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为桂：现代性与大众民主的逻辑：马克斯・韦伯的政治社会学

强势民主（Strong Democracy ）理论的倡导者巴伯曾经批评说，“所有影响深远的政治理论都有某种精英主义倾向。” ①但是，严格的、作为一种理论形态的精英民主理论（elitist democracy theory）是从马克斯・韦伯（Weber, Max. 1864-1920）开始的。他从诊断现代性入手，对整个现代社会秩序的生成、特点和前景得出自己独到的看法。在他的政治社会学研究进路中，理性化与官僚化成为描述现代性的基本范畴。韦伯正是在现代性社会的大背景中思考大众民主问题的。通过剖析行政官僚体制在现代社会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和作用――这是韦伯之后政治社会学反复处理的理论主题――韦伯看到大众民主的必要性和限度，并进而推导出精英民主理论。在现代性条件下，精英民主是大众民主逻辑推演的结果。

韦伯的政治社会学关注的重心在于思考现代性条件下人类秩序的种种问题，其中尤以现代社会结构与政治制度的互动问题让他耿耿于怀。因为他知道，这种互动攸关自由与民主的前景。在韦伯看来，现代性的突出特点是理性化和官僚化。他对官僚化的负面作用满怀忧心。政治社会学的核心任务就是通过寻找民主的途径来抑制官僚制的弊害，为人类的自由拓清障碍。但是，面临巨大规模的工业社会的复杂情形，面对无孔不入的官僚组织的精巧控制，民主还有可能吗？米歇尔斯是提出这一怀疑的最著名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与米歇尔斯交谊深厚的韦伯，对前者的“寡头统治铁律”十分熟悉。但是，在大众社会时代，看待民主的不同方式使他们对民主的性质和前景得出不同的结论。与米歇尔斯不同，韦伯不是在民主的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反差中来批判现代民主的虚妄的。在韦伯看来，类似米歇尔斯那样的提问题的方式，本身就有问题。因为所谓的“理想主义的民主”（也就是没有任何压制的大众的自治）只是一个历史的臆造，是一种虚幻的观念，对这种实际不存在的东西的批判实际上是无的放矢，所得出的维护民主价值的结论自然更是不得要领。难怪，在他晚年，米歇尔斯由最初对民主哪怕是十分微弱的希望转向对民主的绝望，并加入民主的反对派阵营中去：因为他抱定的民主本身就是一个虚妄的东西。②[2](前言P23)韦伯当然看到现实政治中的寡头倾向，但并不认为民主制度对这种倾向完全无能为力，问题的关键是对民主做出重新界定。这就是他的精英民主理论。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两人在研究路径上的不同倾向，在米歇尔斯那里，有一个先在的理想主义的民主理念，这个理念在现实被严重扭曲，因此，他的主要工作是直面现实，证伪民主。而韦伯则秉持一种现实主义的视角，从分析现代性着手，找到现代性条件下社会政治秩序的特质，进而分析大众社会民主的样态及其症候，然后寻找对治方子，发展出精英民主理论。

科层官僚化及其威胁

要理解韦伯的大众民主观，首先必须了解他对西方现代性的独特解读。在他看来，工业资本主义是西方特有的现象，它是一种理性化的生产方式。这种理性化过程致使经济上机会性的利润扩大成为一个经济系统，发展出一套严格的形式理性和无情的纪律机能来控制整个生产过程。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理性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其核心含义是“把一种技术性的算计态度延伸到越来越多的活动领域，它是科学程序的典型体现，并且在专门知识和科学技术在现代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多的作用中得到实际体现。”③[3]（P203）在韦伯看来，理性化必然导致官僚化，就是所谓的官僚科层制。它是一种借由科层式行政干部来管理的合法性支配，其最理性的表现形式为一种“持续性的，受到法规拘束的公务经营机构”；在官职安排上，则遵循规定之职权范围以及官位阶层划分之原则来组织。此一组织由官吏操作经营，这些人无权占用行政之技术资源或官职本身，只能依凭一种客观化之专业资格受到雇佣，其处理公务必须符合条文规定，依法行事，并在面对当事人时一视同仁。官吏身份之终身制、薪俸制、退休保险以及循年资升迁等制度强化了行政职员忠于职守的重要性。④[4](P242-251)理性化和官僚科层化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归纳，它们的发展在韦伯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对于现代大规模的民族国家是绝对必需的。从技术的角度看，庞大的现代国家必须以官僚制为基础。国家越大，它的权力越大，与外部冲突的范围越广泛，内部统一管理的需要越迫切，这一特征就越加不可避免，官僚结构也就越会逐步获得其发展途径。在韦伯看来，它不仅是一种现代性的必需品，从某种层面说也是一种现代化进步的标识。他说，“在一个现代的国家里，真正的统治既非在议会的演说中，也非在君主的告示里，而是在日常生活中行政管理的处置上，发挥作用，它必然地和不可避免地掌握在官员的手中，……正如自从中世纪以来，所谓的迈向资本主义的进步是经济现代化唯一的尺度一样，迈向官僚体制的官员制度的进步是国家现代化的同样是明白无误的尺度……。”⑤[4](P736)

当然，至此韦伯所作的都还只是一种价值中立的解释。一旦涉及到对官僚制之影响的价值判断，对于官僚化日益发展对民主和自由的最终影响，韦伯明显透露出自己的悲观情怀。一个“官僚专政” 的制度，是一个“到处都是匍匐在小事上，努力向上爬的小配角、小人物的”世界。官僚专政是一个“铁笼”，一种完美无缺的机器，一种新型的奴役工具。它对人格、自由是个巨大的威胁。在一场演讲中，韦伯曾经忧心忡忡地指出，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机器能像人类机器（官僚政治）运转得这么精确了。从技术和物质的角度看，它是无与伦比的。它在行政和政治领域带来的后果是：凡是把自己整合到这部机器上的人，都会变成机器上的一颗小小螺丝钉，就像在大型工业企业中的情况那样，他越来越习惯于当一颗螺丝钉的感觉，越来越习惯于问自己能否成为一颗更大的螺丝钉。……但是一想到这世界上除了螺丝钉以外别无它物，就是说，世界上充满了抓着自己卑小的职位不放并渴望一个更大职位的人，这会更加令人惊恐。⑥[5]（P471）除了对人格的矮化，官僚制还导致官僚的专制。因为官僚具有专门知识、信息并接近机密，因而他们必然掌握重要的权力，他们才是真正的权力的拥有者，他们才是现代国家机器的操纵者。连政治家都得时时仰赖于他们。

韦伯在解剖官僚制这部机器中看到现代性的悖谬：宏观上，它是理性化的结果，是政治现代化的需要，甚至是一种国家现代化的标志；但是，在微观上，它是对人性的扼杀，是对自由的威胁。因此，问题不是一些人在现代大众社会中所感受到的那样担心民主和个人主义的泛滥，并因此导致权威和贵族精神的衰弱，在韦伯看来，我们所要担心的问题恰恰与此相反：在现代性条件下，建立在物质利益法则――理性化――之上的“民主”和“个人主义”，其前景实际上是十分渺茫，因为这种法则支配下的世界将是一种官僚化的世界。经济日渐变得复杂，它部分地被国家或者市政当局接管，民族国家的领土规模庞大，所有这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日常文书工作，进一步强化劳动分工、专业化以及对行政专家的培训。一句话，一种社会等级制度在现代性条件下变得不可避免了。它不主要像马克思所说得那样是基于经济地位的社会阶级支配，在理性化的时代，它有了新的特征：那就是行政官僚的等级制支配。它是一种精巧的铁笼。新的奴役的囚笼无处不在，正等着机会成熟时让大众“顺从地”、一劳永逸地进入其间。“由是观之，那些总是担心将来要负担太多‘民主’与‘个人主义’，担心‘权威’‘贵族’和‘对官职的敬重’诸如此类东西太少的人，大可放下心来了。世界将会毫无疑问地显示，民主的个人主义之树不会直插云霄。所有的经验都教导我们，‘历史’正连续不断地滋长全新的‘贵族’和‘权威’。 ”⑦[6](P68-69)

现在, 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能够抗衡这部机器的力量，使我们能够从这种对灵魂的瓜分中，从官僚制理想的独断统治中，保留一点残余的人性。或者，按照韦伯的话更具体地说，“面对这里令我们感兴趣的国家官员的日益不可或缺和由此所制约的日益上升的权力地位，如何能够提供某种保障能有一些权力来限制这个日益重要的阶层的巨大优势并有效地监督它？如何才可能使民主哪怕仅仅在这个有限的意义上变为可能？”⑧[4](756)面对新的贵族和权威，我们能不能发展出一种民主手段来限制他们，抵消他们所支配的官僚制的危害？韦伯念兹在兹，正是这个问题。在不可避免地受物质主义支配的现代社会条件下，在不可避免地受官僚科层制支配的现代政治条件下，如何才能以民主和个人主义来对抗专家的“贵族主义”以及对官职的过分敬重――而且还要使这种尝试尽可能持续长久。⑨[7](P92)这才是韦伯所思考的现代性深层核心问题之一。

议会制和民主化

面对科层官僚制，韦伯的对治方案是经济上保持自由资本主义，政治上则需要实行议会制和民主化。韦伯说，如果私人资本主义被废除，剩下的就只有国家官僚制的统治了，废除市场就是废除一种与国家相抗衡的关键力量。当然，单纯的经济自由并不足以保障抗衡科层官僚制。这方面，韦伯思考的背景是他的祖国。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的德国，经济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德意志民族因此恢复了一些自信；但在政治上，由于长期的官僚专制传统的窒碍，一直让他们无法充分张扬民族自信心。经济上的巨人和政治上的侏儒的矛盾，是当时德国面对现代性的最深刻的矛盾。韦伯对此十分清醒。他主张在政治上用民主化及议会化来打破官僚支配。他说，“那些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尽管它们的官员无疑有些腐败，但比起我们高度道德化的官僚政治来说，显然是更为成功地屹立在了这个世界上。”⑩[5](472-473)

从总体上看，韦伯指望在政治与行政之间保持一种张力――就像他试图在经济与政治之间保持一种张力一样――用它们之间的辨证互动来维护权力的平衡。议会化和民主化代表了政治的层面，而官僚化则代表了行政的层面。虽然，他认为，从长远看来，将科层公共行政直接民主化不太可能在“大国式的民主”中贯彻执行，让选民选举在技术上有专业资格的行政官员，这是极不恰当的任用方法。⑪[4](P805)但是，将他们“间接民主化”，则是任何现代政治秩序中的必要条件。就是说，有必要通过民主化的机制来制约科层制官僚的专权。关键的问题是，惟有当政治与行政在一种辨证的关系下互动，才有机会阻止那些业余玩票性质的政治以及想把政治化约成纯粹技术的企图。政治与行政应当保持相对的自主性，但仍在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下互相支援。民主与官僚制乃是相互对峙的力量，想要他们互惠，首要的条件还是得让它们相互对立地组织起来。科层行政官僚借着分工和运用技术上的专门知识来提高工作效率，但是效率的提高也意味着知识的独占化和身份的特权化。政治民主寻求通过尽可能开放通往支配地位的门户以及通过公共舆论影响范围之扩大来达到权利平等的境界。总之，韦伯构想的是一种多元制衡的政治－行政结构图景，“他的意见遵循着一套想法，认为每个制度化了的原则仍需要有一个与之抗衡的原则；任何一个策略运用上有利于封闭社会关系的立场，同时必须有一个策略上有利于开放的立场来作旗鼓相当的对抗。积极运作的议会制衡着国家官僚，国家官僚制衡着政治领袖，人民直接选举的政治领袖制衡着政党官僚，政党官僚制衡着情绪化的民众――这是韦伯在作建议时考虑到的几种对立关系。”⑫[7](106-107)显然，这些对立关系有赖于国家机构建制方面的功能发挥，其中议会制和民主化起着中心的作用。

在韦伯看来，议会制政府在现代国家里是至关重要的。他说，“作为强制行政公开、确定财政预算以及最后咨询和通过立法草案的审级机构――在这些职能上，议会在任何民主制中实际上都是无可替代的。”⑬[4](P804)在韦伯看来，议会在政治角斗场上还可以发挥更多的职能，它具有表达、选拔、妥协和竞争的优势。首先，议会在政府中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公开性。作为一个辩论公共政策的论坛，它确保各种竞争性的观点和利益具有表达的机会。其次，议会讨论的结构、辩论的实质和高超的雄辩术必须能够令人信服的要求，都使得议会成为一种对出类拔萃的领袖人物进行检测的场所；领袖人物必须有能力动员舆论，提出一种合理的政治纲领。第三，议会为既定的立场提供了谈判的场所。政治代表的决策标准不同于官僚程序和市场运作的逻辑。他们能够使政策选择为具有相互冲突的利益的个人和团体所知晓，由此可以创造可能妥协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