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兴：公共性、批判性的重建

如果在现代性这种压抑力量下，重建公共性和批判性是可能的，那么，在汪晖拒绝线性历史进步观和历史目的论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不能重建一个目的论的范畴，不提供一个更好的生活图景的话，批判的根据和基础又在哪里呢?[①]由此可以看出，汪晖在树立起批判大旗的同时，很有可能失去其批判的规范性定向，其树立起来的“民主的、平等的因而也是自由的中国社会”这一规范性目标很有可能在其拒绝历史目的论的同时被消解掉了。

一、问题的提出

学界围绕着汪晖的现代性论述所展开的各种讨论尽管颇有见地，但均把焦点放在了汪晖对现代性的诊断与解构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忽略掉了汪晖批判的最终目的――提供中国的现代性方案。[②]而在我看来，如果看不到汪晖现代性论说的建构面向，在很大程度上就遮蔽了其现代性论说在当前语境下之于中国的意义和贡献，也就更不可能去检审其现代性方案之得失，并在此检审的基础上使之完善或提出替代性的方案。因而，本文的一个论旨就在于在重新厘定汪晖之现代性诊断及其方案的基础上，揭示其现代性论说和方案在当下中国语境中的意义和贡献，并尝试着检审其现代性方案的可能限度。

汪晖的整个现代性论说与其说是对现代性本身的批判，毋宁是对支配中国知识分子思考中国现代性问题时所使用的现代性知识体系的批判，也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对此一知识体系不加反思地运用的批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汪晖依然是站在现代性的母数上来反对现代性的，他实际上是认同启蒙/现代性的核心价值理想的，只不过他认为中国应当有其独特的现代性方案罢了，因而，吴冠军所谓的多元现代性及其文化民主方案实际上与汪晖处于同一理论前提，而其从话语分析的方法论上审视汪晖对当代中国思想状况的检审更是看不到汪晖试图通过检审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重建公共性，从而走出一条独特的中国现代性之路这一理论目标。在这个意义上，伍国认为汪晖的理论目标在于“中国阐释的范式重建”倒是比较贴切的， 尽管其所持的“汪晖提出了一个‘中国中心’范式”这一看法有待商榷。[③]

由此，本文的具体结构安排如下：在本文的第二部分，将在分析汪晖所使用的“政治”、“去政治化”和公共性这三个关键词的基础上，重新厘定汪晖对中国现代性问题的诊断：政治的去政治化所导致的批判性/公共性的丧失，并重构出汪晖所开出的药方：重新政治化，亦即重建公共性，在知识体系上重建批判性社会理论，并通过社会动员有效沟通知识分子与普通公众，从而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现代中国之路。在第三部分，将引入卡尔・博格斯关于知识分子的政治作用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变迁的讨论，并以其关于传统知识分子、雅各宾式的知识分子、技术专家治国型知识分子和批判知识分子的理想类型为分析框架，审查汪晖所预设的知识分子的反思与批判能力，揭示汪晖的现代性论说对于当前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所具有的贡献，并检审其可能的限度。

二、汪晖的现代性诊断及其方案

(一)去政治化的政治――公共性/批判性丧失

1、三组关键词：政治、去政治化、公共性/批判性

在我看来，政治、去政治化与公共性/批判性构成了汪晖之现代性论说的三个关键词：“政治”构成其讨论的基本语境和出发点，去政治化是其对当代中国思想状况的一个总体判断，而公共性是其检审当代中国思想状况的目标所在。因而，首先分析汪晖在何种意义上使用它们对于审查其现代性论说是必要的。

首先，关于政治。在汪晖那里，“去政治化”这一概念所涉及的“政治”并不是指权力斗争，而是指基于特定政治价值的政治组织、政治辩论、政治斗争和社会运动，是政治主体间的相互运动，因而是一个能动的主体的领域，与领导权密切相连，并且要求政治主体间关系的存在。[④]

其次，与上述“政治”这一范畴的核心内涵相关联，“去政治化”则是指“对构成政治活动的前提和基础的主体之自由和能动性的否定，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主体的价值、组织构造和领导权的解构，对构成特定政治的博弈关系的全面取消或者将这种博弈关系置于一种非政治性的虚假关系之中”，换言之，就是一种以非政治化方式表述和建构特定支配关系的方式。[⑤]

最后，与“政治”和“去政治化”紧密相关联的另一组关键词是“公共性/批判性”，在我看来，公共性与批判性在汪晖那里，是两个目标指向相当的概念。公共性不仅仅是要求面向公众、从公共立场和公共利益出发讨论公共社会中的公共事务和重大问题;更重要的是，它要求构成政治主体进行政治辩论、政治斗争和社会运动的公共空间，它是对一切不平等的等级关系的否定和对社会多样性的肯定，拒绝用某种普遍的共同的东西去瓦解这个世界的各种文化特征，摧毁一切争取经济民主、政治民主和文化民主的社会运动，以换取有资本控制的高度同质化的世界。[⑥]关于批判性，汪晖在其文中并无外显的界定，但根据其内在逻辑，可以分析出此一概念的核心内涵在于：要求与霸权保持相当的距离、进行历史/经验研究和理论创新，以及规范性的定向或立场。[⑦]可见，汪晖的公共性概念是指某种社会条件，而批判性则源于批判社会理论所设定的操作平面，是指社会政治主体(主要是知识分子)的一个本质特征，二者的关联在于唯有在公共性可能的情况下，批判性才可能。

2、去政治化的政治：公共性/批判性的丧失

通过对汪晖之核心概念的把握，我们可以看到汪晖对当代中国之现代性问题的诊断：去政治化，亦即公共性的丧失，而其直接的后果则导致知识分子这一主要政治主体之批判性的丧失，与现代化意识形态霸权构成同谋，而不是主动保持距离，从而“丧失了诊断和批判已经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一部分的中国现代性问题的能力”：“某些打着‘自由主义’旗号的知识分子把市场过程抽象化，抹杀市场制度的形成和权力的关系，从而有意无意地站在垄断利益或特殊利益集团一边讨论中国问题。他们抽象的‘市场’概念掩盖了中国社会和当代世界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掩盖了改革过程中的急剧的社会分化，掩盖了这一社会经济过程中与政治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其特点是用普遍而抽象的市场拜物教阉割平等的价值，以抽象的竞争和效率为幌子，在一个社会内部和全球范围内创造贫富的巨大差别，在自由贸易的名号下实行对落后地区的掠夺性开发和贸易，却否认这种不平等的结构本身正是政治性安排的一部分……”。[⑧]

实际上，在汪晖看来，不仅是新自由主义者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丧失了自身的批判品格。无论是改革开放以前的“反现代性的现代化理论”，还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批判此种理论的三种意识形态――分析的或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以及新启蒙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具有一种“态度同一性”，那就是缺乏对现代性的批判，都是“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其共同的价值目标和历史理解方式在于“对进步的信念，对现代化的承诺，民族主义的历史使命，以及自由平等的大同远景，特别是将自身的奋斗和存在的意义与向未来远景过渡的这一当代时刻相联系的现代性态度”，是对一种以现代化为核心的现代性方案的追求，“……这个现代性方案的主要标志就是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各个领域建立‘自主性’或主体的自由。在经济学方面，通过对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批判，重新确认市场经济的正当地位以及商品流通过程中的价值规律，进而把市场(它被理解为经济自由) 和私有制理解为现代经济的普遍形态，并最终实现将中国经济纳入世界市场的目标;在政治方面，要求重建形式化的法律和现代文官制度，通过扩大新闻和言论的自由，逐步建立保障人权，限制统治者权力的议会制度(它被理解为政治自由);在文化方面，一些学者用科学的精神或科学主义的价值观，重建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新图景，从而把西方现代化已经实现的目标作为中国社会变革的最高规范，并以此将对传统社会主义实践的批判扩展为对整个中国封建历史的社会结构的批判;而另一些学者则通过在哲学和文学等领域中的主体性概念的讨论，一方面吁求人的自由和解放，另一方面则企图建立个人主义的社会伦理和价值标准 (它被理解为个人的自由)……。”[⑨]而实际上，现代化论述本身是以西方强权国家的经历和自由主义理念为中心，其前提是发达资本主义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霸权地位和经济利益，而非西方国家的现代性问题和经验被排除在外。它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的表达，其所宣扬的进步、理性等理念掩盖了实际上的不平等。[⑩]作为现代性的他者，被排除在了世界历史进程的起点，被排除在了世界历史之外。而中国自身认同、中国的主体性，也在接受这种他者形象的过程中失去了。

由此可见，汪晖经由批评当代中国思想界对现代化意识形态的“态度同一性”而丧失了批判性，从而把批评的目标引向现代性本身，反思现代性的知识体系，直指支配现代性的以“进步”目的论为核心内涵的线性时间观和理性化概念，并通过追问“谁的现代性”，从而提出中国现代性的独特道路的问题，试图回答“有没有偏离资本主义的历史形式而产生的现代社会，或者对现代化具有反思意义的现代过程”这一问题。换言之，在检讨现代性本身之得失之前，必须先问：这是“谁”的“现代性方案”?具体而言，必须追问[11]11：

第一、现代性概念是从基督教文明内部产生的概念，为什么却被用于对非西方社会和文化的描述?

第二、理性化概念是如何被运用于一切社会文明的历史阶段的，作为一种观念和理论关系的规则，理性化是如何组织和规划社会和文明的历史图景，并把他们置于一套完整的理论话语之中?

第三、相对于西方理性主义这一文化同一性因素及其与现代性的关系，中国的现代性是否也有自己的文化同一性作为动力?

那么，中国的独特现代性方案是什么呢?

(二)公共性与批判性的重建：中国的现代性方案[12]12

可见，在重新阐释“中国及其现代”的过程中，汪晖关心的正是这样几个问题：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如何可能?在国家关系领域，不同的文明就现代性问题进行文化间的交往如何可能?而在国内社会，则是公正的社会如何可能?在中国语境下，此一问题就转化为“民主的、平等的因而也是自由的中国社会如何可能?”通过上述对汪晖之现代性诊断的厘定并结合其学术工作，可以看出，他设定问题的内在理路在于：首先论证现代性起源于西方文明，因而是一种“西方特殊主义”，进而从经济史的角度揭示现代性是伴随着殖民主义在地理上的扩张而得到世界性的强制传播与规划，然后从思想史的角度梳理近代中国的传统天理观在西方现代性挑战下的瓦解过程以及伴随着文化衰败而产生的“现代个人认同”危机，最后回到晚清甚至更早的思想语境重新探究“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整合中国自身的思想遗产，建构出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现代性方案。13[13]这一独特的中国现代性方案要求超越当前支配中国现代性论说的中国/西方、传统/现代的二分法，更多地关注现代社会实践中的那些制度创新的因素，关注民间社会的再生能力，进而重新检讨中国寻求现代性的历史条件和方式，将中国置于全球化的历史视野中来考虑。具体而言，要求通过将去政治化的政治重新政治化，重建公共性与批判的社会理论，一方面，为批判的知识群体提供公共讨论和批判的空间，使之能够揭示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揭示知识分子群体所习惯的思想方式和观念与这个不平等的发展进程的内在关系，把民主的政治诉求扩展到经济和其他社会领域，寻找更为公平的、民主的和人道的变革道路。另一方面，重建公共性与批判性的努力在知识体系上必然要求重建批判社会理论，将知识分子所关怀的政治自由等宪法权利之落实的诉求与其他社会阶层争取生存和发展权利的诉求有效地结合起来，并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社会动员力量，充分重视社会运动与制度改革的互动关系，实现知识分子与其他阶层的有效沟通和代表关系，从而建立社会运动与制度改革间的良性互动。[14] 14

1、 公共性/批判性的重建

汪晖意义上的公共性不同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也不同于当代中国知识界或美国中国学研究中有关中国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的想象，而毋宁相当于黄宗智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第三领域”，在国家和社会都参与其中的同时，又具有超出国家与社会之影响的自身逻辑和自身特性。15 [15]中国的“公共空间”不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调节力量，而是由国家的内部空间和社会相互渗透的结果。以“民间刊物”为例，各种“民间刊物”由官方出版社出版，这些刊物所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对于中国社会文化空间的拓展具有广泛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