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卡・米舍尔：帝国的废墟：亚洲从西方帝国主义蹂躏下崛起

潘卡・米舍尔 著 吴万伟 译

现代的中心事件是亚洲从西方帝国主义蹂躏下崛起。而在英国，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则是坚定的“新殖民主义者”。 潘卡・米舍尔（Pankaj Mishra）问，我们为什么不能摆脱自恋者的历史观呢？

乔治・奥威尔写到，大英帝国是“把盗窃作为最终目标的专制。”那么，是什么让帝国主义成为我们时代的思想潮流，重新开启它究竟是好还是坏的陈腐争论呢？在缅甸做了五年的殖民地警察之后，奥威尔相信帝国的关系就是“奴隶与主人”的关系。他就是通过射杀一头大象而确认了白人的统治权。主人是好不好？奥威尔写到“让我们简单地说，这种控制是专制性的，简单地说，是谋取私利的。”“如果缅甸从英国人那里得到了偶然的好处，她必须支付高昂的代价。”

奥威尔辛苦获得的洞察力对千百万争取在自己的土地上终结西方控制的亚洲人和非洲人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真理。他们的后代对最近英美许多著名政客和意见领袖表现出的对帝国主义的怀旧只能感到困惑不解，西方人继续通过狭隘的西方利益的视角看待亚洲，根本不考察或想象亚洲人的集体经验。

当然，正如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在1902年写的，“征服地球主要意味着把它从拥有不同面孔或比我们的鼻子稍微扁平些的人那里抢走，如果你过过于认真地探讨，就不好了。”康拉德出版了《黑暗之心》两年后，当时的英国外交官罗杰・凯斯门特(Roger Casement）在一份报告中揭露比利时统治下的刚果的一半人口，即将近一千万人在残酷的政权统治下消失，非洲劳工被砍头、强奸、割掉性器官是常见现象。这种明确的暴力和恐怖行径只是欧洲征服亚洲和非洲的故事的小部分而已，灾难还包括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贸易实验和简单的冷酷无情造成的饥荒缓慢吞噬了千万人。（在1943-44年孟加拉饥荒时，有人要求英国派遣救援队时，温斯顿・丘吉尔反驳说印度人会像“兔子”一样迅速繁殖。）

从前有一种观念认为，与比利时和法国的殖民者相比，英国帝国主义者支持费厄泼赖，但是最近被披露出来的英国1950年代对肯尼亚茅茅运动（Mau Mau）起义的镇压中的集体谋杀和虐待戳破了这种假象。但是，最近历史的最怪异场景之一是英美公共空间内出现了一种吉卜林式的话语，即西方把自由贸易和人道主义管理带给了“不了解法律的野蛮人”。即使在9-11之前，托尼・布莱尔就准备好在必要的时候采用军事手段照顾世界上的“饥饿者、受压迫者、贫困者和无知者”，如他所说。他的显然更聪明的对手戈登・布朗（Gordon Brown）敦促国民要对自己的帝国主义的历史感到“骄傲”。意识到9-11之后的急速右转，许多头戴软木太阳帽脚穿短马靴的盲目崇拜者争前恐后地恳请政客通过对土著居民地区的老式的军事征服和占领重新创造一种新的西方帝国统治权。

美国和欧洲政策制订者拥抱这种“全方位支配”地位的幻想，但是正如乔纳森・谢尔（Jonathan Schell）指出的，他们没有问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已经推翻领土帝国的世界人民愿意在21世纪对美国领主屈膝投降吗？”在两场无法打赢的战争和国家重建努力的可怕混乱和一团糟，许多人荒谬地丢掉性命（单单伊拉克的损失就在60万到一百万人）之后，“新帝国主义者”提供了诱惑人的幻想，就像兜售虚假伟哥的小贩，西方的效能看起来很可靠壮观。但是，被智库、学界工作清闲而报酬丰厚的职位和电视人配备装甲抗拒残酷的现实，“新帝国主义者”继续寻找热切的支持者。当然，正如历史学家理查德・德雷顿（Richard Drayton）指出的，英国帝国历史的撰写一直是“爱国的事业”，希望“歌颂”帝国，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计划委托攻尼尔・弗格森重新撰写历史教科书的任务，此人曾经是攻打伊拉克的“新帝国主义者”拉拉队员，现在鼓吹在伊拉克进行“创造性的破坏”。《卫报》的杰万・瓦萨格（Jeevan Vasagar）上个月确认他的“对历史的娴熟修改将在未来一些年引起反响”。

显然，如果亚洲和非洲没有声音起来打破这种思想和道德自慰的话，它会奏效。虽然看起来令人吃惊，但是新修正主义的帝国历史中几乎没有任何对印度和中国赶上西方的描述，也没有亚洲国家的作家、思想家和激进分子证实的西方帝国主义在亚洲的野蛮暴行：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贫困化，生活水平的崩溃和本土文化遭到的破坏。我们很少了解这些早期的亚洲领袖是如何从自己的独特视角诊断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和经济理想并以此确定国家富强的任务。

亚洲知识分子忍不住注意到欧洲推崇的自由传统并没有很好地传播到殖民地。伊斯兰现代主义的创立者穆罕默德・阿布笃（Mohammed Abduh）总结了流传广泛的心态。在一再感到幻灭之后，他在1895年吐露心声“我们埃及人曾经相信英国的自由主义和英国人的同情心；但是我们不再相信了，因为事实胜于雄辩。我们看到你们的自由只属于你们自己，你们对我们的同情只是狼对它要吃掉的羊的同情。”

1900年，英国在布尔战争中的暴行和西方对中国义和团运动的残酷镇压已经激起和平主义诗人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在一个不寻常的暴力形象中，把鲁德亚德・吉卜林（Kipling）这样的帝国主义吟游诗人比作卑劣的狗。“苏醒的恐惧，诗人暴徒在周围嚎叫，燃烧的土地上回荡着争吵的声音”。 1907年，印度民族主义者奥罗宾多・高斯（Aurobindo Ghose）对感人肺腑的白人责任的攻击更加严厉。正如高斯看到的，从前的征服者包括在爱尔兰的英国人在内都一直相信强权就是真理。但是在19世纪，民主民族主义时代，帝国主义不得不假装是“自由的受托人，这些伪善的装模作样对于英帝国主义尤其必要，因为在英国，清教徒中产阶级崛起掌握了权力，给英国人传授了一种神圣的使命感，自认是正义的化身，无法容忍不公平和自私的强夺，除非戴上美德、仁慈和无私的利他正义等伪装。”

高斯激烈的长篇大论有一些道理。自由贸易和自由掠夺的支持者已经发现非常方便的观点，即亚洲充满了野蛮人，他们必须获得自我解放。欧美许多知识分子则赋予这种观点以庄严和真诚。即使现代自由主义的守护神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也声称“专制是在对付野蛮人时的合法的管理模式，如果其目标是为了改善现状的话。”到了1900年，这种观点已经巩固成为宣传口径，媒体和政客鼓噪下的帝国扩张的狂热已经成为欧洲社会的政治生活的组成部分。

为了赶上欧洲，甚至美国也拥抱了经典的帝国主义征服和占领，把西班牙从他们的加勒比后院赶了出去，并且在东亚展示力量。在1903年，中国最著名的现代知识分子和对毛泽东的早期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梁启超访问美国，当时华盛顿正运用操控手段控制巴拿巴及其关键的运河。这让梁启超想起英国人为了苏伊士运河而牺牲埃及的独立的历史。梁启超担忧门罗主义从最初的含义“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转变为“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梁启超在他的访美游记的一本书中写到，“如果这种情况从现在起一天一天地持续变化，谁知道未来是否会变成‘世界时美国人的世界’呢？”（由是观之，则门罗主义之本相，则所谓‘亚美利加者，亚美利加人之亚美利加’，是其义也。及其变形，则所谓‘亚美利加者，美国人之亚美利加’矣。而孰知变本加厉，日甚一日，自今以往近乎有‘世界者美国人之世界’之意。《新大陆游记》第４８７页）转引自宋德华《新大陆游记》与梁启超的美国观(A)暨南学报/1995年第3期--译注）

梁启超凄凉地得出结论“世界之中，只有强权，别无他力，强者常制弱者，实天演之第一大公例也。然欲得自由权者，无他道焉。惟当先自求为强者而已。欲自由其一身，不可不先强其身，欲自由其一国，不可不先强其国。”（转引自许纪霖：清末民初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史学月刊》2010年02期--译注）整整一代中国领袖和知识分子在成长过程中认同梁启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信念“在当今国际斗争中，公民为生活和财富参与（竞争），万众一心。”像邓小平一样的“西化论者”也认同国家富强的首要目标，即使他在1970年代后期抛弃毛主义，带领中国转向市场经济过渡。邓小平宣称“我们的国家一定要发展，不发展就会受人欺负，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些话装饰在全国各地的广告牌上，仍然指导中共政治局的话。

梁启超把被全球资本主义卷进来的民众间无休止的斗争描述成极其危险之事。第一次世界大战证实了这种焦虑，经过了一段时间狂热的扩张之后，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狂热地参与进来。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在欧洲求学三年的诗人和哲学家穆罕默德・依克巴（Muhammad Iqbal，巴基斯坦之父）现在用讽刺的口吻写到自己从前的渴望，“西方掌握了精彩的新技能/就像在其他许多领域一样/它的潜艇是鳄鱼/它的炸弹像雨点从天上落下/它的毒气遮蔽了天空/他们挡住了太阳看世界的眼/把这个老傻瓜送到西方/学习更快更好的杀人技术。”

日本历史学家冈仓天心（Kakuzo Okakura）在1906年曾写到“并没有不屑于提出荒谬的黄祸论的欧洲帝国主义没有意识到亚洲已经苏醒，亚洲人已经清醒地意识到白人带来的灾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在印度、中国、土耳其、埃及和伊朗引起极度的失望之后，东方的许多思想家和积极分子开始重新考虑自己从前与西方政治理想的结盟。现代化似乎仍然是绝对命令，但它不再是西方化的同义词，也不要求完全排斥传统或者完全模仿西方。承诺于防范亚洲国家遭受西方帝国主义奴役的新型运动如共产主义革命和伊斯兰极端主义开始具有了吸引力。

欧洲进行海外扩张的能力和愿望因为未当上的帝国（德国）的疯狂而进一步遭到削弱。希特勒对英国在印度的冒险嫉妒得要死，他称之为“资本家对三亿五千万印度奴隶的剥削，”并希望德国对征服下的欧洲征服的民众和领土实现类似的盗贼专制，同时避免他看到的英国在印度实行的松弛的种族隔离。印度首位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在1940年敏锐地诊断出“纳粹主义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双胞胎兄弟，”帝国主义“在海外开拓殖民地和附属地，而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在欧洲内部做同样的事。”

对亚洲许多人来说，两次世界大战基本上是欧洲帝国之间的冲突而不是呈现在欧洲民众面前的是民主和法西斯主义之间伟大的道德斗争。遭受帝国主义长期蹂躏的经验使得亚洲人的20世纪的经验完全不同于欧洲领主的经验。对他们在白人世界的屈辱地位感到气恼，亚洲人对1905年日本打败俄罗斯都毫无例外地感到兴奋，包括当时在南非一个默默无名的律师莫罕达斯・甘地（Mohandas Gandhi）和名为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 (后来是阿塔土克，土耳其的国父）的奥斯曼帝国士兵。因为自中世纪以来第一次，非欧洲国家在一场大战中打败了欧洲强国。日本的胜利在那些不情愿地承受欧洲在自己的领土上的霸权的人心中激发出有关民族自由、种族尊严或简单的复仇的无数幻想。

甘地正确地预测“日本人胜利的种子传播得如此广泛以至于我们现在无法不设想未来可能产生的果实。”36年后，日本对欧洲在亚洲的霸权给予了致命的一击。在从1941年12月8日开始的90天里，日本侵占了英国、美国和荷兰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殖民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了菲律宾、新加坡、马来亚、香港、荷属东印度群岛、暹罗的大部分和法属印度支那和缅甸，并在1942年初期已经到达印度边界时刻准备进攻。就在1942年初期新加坡落入日本人之手之前不久，荷兰流亡首相皮埃特・海布兰迪（Pieter Gerbrandy）向丘吉尔和盟国其他领袖透露出他的担忧，“日本人对白人的伤害和侮辱将无可挽回地破坏白人的特权地位，除非在短时间内遭到严厉地惩罚。”后来经过长期的和艰苦的斗争，日本人最终遭到了“惩罚”，遭受原子弹袭击而最终被迫投降。日本人自己在占领的亚洲许多国家也极其凶残，但在许多亚洲人看来，日本人彻底摧毁了欧洲强权的神圣光环，正是这种光环让亚洲本地人处于永久的恐惧和政治冷漠状态。

新加坡的建国领袖李光耀回顾了他那一代亚洲人汲取的教训“任何人不管是日本人还是英国人都没有权力把我们推得团团转。”已经习惯于本土人恭敬顺服的欧洲国家大部分低估了日本人不聪明地和故意释放出来的战后民族主义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