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勒德・斯特兰奇：中国的后李斯特主义崛起

虽然对于中国崛起已经有很多讨论，但是对中国崛起的含义仍有争议。争论的关键在于中国崛起是对全球范围的新自由主义霸权的挑战还是进一步巩固了全球范围的新自由主义霸权。本文批判地考察了激进全球化理论的一些关键假设，具体来说，就是中国代表着另一种形式的"竞争型国家"，其发展抱负已经从根本上受到全球"新宪政主义"和美国货币力量的制约，须遵从新自由主义。通过将结构化的方法运用于全球治理和对中国国家进行折衷论或规制论分析，我认为中国已经借助宪政化的全球治理展现了自己日益增长的力量，从而向新自由主义提出了挑战。面对美国力量的不断衰落，全球宪政主义提供了一种机遇结构，可以帮助中国巩固其共识性发展的长期战略。全球经济治理非但不会加强"新自由主义霸权"，反而对新自由主义霸权的瓦解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

引论和重点

本文在激进国际政治经济学就"发展"的意义和可能展开辩论的背景下，分析了中国经济崛起及其对世界秩序改变的意义。这种辩论在一定程度上是激进全球化理论的兴起带来的。许多主要的激进学者借鉴、发展了"发展型国家"模式，把中国的崛起视为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过程，这个过程有意无意地挑战了西方在世界体系中的结构性优势。按照乔瓦尼・阿里吉的观点，"中国的挑战"本质上是良性的，是建立在植根于社会的市场经济这一共识性模式基础上的。这一模式借鉴了中国长达 500 年的和平和市场文明的历史经验，也借鉴了后来中国革命和国家权力集中化的历史经验。这种模式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可以找到，并且符合亚当・斯密的另一部重要著作《道德情操论》的思想。整体来看，斯密的著作论证了国家捍卫市场文明的社会道德精神和企业家精神，反对资本主义商业所带来的垄断、社会紊乱和帝国主义暴力。阿里吉认为，按照这种模式，当代中国的崛起应当受到欢迎和鼓励，因为它具有典型的进步性--非军国主义、限于本国领土和社会包容，是对西方帝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挑战。

这种共识性"国家发展主义的"观点与中国"官方"的看法完全一致。在中国领导人看来，动员起来搞市场经济代表着社会的良性崛起或"和平崛起"，在这一过程中，长期的、渐进主义的国内"现代化"战略已经与不断增长的区域和跨国经济的相互依赖结合在一起。2005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报告概括了这一战略及其发展脉络：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制定了'三步走'的现代化战略。第一步是使 1980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基本的衣食问题； 第二步是到 20 世纪末使国内生产总值再翻一番； 第三步是到 21 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2002 年，中国政府宣布已经胜利实现三步走现代化战略的第二步。"

对于国家发展主义者来说，中国现代化战略的未来并不确定，因为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日益一体化，它不仅取决于如何解决由于现代化而产生的主要内部紊乱，尤其是吸收流离失所的劳动者，而且取决于如何成功地对抗外部新自由主义的主导地位。为了实现现代化，中国必须在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协商取得全球治理的改变，旨在保证"发展空间"的扩大，而不是接受"发展空间"的缩小。

但是许多激进分子对这个谨慎乐观的估计将信将疑。由于把"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当成"正常资本主义"的起始前提，把"后福特主义的"资本主义当成当代世界秩序中的生产方式，国家主导的发展主义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功效一直受到根本质疑。由于把中国的崛起当作全球新自由主义传播和巩固的证据，对于中国的崛起也存在悲观主义的评价，相应地，对中国未来和世界秩序未来的预测都很悲观。为了探讨方便，我把这种质疑和悲观主义的评价称作激进全球化理论。

关于这种理论特别有影响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新葛兰西派学者斯蒂芬・吉尔的著作。吉尔发展了罗伯特・考克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国际化与国家以及强调跨国社会力量是超越国家的重要力量配置的思想，用全球"新宪政主义"的概念来描述世界秩序，把后威斯特伐利亚意义上的世界秩序理解为精英主导的、新自由主义霸权的阶级国家计划。新宪政主义主要关注跨国层面，认为新自由主义霸权通过集跨国规则、法律和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于一体的制度化、纪律性的超级框架大行其道。它们服务于"锁定"市场、私有财产、稳健财政和资本流动，对独立民族国家的"进步的"干预能力构成"自动的"或"宪政化的"约束。

在这种跨国框架中，所有的全球一体化国家都成为菲利普・赛尔尼所说的"竞争型国家"。这种国家形式首先是由"结构上"服从于国际竞争力的迫切需要来定义的。竞争型国家通常面临着调整政策，远离国家导向的需求管理和 /或国家发展主义的压力。相反，国家政策和支持结构在向国际贸易和跨国资本主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更加开放的条件下，重新面向包括出口导向型在内的竞争性增长。竞争型国家的对外取向和开放严重地限制了可行的国内政策的范围，特别是在资本和货币控制、福利和劳动力市场领域。虽然在原则上和实践上多数竞争型国家政策体制是可行的，但那些与市场资本主义的动态发展根本不一致的体制被排除在外，例如，严重保护主义的发展体制以及在很大程度上要求去商品化的劳工和福利制度。

将这种方法应用于中国，展现出来的是一种悲观主义的前景： 发展主义解体，走向威权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或者走向哈维所说的"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一些激进的全球化主义者承认，特别是在改革头 20 年中，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能够并且确实利用了以国家为基础的保护主义工具，包括集中化的"凯恩斯主义"方法，作为有计划的渐进和可控的亲市场变革过程的一部分。但随着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开始了，其标志是与全球经济和全球治理更加全面地一体化。除了 1992 年国家较早地采取了出口主导型的增长外，还对贸易开放和外国直接投资作出了更具决定性的承诺，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起外国直接投资受到鼓励。与新宪政主义的推理一致，有人认为，此后中国越来越受制于世贸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国财政部全球货币执行者的"新自由主义"规则。因此，保持市场转型的稳定，并为新近无产阶级化的劳动力提供某种支持的凯恩斯主义方法受到挤压，与中国战略上利用这些方法作为国内发展手段产生了矛盾。可能出现一种"最坏情况"的前景，即作为受到削弱的"竞争型国家"，中国被迫放弃独立的现代化，改变政策，从"吸收劳动力的［凯恩斯主义］政治转向公开压制的［威权主义］政治"。

因此，即使没有激进分子的争议，中国经济转型的意义和未来轨迹也会引起激烈争论。处于"发展"阵营的人从中国的崛起中看到了对新自由主义国家主导的潜在挑战，而激进的全球化主义者对中国内部和外部的国家经济实力都产生怀疑。他们认为，由外国直接投资驱动而不是由独立的国内力量驱动，这种所谓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牢靠的，中国对低工资竞争力的依赖也证明了这一点； 受全球新宪政主义和美国的货币霸主地位的制约，中国展现自己力量的能力有限而且日益减少。例如，在货币领域，虽然中国的储备增加，但这些储备主要是美元资产，这是中国的弱点和依赖美国的明证。激进全球化理论并不否认国家在策划和促进经济变革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认为这一行为越来越多地反映了党内外资本家阶级的形成； 变革有利于已经全球化了的后福特主义生产网络的传播和巩固，同时，中国及其新近无产阶级化和受到严重剥削的劳动力作为新自由主义世界的有利出口平台而出现，服务于全球流动的超级资本的需求。反过来，对国外资本的需求束缚住了中国的决策者，"迫使"中国遵守而不是挑战国外全球治理机构的新自由主义规则。

理论批判： 全球化、结构化与后李斯特主义国家

乍一看，作为建立全球化理论和厘清国际政治经济学中重要实证性变化的激进框架，新宪政主义似乎在其解释力和分析力方面既全面又令人信服。对于许多新葛兰西主义者来说，该方法的主要优点是，它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中建立了明确的"路径依赖"。这种路径依赖有助于理解霸权的推进，也为至关重要的实证调查提供了指南。这种路径依赖包括： 在基于规则的跨国治理层面存在美国的结构性力量和"硬宪政主义"，在注重政策话语和政策干预的区域和国家层面灵活运用合乎法律和更加明确的"软"强制力量。这些都成了吉尔之后对全球北部新自由主义霸权的巩固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南部"消极革命"进行实证分析的主要主题。

但吉尔及其追随者的方法受到许多学者的批评，这些学者支持更加广泛和更加开放的新葛兰西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三项突出的批评是： 新宪政主义低估了自由主义国家机构在至关重要的竞争性世界秩序中的作用； 相应地，吉尔的方法太具决定论色彩； 此外，新葛兰西学派将美国的力量和结构性优势预设为新自由主义全球霸权的基础是有问题的。它赋予美国特权，表面上看不符合全球新宪政主义理论，但却服务于新自由主义霸权统治理论。它使实证注意力偏离全球经济力量的根本转移，而后者在中国的崛起和不断增长的全球影响中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强调新自由主义的路径依赖和霸权推进，等于排除了对正在变化的、非霸权的全球力量模式的批判性调查。在本文中，我批判地考察了激进全球化理论，尤其是新宪政主义者对中国作为一个新自由主义的竞争型国家的评价。我运用结构化理论，力求避免吉尔描述新宪政主义框架时的决定论和新自由主义的路径依赖，同时希望说明如何可以更公开和更有效地在批判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加以运用。全球化强制机构的各自由主义主体之间有超越阶级的独立性，可以促进反对力量和战略行动并使之宪政化，从而发生改变。当全球力量的基本结构，例如美国和中国等国家的相对经济实力像现在这样处于根本变化之中时，这一点尤其如此。在这一框架内，历史"结构"与机构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关系，包含结构化的社会条件、历史构成和竞争行动的灵活辩证法，而不是决定"机构"的约束和服从的线性关系。这一理论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中国的崛起可以理解为新自由主义霸权瓦解的一个核心进程，而不是进一步巩固了新自由主义霸权。作为一个面向全球的或"后李斯特主义的"发展型国家，一个具有市场规制能力和宏观经济能力的国家，中国通过建设性地参与自由主义的全球治理成功地反对了新自由主义。

后李斯特主义一词用于中国看来是恰当的，因为它力求抓住一开始就存在于全球化之中的国家发展主义形式的辩证法。它克服了激进全球化理论提出的发展主义的本体论缺陷，突显了发展战略内部和外部之间的必要联系，同时拒绝了要么服从这一面要么服从另一面的做法。这种辩证关系可以用本・科恩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中使用的力量理论充分加以说明。虽然科恩的理论往往只用于作为"特殊案例"的美国，但事实上，它证明和支持了一种更普遍的方法，提供了在全球化条件下国家力量及其局限的一般理论。

传统上，李斯特主义战略的出发点是国家主权或"自治"--其定义是具有"运作独立性"的"行动能力"。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1841 年) 中，作为确保积极自治的一种方式，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提倡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但是，全球化意味着对自治的限制，创造了一个剥夺了发展型国家运作独立性的后李斯特主义世界。正如科恩所指出的，这时自治变成了"被动的"，因此失去了自己持续发展的潜能。自治的这一问题表明了"影响力"必不可少，而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影响力"可以定义为利用对外部他者的"杠杆作用""塑造事件或结果的能力"。关键问题是，虽然国家发展主义的首要目的是自治，而自治是影响力的先决条件，但在全球化条件下，影响力并非自动地产生于结构性自治。因此，为了实现积极自治( 也是发展的必要条件) ，行为主体必须运用全球影响力或者积极地展现力量。因而，在全球化的世界中，结构性自治是持续发展的必要但却并不充分的条件。因此，显示后李斯特主义发展型国家特点的正是影响力的迫切需要而不是保护主义。

微观市场规制： 中国、外国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 从出口平台到规制型国家

有一个论点与激进全球化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的路径依赖理论一致，这就是中国的"发展"是一个"神话"。根据这一观点，中国在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方面取得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中国经济向跨国公司推动的外国直接投资开放，国家只是发挥了促进公司内部加工贸易的作用，旨在把中国建成世界青睐的"出口平台"。一些指标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