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代尧：威权政体及其转型：理论模型和研究途径」正文
威权政体是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介于极权政体和民主政体之间的较温和的专制政体。作为一种政治型态，威权政体出现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西南欧国家。及至六七十年代，东亚和拉美地区众多发展中国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以威权主义推动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威权政治俨然成为战后的主流。80年代中期以后，威权政体开始退出各国政治舞台，出现向民主政体转型的浪潮。本文拟对20世纪下半叶国际学术界关于威权主义兴起及其转型的政治社会学研究作一评述。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评介将基本循着此一领域的研究进展展开，着重于学者们提出的有关理论模型和研究途径，以提供一个较为系统地观照本论题之主流学说的线索。
一、威权政体的“理念型”
1964年，美籍西班牙学者胡安・林兹(Juan J.Linz)发表《西班牙的威权政体》一文，首次提出“威权政体”(authoritarian regime)的概念并对之作出界定，用以指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林兹由此奠定其研究威权政治权威学者的学术地位。
按林兹的界定，威权政体“具有责任不分明的有限的政治多元主义；没有一套提炼过的主导意识形态，但有相当清楚的特殊心态；除了某一发展时期之外，没有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威权领袖个人（或有时是由少数人组成的集团）的权力行使虽然不受限制，但实际上却是在完全可预测的范围内”。[1](P255)林兹的定义指出了威权政体的四个基本特征：有限的政治多元主义、缺乏主导性的意识形态但有特殊的威权心态、有限的政治动员以及政治领导人权力行使的可预测性。
威权政体包括军人官僚威权体制、动员式威权体制和后极权式的威权体制等各种次级类型。其中，军人官僚威权政体是最常见的次类别，因其主要组成分子是政府官僚和军事官僚，故也称之为“官僚威权政体”（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 regime以下简称BA regime）。这一概念最早由阿根廷籍学者吉尔莫・奥唐奈(Guillermo A.0'Donnell)于1973年提出，他在《现代化与官僚威权主义：南美政治研究》一书中，以BA regime来概括拉美国家出现的军人政权体制。除拉丁美洲国家军政府建立的体制外，在东亚，朴正熙统治时期的韩国、马科斯独裁时期的菲律宾和苏哈托上台后的印尼，其政体类型也属军人官僚威权政体。
在《极权与威权政权》的长篇论文中，林兹描述了军人官僚威权政体的以下特征：军人和官僚联手建立政府的控制权；他们以实际的官僚心态进行统治，并无特定的意识形态；经常的情形是，由政府创立一个官方政党，创立政党的目的是想减少民众参与政治生活，即施密特所说的“占领政治空间”；不少这种政权类别，允许有多党存在，也可能举办各种选举，但是选举活动都会经过刻意规划或受到操纵，使其不致成为其他政党用，以争取选民的场合，或使他们发挥不出政党的功能。[2](P398)
由上述威权政体的内涵，可知其与多元民主体制存有根本的差异，但与极权体制之间的界限，似乎并不十分明确。事实上，有不少学者即是将两者等同看待的。不过，极权与威权两种政治型态确有许多不同之处。笔者认为，两者的分际主要在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体现方式不同。在极权体制中，国家与社会是合一的，而在威权体制下，二者的界限并未完全泯除，但政治对社会的渗透仍普遍存在。具体地说，两者的不同特质主要是：
（一）全面主义控制与有限多元
在极权政体中，政治权力组织对社会全面渗透与“泛政治化”。其结果是，各种社会活动和生活都不免于政治的干预。威权政体则体现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多元主义，统治集团无力也无法实行对社会的全面控制。社会中有一些团体的出现并非来自政府的有意安排，其运作也不一定依附于政府。有些威权政府甚至以制度化的方式鼓励某些有限数量的团体参与政治，因此社会上有某种程度的竞争存在。在很多威权国家，都开放具有一定竞争性或“半竞争性”的各项选举，即是此一体制有限多元主义的重要体现。
林兹在1973年发表的《威权体制下的反对：西班牙个案》一文中指出，与民主政体下的“制度化反对”不同，威权体制下的反对分为“体制内的反对”和“体制外的反对”两种。按林兹的说法，威权体制内的反对力量可以称之为“半反对”，即他们不受统治集团所支配，而从事部分批评，但他们还是愿意参与该政治体系的权力运作，基本上也不向政权提出严重挑战。体制内的半反对，虽不是合法的，但也不是“非法”的，是被容忍的反对。[3](P191-198)在这些团体的成员中，领头的主要活跃分子可能被提拔进入政治权力体系之内，不能如愿者也可能铤而走险，从事“非法”的“体制外”反对活动。
对大众媒体，极权政权都实施严格控制并享有近乎专利式的特权，领导者也经常借媒体作为强烈宣传之用。威权政权对传播媒体一般也实施严格控制，但有些威权体系，尤其是正在经历现代化过程的威权体系，却有某些零星的新闻自由出现，譬如佛朗哥威权统治下的西班牙，教会出版物不在政府检查之列。[1](P266)
（二）意识形态和心态的差异
极权政体有一排他的、占支配地位的主导意识形态体系，并且利用它作为政策或者政权合法性的基础。相对地，威权政体并不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没有一套完整的、有系统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识形态体系，作为其运作的依据，不过却有特定的“心态”(mentality)，即较重当前问题的解决或是过去事迹的反应。威权“心态”经常表现为民族主义、社会正义或富国强兵的理念，这大都与经济发展、维持社会秩序、避免内部争斗发生等实际考虑有关，是一种务实主义的理念。1961年政变上台的韩国军政府就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发展民族经济的渴望及对腐败的低效率的文人政权的不满是政变的原因。[4](P154-155)六七十年代拉丁美洲的许多军人官僚威权政府也与此类似，不同点在于后者推动资本主义的态度不如东亚威权政府那样坚决。
（三）政治动员与政治冷漠
高度参与是极权体制的特质。在极权体制下，政党以及各种为执政者所控制的次级团体，以鼓励、要求或奖励方式，主动动员民众参与政治或集体性的社会事务。而在威权政体中，较少大规模且深入的政治动员。一般人对政治性事务乃至于政治性社团集会意愿不高，民众有一种对政治的“被动的服从和冷感，退而扮演偏狭的和臣属的角色”。[2](P254)政权本身也不愿意见到群众过于热衷于参与政治，而是倾向于希望他们被动地接纳与被领导。在威权政体中，虽然有时也会有政治或社会动员，但一般无法深入，流于形式。当然，在威权政体出现初期，如果要应对某种危机状况，自然需要高度的参与和支持。
（四）政党与军人角色的差异
极权政党体系禁止反对势力或反对党的存在。威权政党通常允许一个以上的政党存在，即便在一党独大的国家中，党的角色与功能也有相当限制。当然，党是政治资源的最大配置者，党、国的界限也常模糊不清。但执政党的组织相对比较松散，其政府内也吸纳相当一部分党外社会精英。这些人士既可能倾向于肯定也可能不认同执政党的理念。
在极权体制中，党政军高度一元化，处于体制内的军队对党完全效忠。极权国家没有军人政变发生。在威权政体中，军人有其特殊的地位，这不仅与威权政体所强调的特殊心态（如民族主义理念）有关，也因为威权政体需要军人担负重要责任。由于没有一个极权政党中的强大群众性政党可以控制住军队，军人在各项与政治有关的人事任免中，占有相当份量，分摊相当比例的资源。加之，军队上层人员由于接触现代技术和西方的价值观念，对于自己国家经济上和技术上的落后状况特别敏感，对诸如国内制度不上轨道、贪污腐败问题十分痛恨，因此有高度的干政倾向。[5](P177)[6](P214-215)许多采行威权体制的发展中国家，军人赤裸裸地干预，是政权转移的主要因素。不过，军队在干政后，当政局稳定或是腐败问题获得解决，通常会退回营房之中，不直接插手行政事务，而是拔擢文官与技术官僚参与政事，以减少军人政治的色彩。[1](P267-268)
二、“政治高压、经济成长”模型
拉丁美洲的六七十年代是一个狂飚的年代。1964年，巴西发生军事政变，古拉特的文人政府被推翻。紧接着，1966年阿根廷埃利亚政府也在一场军事政变中垮台。1968年，秘鲁的军人政变将文人总统赶下台。1973年，智利的皮诺切特将军在国内外的支持下推翻了阿连德政府。同年，乌拉圭的军人也接管了政权。在10年之间，南美洲的主要国家，纷纷发生军人推翻文人政府的事变，举世为之震惊。拉美国家工业化发展导致民主政体崩溃的经验事实，使得经典现代化理论关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的理论假说，受到学术界前所未有的质疑。人们开始猜测，在现代化进程的较高水平上可能伴生的政治专制而非政治民主。[7](P8)
1973年，奥唐奈在《现代化与官僚威权主义》一书中，提出了后来被国际学术界称为“奥氏理论”(O’Donnell thesis)的官僚威权主义“发生模式”。奥唐奈在此书中运用了后来被卡多索(FernandoH.Cardoso)和法雷托(Enzo Faletto)指称为“历史结构分析”(historical structural analysis)的研究途径，这种分析路径着重于从宏观的、历史的、动态的角度，去描述国际经济结构变化以及国内工业化所造成的阶级变动和对政体的影响。
奥唐奈认为，当一个传统的生产方式进入工业化的初期阶段，为了解决本国的消费问题，政府一般采行的是进口替代政策。通常进口替代政策会产生立即而明显的效果，在国内市场受到保护的情况下，初期的工业发展和经济成长十分快速，本土工业得以建立。为了扩大本国市场的消费，并换取政治上的支持，资本家也愿意增加工人工资，准许成立工会，结果工人的福利和待遇明显上升。于是政府、工人、资本家无不皆大欢喜。但是，本国市场毕竟有限，在市场达到饱和后，工业扩张和经济成长便受到制约。更由于工业化所需的设备及燃料进口成本极为昂贵，造成政府国际收支的逆差，外债积累，通货膨胀的压力加大。政府、资本家和工人皆蒙受其害。实力强大的工会组织开始施加强大压力。面对经济危机，南美国家决策者认识到基本解决之道，在于工业化的“深化”(deepening of industrialization)，即开展第二阶段的进口替代工业化，由本国自行发展制造工业，以最终完成工业化。问题是，此一工业发展的高级阶段，一般所谓资本密集工业，对资金、技术层次和科学管理有很高要求，有赖高效率和资本雄厚的企业带头参与，而这些企业大多为跨国公司。为了吸引跨国公司前来投资设厂和国际金融机构的贷款，决策者不得不以强制的手段压制已经兴起的劳工运动，抑制劳工对工资和工作条件的要求，以营造稳定的投资环境。[7](P62)于是，在军方特别是军中技术官僚带头主导，新经济官僚、大资本家和跨国公司的附和下，一个所谓“政变联盟”产生。在“理性、效率、安定”的诉求下，官僚威权主义工业化政权应运而生。
奥唐奈在他的官僚威权主义“发生模式”中，借用了政治学者罗伯特・达尔(Robert,A.Dahl)提出的“压制成本”与“容忍成本”两个概念。达尔在他1971年建构的理论模型中提出，多元政体的出现同统治者对镇压成本和容忍成本的计算有关。“当预期的压制代价增加时，政府容忍反对势力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压制的代价超过容忍的代价愈多，形成竞争性政权的机会愈大”。[8](P13-14)[9](P153-154)奥唐奈将这两项指标加以延伸，用来解释BA regime可能出现的时机。概言之，政府对反对者的“压制成本”与“容忍成本”会出现动态变化。当各阶级分享经济成长的果实、政治参与意愿不高时，政府预期对民间社会的压制成本过高，民主体系可能维系。一旦经济发展面临瓶颈，传统的官僚又无力解决，而此时不满的社会阶级高度动员，政府对民间社会容忍所要付出的成本就迅速提高，当容忍成本明显高于压制成本时，以“压制阶级，提升政府能力”为号召的BA regime将会出现。[7](P89-90)
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奥唐奈对工业化所缔造的政治与社会张力以及精英与大众阶级的结构变迁，以及对巴西官僚威权政体起源的分析，尚不足以反映该地区各国走上威权主义道路的不同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