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恩・韦勒茨：左派与自由主义者---迈克尔・卡津著《美国梦想家：左派如何改变了一个国家》简评

希恩・韦勒茨 著 吴万伟 译

迈克尔・卡津（Michael Kazin）的新书《美国梦想家：左派如何改变了一个国家》谈论的是过去两个世纪的左派及其对国家的影响。正如该书的副标题“左派如何改变了一个国家”所显示的，它预先假设其影响十分巨大。不过，卡津并非气势汹汹地说大话者，作为法学家，乔治敦大学历史学教授和《异议者》杂志编辑，他的评价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卡津承认激进左派常常脱离主流价值观，脱离那些他们希望解放的民众。他得出的结论是美国激进分子并不是改变了政治格局，更多地是改变了国家的“道德文化”。

不过，即使卡津试图避免将左派浪漫化，他的书仍然没有挑战左派有关美国政治及其变化方式的某些传统概念。这些传统认识开始于相互勾结的财富董事和上层官僚控制美国政治生活的假设，即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所说的“权力精英”。卡津在提到这些领袖时，有时候说“既得利益者”有时候说“管理精英。”在他看来，除非受到激进分子的挑战，该精英群体绝不愿意痛痛快快地纠正社会不公；但是，如果得不得精英中的开明人士的支持，这些激进分子将仍然处于政治荒原之上。

激进分子支持的重大变革确实偶尔取得了成功，如废除奴隶制、新政的兴起、民权运动的胜利等。但是，卡津认为管理精英中的自由主义者之所以支持重要的改革，严格来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他写到，亚伯拉罕・林肯和共和党人只是在内战中间才拥抱黑人解放事业，即在这么做的利益变得非常明显之时，“加快北方取得胜利的速度”和挽救联邦才是他们的真正目标。而富兰克林・罗斯福只是在需要获得劳工的选票时才会支持劳工的权利。

卡津写到，即使激进分子取得了成功，他们作为“既得利益者中的改革派推动下的联盟中的小伙伴”在自由主义者执行其更加有限的工程时，最终也往往被抛弃，所有的功劳都人家拿去。左派作为没有荣誉的先知，重新回到从前的边缘状态，随后的激进分子再做更新更大的梦，直到另一拨社会运动起来挑战既得利益者。

有些激进的历史学家---最著名的是已经过世的霍华德・津恩（Howard Zinn）把这种模式描述为彻底压迫编年史。在他们看来，激进分子发起的改革实际上总是转变为一场骗局，聪明的统治者以此来保存甚至强化对权力的控制。卡津也对左派的现状感到绝望，但是他对自由主义改革者及其改革还是抱有更积极的看法。他坚持认为，解放黑奴宣言和投票权法案毕竟是重大的政治进步而不是当权者的诡计。不过，在卡津看来，仍然有一个基本模式：激进分子挑战特权阶层；自由主义者配合，同时把荣誉揽入怀中。所以，自由主义者其实是根本政治变革的敌人。

《美国梦想家》的大部分篇幅都是轮廓分明、条理清楚的有用的总结，把美国激进分子和激进运动将近40年的历史一网打尽，包括卡津自己有关美国政治中模糊不清的民粹主义世系的论述。在卡津看来，左派包括任何试图依靠“激进的平等改造社会”的人。该定义囊括了众多发言人和事业，卡津提及的有废奴主义者、杰克逊时代的工人积极分子、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妇女投票权支持者、格林威治村的波西米亚艺术家、民权抗议者、以及当今的左翼专业人士。

无论是被遗忘的还是赢得大名的激进分子如爱玛・戈尔德曼（Emma Goldman），其生活往往与那些运动相似：一两个季度有时候三五个季度的名声和影响力，随后就再次返回到边缘位置。比如内战之后，众多激进分子并不满足于解放黑奴，还试图要确保从前的奴隶的政治平等和经济平等。但是，卡津写到，这些从前的奴隶的大部分希望则是战后重建为其提供“行使白人公民长期以来认为理所当然的同样权利的机会。”这些希望“很难说有革命性”，其目标不过是“兑现自由资本主义的承诺。”

那些希望与南方黑人政治领袖的目标正好吻合，他们“一般都属于自我奋斗的经典模式的代表。”这些人并不怎么支持国会议员撒迪厄斯・史蒂文森（Thaddeus Stevens）和华盛顿一帮共和党激进分子倡议的全盘计划，即没收从前的南部联邦者的土地，然后分给自由民。结果，连确保南方黑人基本民权和政治权利都必须依靠联邦武装力量的介入，这些力量在南方实现的不同种族间的民主并不稳定，1870年代还出现了南方白人推翻重建机构的暴力反革命行动。

魅力十足的领袖尤金・德布斯（Eugene V. Debs）领导下的社会党也没有能转变成为持久的群众运动，即使在它最受欢迎的顶峰，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十年。美国的有些因素一再地破坏了左派的事业，比如有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整体理想减弱了社会主义者的吸引力，导致工人支持萨缪尔・龚帕斯（Samuel Gompers）所谓的“黄油面包”工团主义和在体制内争取最大利益的美国劳动联盟。还有包括社会主义者在内的美国激进分子的因素，即他们没有能力处理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所说的美国“给予和索取的政治世界”、自我赋予正当性的教条主义和对党派争吵的长期偏好等。

卡津似乎想说“但是，”。几十年前贝尔和欧文・豪（Irving Howe）对激进主义的政治失败的熟悉解释或许仍然有道理，但是卡津认为，他们讲述的故事并不完整。他坚持“虽然没有政治权力也没有作为先知的荣誉，左派仍然帮助把美国塑造成了一个更人道的社会。”他们做的事很多在传统的政治之外，塑造了不断成长的“反抗文化”。

卡津认为，与一场激进分子的政治运动相比，被疏远的小说家、诗人、剧作家、电影制片人、歌词作者以及扒粪的记者和左翼历史学家可能影响了更多的美国人。他发现，从比彻・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到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持续的激进艺术想象力一直是左派最强大的武器。在卡津看来，要了解美国激进主义的人道力量，左派改造这个国家的方式，看美国人如何投票还不如看他们阅读什么书刊杂志，看什么喜剧和电影，喜欢听和唱什么歌曲更重要。

要点是敏锐的洞察力，即使它不仅仅来自小说：回顾一下或许是杜撰出来的亚伯拉罕・林肯的名言，他称斯托夫人是写了一本引发一场巨大内战的书的小妇人。在讨论小说如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的《愤怒的葡萄》或者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民粹主义电影（更具讽刺色彩）时，卡津的论述最精彩。毫无疑问，小说中的原型人物如汤姆・乔德（Tom Joad）或杰斐逊・斯密斯（Jefferson Smith）对美国人观念产生的持久影响超过任何一本激进的小册子。

正如卡津本人所说，左派推崇的有些艺术家（如他提到的理查德・莱特（Richard Wright）可能还包括鲍勃・迪伦（Bob Dylan））最终确实受到迪伦所说的“指责”的压迫性限制。对左翼政治冲动激发美国艺术家的方式，卡津似乎有很多话要说，但是对左派如何将艺术贬低为宣传鼓动或令人窒息的政治矫揉造作，他却闭口不谈，只提到了当时作为低劣艺术品持续存在的克利福德・奥德茨（Clifford Odets）的剧本《等待老左》。

更令人担忧的是，虽然承认左派的缺点，《美国梦想家》仍然夸大了激进分子在关键时刻通过扭转实际掌权的自由改革者的政治而产生的影响力。追求理想但有时候不动脑子的激进分子和既得利益者中狡猾的机会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之间的熟悉的区别消耗掉了自由主义政治的思想潜力和政治声誉。卡津明白自由主义者的改革一直存在，无需受到激进主义的激发，令人好奇的是，他称新政改革是“自由主义者的成就”，而且提到了还没有诞生的1960年代自由主义者的“改革新时代”，但是他的书仍然把自由主义的观点描述成激进分子理想的温和版本，是作为对激进分子抗议的回应而提出来的。

卡津对内战和黑奴解放的过分简单的讨论就说明了问题。历史学家很少疑废奴主义者在激发人们就奴隶制问题引发派别冲突时的巨大重要性，但是卡津认为，废奴主义者与黑奴赢得解放的关系比实际情况更多。他写到，早在1859年，约翰・布朗（John Brown）对哈泊斯费里市（Harpers Ferry）的袭击已经说服废奴主义领袖相信“战争现在是唯一的解决办法”，虽然谨慎的温和派亚伯拉罕・林肯未必如此。卡津没有提到当南方州在1860年和1861年实际脱离联邦时，大部分激进的废奴主义者迫切地渴望它们分离出去，并认为所有挽救联邦的努力如果用威廉・劳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的话，都是“纯粹白痴的做法”。1 实际上，林肯当选和他在限制奴隶制扩张问题上拒绝妥协以及决心在必要的时候打击分裂行动才是战争的导火索，内战是否发生与激进的废奴主义者的言行没有任何关系。

卡津注意到废奴主义者在萨姆特堡（Fort Sumter）之后突然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和合法性，不过，他称这种声誉主要归功于政治因素即为解放黑奴宣言扫清障碍的说法是不准确的。他几乎完全忽略了宣言发表前的整个历史，包括林肯巧妙地利用派别争斗的激进分子对抗可怕的保守派北方舆论，以确保他的解放黑奴宣言不至于毁掉联邦。卡津也过多地称赞了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认为他说服林肯允许征募黑人参军。其实，在这个关键决策中，道格拉斯和其他激进废奴主义者没有发挥任何直接的作用。

在卡津的书中，林肯似乎只是昙花一现的人物，是相信选票而不是子弹的俗套温和派，反对把没收的叛乱分子的土地给予从前的奴隶，后来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主意，在第二任期的就职宣言中发表了攻击奴隶制罪恶的讲话，卡津认为这些话可能来自约翰・布朗本人。对林肯的反奴隶制政治可以追溯到1850年代甚至更早的事实，他的政党反对奴隶制的政治以及废奴主义者如何影响真正起作用的主流政治等问题，卡津都缺乏深入的探讨。他对美国历史上最激烈的事件的描述是敷衍了事的拙劣模仿。

卡津对新政年代的描述集中在共产党身上，他认为该党的影响远远超过其数量很小的党员（在高峰时期，也只有大约七万五千人。）卡津写到，矛盾的是，共产党越声称它是真正的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就变得越发不被信任甚至受到蔑视。但是“越推迟和稀释其最终目的，其效果就越好”。抛弃了极端革命话语并拥抱爱国主义民粹主题的人民阵线（The Popular Front）碰巧与斯大林的大恐怖一致，正如豪描述的，是“精彩的化妆舞会”。但是，卡津注意到共产党干部在1930年代后期作为产业工会联合会（CIO）的劳工组织者取得了成功；他列举了流行的政党艺术家或亲政党的艺术家如伍迪・格斯里（Woody Guthrie）和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称赞共产党主要在文化上的有益成就，认为它们对当时的历史非常重要，但批评家认为这些不过是“迎合民众的平庸之作或斯大林主义宣传品”而已。

卡津在艺术和政治之间做出的联系模糊不清。歌曲“这片国土是你的土地”和“漂亮男孩劳埃德”不应该被当作斯大林主义宣传品而不屑一顾，但是它们的价值不仅仅在于伍迪・格斯里的亲共产主义同情者身上。更重要的是，卡津对据说想抓住劳工投给罗斯福的选票的自由主义改革者的扭曲把新政为左派开辟道路的巨大贡献最小化了，而不是相反。

新政措施遭受的巨大压力并非来自共产党也不是来自产联的领袖共和党人约翰・刘易斯（John L. Lewis）而是来自罗斯福的对手以及都市自由主义者如纽约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Robert Wagner），对此，卡津是知道的但是低估了这些人的影响。都市自由主义者研究劳工问题是在大萧条之前很久就开始了，而且也早于布尔什维克革命。1911年三角地制衣厂发生的火灾令瓦格纳受到强烈的刺激。作为纽约州参议员临时主席和坦慕尼协会（Tammany Hall）民主党人，他开始了代表劳工呼吁改革的努力，他的工作的高潮是在年轻的自由主义顾问莱昂・凯瑟林（Leon Keyserling）的建议下，1935年出现了以瓦格纳名字命名的里程碑式的全国劳工关系法案。

劳工抗议当然帮助增强了1935年初期的紧急意识，当时的共产党谴责罗斯福和新政者是“社会法西斯分子”，反对瓦格纳法案，但他们不是改革者的灵感来源，改革者在几十年前就开始逐步形成自己的观点和目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