衷。寻婚礼实篚以四爵,加以合卺,既崇尚质之理,又象泮合之义。故三饭卒食,再酳用卺。先儒以礼成好合,事终于三,然后用卺合。仪注先酳卺,以再以三,有违旨趣。又《郊特牲》曰‘三王作牢用陶匏’。言太古之时,无共牢之礼,三王作之,而用太古之器,重夫妇之始也。今虽以方樏示约,而弥乖昔典。又连卺以锁,盖出近俗。复别有牢烛,雕费采饰,亦亏曩制。方今圣政日隆,声教惟穆,则古昔以敦风,存饩羊以爱礼,沿袭之规,有切治要,嘉礼实重,宜备旧章。谓自今王侯已下冠毕一酌醴,以遵古之义。醴即用旧文,于事为允。婚亦依古,以卺酌终酳之酒,并除金银连锁,自余杂器,悉用埏陶。堂人执烛,足充鸑燎,牢烛华侈,亦宜停省。庶斫雕可期,移俗有渐。”参议并同。奏可。

  晋武太始二年,有司奏,故事皇后讳与帝讳俱下。诏曰:礼,内讳不出宫,近代讳之也。建元元年,太常上朝堂讳训。仆射王俭议曰:“后讳依旧不立训。礼,天子诸侯讳群祖,臣隶既有从敬之义,宜为太常府君讳。至于朝堂榜题,本施至极,既追尊所不及,礼降于在三,晋之京兆,宋之东安,不列榜题。孙毓议称京兆列在正庙,臣下应讳,而不上榜。宋初博士司马道敬议东安府君讳宜上榜,何承天执不同,即为明据。”其有人名地名犯太常府君及帝后讳者,皆改。宣帝讳同。二名不偏讳。所以改承明门为北掖,以榜有“之”字与“承”并。东宫承华门亦改为宣华云。

  汉末,蔡邕立汉《朝会志》,竟不就。秦人以十月旦为岁首,汉初习以大飨会,后用夏正,飨会犹未废十月旦会也。东京以后,正旦夜漏未尽七刻,鸣钟受贺,公侯以下执贽来庭,二千石以上升殿称万岁,然后作乐宴飨。张衡赋云“皇舆夙驾,登天光于扶桑”。然则虽云夙驾,必辨色而行事矣。魏武都邺,正会文昌殿,用汉仪,又设百华灯。后魏文修洛阳宫室,权都许昌,宫殿狭小,元日于城南立毡殿,青帷以为门,设乐飨会。后还洛阳,依汉旧事。晋武帝初,更定朝会仪,夜漏未尽十刻,庭燎起火,群臣集。傅玄《朝会赋》云“华灯若乎火树,炽百枝之煌煌”。此则因魏仪与庭燎并设也。漏未尽七刻,群臣入白贺,未尽五刻,就本位,至漏尽,皇帝出前殿,百官上贺,如汉仪。礼毕罢入,群臣坐,谓之辰贺。昼漏上三刻更出,百官奉寿酒,大飨作乐,谓之昼会。别置女乐三十人于黄帐外,奏《房中之歌》。江左多虞,不复晨贺,夜漏未尽十刻,开宣阳门,至平旦始开殿门;昼漏上五刻,皇帝乃出受贺。宋世至十刻乃受贺。其余升降拜伏之仪,及置立后妃王公已下祠祀夕牲拜授吊祭,皆有仪注,文多不载。

  三月三日曲水会,古禊祭也。汉《礼仪志》云“季春月上巳,官民皆洁濯于东流水上,自洗濯祓除去宿疾为大洁”。不见东流为何水也。晋中朝云,卿已下至于庶民,皆禊洛水之侧,事见诸《禊赋》及《夏仲御传》也。赵王伦篡位,三日,会天渊池诛张林。怀帝亦会天渊池赋诗。陆机云“天渊池南石沟,引御沟水,池西积石为禊堂。跨水,流杯饮酒”。亦不言曲水。元帝又诏罢三日弄具。今相承为百戏之具,雕弄技巧,增损无常。

  史臣曰:案禊与曲水,其义参差。旧言阳气布畅,万物讫出,姑洗洁之也。巳者祉也,言祈介祉也。一说,三月三日,清明之节,将修事于水侧,祷祀以祈丰年。应劭云:“禊者,洁也,言自洁濯也。或云汉世有郭虞者,以三月上辰生二女,上巳又生一女,二日中频生皆死,时俗以为大忌,民人每至其日,皆适东流水祈祓自洁濯,浮酌清流,后遂为曲水。”案高后祓霸上,马融《梁冀西第赋》云“西北戌亥,玄石承输。虾蟆吐写,庚辛之域”。即曲水之象也。今据禊为曲水事,应在永寿之前已有,祓除则不容在高后之后。祈农之说,于事为当。

  九月九日马射。或说云,秋金之节,讲武习射,像汉立秋之礼。

  史臣曰:案晋中朝元会,设卧骑、倒骑、颠骑,自东华门驰往神虎门,此亦角抵杂戏之流也。宋武为宋公,在彭城,九日出项羽戏马台,至今相承,以为旧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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