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成长中的国家形态问题

摘要：国家形态与国家成败具有密切关系。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是在批判分析现代国家成长中形成的，其工具主义国家观和国家自主性理论是现代国家理论的“元理论”，对于研究现代国家建设具有普适性。比较政治发展的研究发现，工具主义国家和自主性国家及其变体，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治理状况，而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是国家成功的关键。

关键词：工具主义国家俘获国家自主性国家发展型国家掠夺型国家

在国家理论中，最流行的大概是国家类型学。我们发现，这些国家类型理论存在一些共同难题：第一，它们难以解释同一类型的国家为什么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形态；第二，它们不能解释为什么同一类型的国家会有完全不同的政治命运；第三，它们不能解释为什不同类型的国家会有类似的制度安排和类似的政府行为。

目前流行的诸多国家类型说，事实上是关于国家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无论是什么样的国家理论，一旦离开国家-社会关系的维度，其解释力就会受到质疑。国家从社会中来，国家独立于社会，但又受到社会的影响。这样，国家力量相对于社会力量所表现出的形态，就是我们所说的国家形态。具体而言，国家形态是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因国家-社会互动所形成的政治形态(治理结构)，以及由此政治形态产生的相应的政治过程和治理绩效。与我们熟悉的国家类型相比，国家形态是一种更加真实的存在，并且任何一种国家形态都具有历时语境中的周期性或相对性，而不是国家类型学所规定的国家类型的稳定性或绝对性。与国家类型学不同，国家形态理论更关注国家治理问题。

我们发现，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具有“元理论”的性质。马克思认为，国家从社会中来，国家归根到底受制于社会，甚至成为社会的工具，其最著名的论断就是“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①。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国家相对于经济关系是“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②。应该说，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及其国家本质与形态的认识是极为深刻的。

同时，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成长时期急剧动荡，这对生活在其中的马克思又有直接影响。马克思面临的最典型的政治现实包括但不限于19世纪30-40年代英国的宪章运动、1848年欧洲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其中每一个重大现实都对马克思的思想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宪章运动验证了国家的阶级性和工具性，巴黎公社的诞生则使他产生了无产阶级政体思想，同样，1848年欧洲革命也孕育了马克思特定的国家观――国家自主性。

国家自主性是指，来自社会的国家享有超越社会的能力，国家超越于个人和群体利益之上而代表公共利益和公共意志。在黑格尔那里，市民社会反映的是特殊性，是不同个人与团体的利益，而国家代表普遍性，反映普遍的利益与意志。从黑格尔到韦伯，国家自主性思想在德国最具连贯性和系统性。在批判黑格尔的国家学说时，马克思直接引用黑格尔的话陈述官僚机构的公共性：“在各种权力当中，行政部门是最难分析的。与立法部门相比，在更大的程度上，行政部门是全体人民的财产”①。

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既总结了工具性国家理论，又注意到了国家的自主性现象。国家自主性不但在法国有，在德国也不容忽视。可以认为，在经济上有了成熟的垄断阶级的国家，事实上已经具有了工具主义属性和特征，否则就难以理解自由放任政策下的国家“守夜人”的史实。而在阶级力量脆弱和国家力量强大的国家，比如马克思时代的法国和德国，国家超越于阶级之上的自主性行为和特征也是一种历史事实。只不过与工具主义国家理论所具有的成熟性和规范性相比，马克思对自主性国家的认识更多的是一种经验性观察，并将自主性国家现象视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历史现象②。可见，关于国家自主性，马克思和黑格尔是有区别的。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是在批判或分析资本主义国家中形成的，因而对于研究现代国家建设而言具有普适性。

一、工具主义国家的当代形态及其变体

在马克思那里，工具主义国家是一种比较成熟的理论，19世纪的英国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基于典型经验的研究称得上是一种规范性理论。作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工具性表现得比较突出和充分，那么作为一个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工具性特征如何呢?对此，新马克思主义内部存在着争论，新马克思主义工具学派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工具性的论述，比任何别的看法都更接近阶级社会的政治现实。密利本德认为，不能把工具论简单化，否则就忽视了国家的自主性③。但是，不同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密利本德那里，国家自主性和相对独立性并没有减少国家的阶级性质，国家在采取相对自主性行动的同时还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巩固资本主义秩序④。

显然，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仍然以发达国家为经验基础，20世纪中后期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尤其是20世纪末期苏联-东欧国家的转型为政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经验资源，在国家理论上出现了俘获型国家、勾结型国家之类的说法。我们认为，这些所谓的新型的国家形态，都只不过是工具主义国家的翻版或另一种表达，是工具主义国家的衍生形态或变体。

俘获国家I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生了世界范围内的制度转型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威权主义向代议制政治的转型。在转型过程中，在威权体制下或计划经济中居绝对主导地位的国家与政府因为市场的诱惑而被市场俘虏，财团在政治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甚至可以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游戏规则，政府成为财团政治的俘虏，形成所谓“俘获型国家”(captured state)。具体地说，俘获型国家就是企业通过向公职人员提供非法的个人所得来制定有利于自身的国家法律、政策和规章的企图。在政治过程中，企业通过这种机制来影响政府的政策，以获得独有的优势，其手段通常是设置不利于竞争的壁垒，最终以高昂的社会代价创造出排他性垄断利益⑤。

对22个转型国家俘获情况的研究表明，在高俘获型国家，公共权力创造了一个将产权安全和合约权利等公共产品私有化的市场，仅有很少的公司能够通过影响力或俘获国家而拥有寻租的机会。由于有些企业独家享有影响国家决策的特权，控制着国家的重要经济命脉，而其他企业则被完全排斥在外，俘获者企业从而独享巨大收益，其增长速度是其他企业的两倍。

但是，俘获者企业高速增长的社会成本表现在，既抑制了高俘获国家的公司数量的增长，也带来制度性腐败和集体性腐败：为了“收买”关于重大立法条款的投票而向议员行贿，为了能使有利于自己的法规和法令通过而向政府官员行贿，以及为了影响法庭判决而向法官行贿。其结果便是潜在的恶性循环：一小部分有活力的公司获得了排他性优势，但代价是进一步削弱了国家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的能力，抑制了经济增长①。

与“俘获型国家”相联系，另外一个分析性概念就是勾结型国家。“勾结型国家是指政府(总统办公室、司法机关、永久性官僚部门、独裁者、统治集团等等，视具体情况而定)与特定私人集团(利益集团)为了自身利益相互勾结的状态，这种状态有时可能是稳定的，有时可能是周期性震荡的”②。勾结型国家是一种强强(政府+财团)联合，必然会对人民和社会实行掠夺，因而勾结型国家又会演变为掠夺型国家。勾结型国家必然会干扰和阻碍市场的成长与经济的发展。

转型国家中出现的“俘获型国家”，其原形就是马克思笔下的工具主义国家，即国家和政府变成了私人资本牟利的工具，或者说公共性政治权力成为私有化经济权力的俘虏。与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转型国家虽然在历史上国家力量强大而私人资本缺失，但国家转型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是一个国家重建过程，国家本身变得脆弱不堪；与此同时，在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私有化过程中，私人资本异军突起，形成寡头政治。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转型经典地验证了这一理论。

俘获国家Ⅱ型。国家是从社会中脱离出来的公共权力机关，具有公共性。不仅如此，我们看到，国家作为一个自组织系统还拥有自己的目标和利益，当这样的自组织系统因为某种社会力量的约束而偏离自己的目标和利益、进而丧失公共性时，也可以认为这个国家被俘获了。也就是说，国家不但会被私人资本俘获，还可能为其他社会力量俘获。因此，除了经典意义上的工具主义国家的变体即政治力量为经济力量俘获，还有其他形式的国家俘获，我们称之为“俘获国家II型”。民粹主义盛行的国家其实也就是这样的俘获型国家。

在大众政治时代和民主政治中，很多国家的政治都染有民粹主义的特征。但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之所以被定性为民粹主义，是因为其政治过程中直面民众进行卤莽的、不审慎的、不负责任的煽动，向民众妄许不能兑现的诺言。我们认识到，把民粹主义盛行的国家界定为俘获型国家可能会有一定的争议，因为民粹主义的群众基础是普通大众，难道国家不就是为了大众的利益?这里牵涉到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大众利益之间的政治哲学上的复杂关系。一般来说，大众利益、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有密切关系，但是不能简单地划等号，它们之间有时甚至存在着紧张关系。国家应该是大众利益的捍卫者，这也应该是国家存在的终极价值。但是，作为一个自组织系统的公共权力机关，它不但要实现大众的利益，还要平衡其他阶层的利益，并以实现自己的安全和秩序为己任。任何一种社会力量都可能威胁国家安全和秩序，私人资本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危及国家安全，历史上有些国家安全和秩序的威胁则来自民众。同样，国家也可能因为安全的原因而侵犯民众或特定阶层的利益。这些复杂关系恰好说明不能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民众利益简单化。

就国家存在的价值而言，大众利益实现的前提是国家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更好的国家安全和国内秩序。如果没有安全、秩序以及国家发展，大众利益就是一句空话，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历程已经证明这一点。换句话说，如果普通大众为了自己的眼前利益和狭隘利益而牺牲了国家本身所具有的独立性以及国家的其他目的(如安全和经济发展)，国家就被绑架了。由于技术革命的影响，政治已经从过去的精英权利政治演变为大众权利政治，大众权利政治时代早已来临，一般民众更容易、也更愿意用政治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在大众权利政治中，民主政治与民粹主义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很容易相互转化。尤其是，当克里斯玛(Charisma)式的政治人物为了自己的利益诉求而迎合非理性的大众时，上下合意就必然导致民粹主义政治，国家发展就会偏离正常轨道。民主政治必然使一些政治家特意讨好民众，而讨好民众的经济-社会政策又可能制约着国家经济增长；国家经济增长的停滞将进一步激起民众的不满，而为了当选的政治家就可能越发讨好不满的民众。因此，被民粹主义俘获的发展中国家往往处于恶性循环之中。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以及转型国家，工具主义的国家形态依然存在。但是，作为一种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国家形态，在不同的国家以及国家成长的不同阶段，工具主义国家形态所表现的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二、自主性国家及其变体

相对于工具主义国家理论，自主性国家只是马克思的一种经验观察。我们认为，尽管黑格尔和韦伯对国家自主性的理论贡献是不容忽视的，但是，作为今天一种流行的和成熟的国家理论，离不开以普朗查斯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特性的深入研究。

普朗查斯考察了资本主义国家相对于社会(阶级)具有自主性的结构主义根源，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济环节的特点，即经济脱离政治且能够独立运行的结构决定了国家的相对自主性①。因此，国家相对自主性不是一种特殊形势下的暂时现象，而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特征，工具主义国家理论无法解释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与政策。

普朗查斯的国家理论在美国引发了国家研究热潮。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斯考克泼(Skocpol)指出，首先，国家不仅应该被看作各社会阶级为经济利益而斗争的舞台，更应该被当作国内主权所协调的行政、政策过程和军事过程，是一个自组织系统。其次，作为一套国家机关或国家组织，国家就有可能和统治阶级在经济和社会资源的分配上竞争，国家所得资源的目标有时和统治阶级一致，有时并不一致，而不一致的目标甚至威胁统治阶级的利益。因而，国家具有自主性，至少有脱离直接的统治阶级控制的潜在自主性，但其实际的自主性的程度和自主性的影响，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②。Theda Skocpol指出，在发展中国家，国家要进行政治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