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曼斯菲尔德：如何理解政治――人文知识能对科学说什么

[摘要] 本文从人文知识的角度出发对当今的政治理解提出了两项改进意见：其一要重温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思想中有关thumos的观念，其二是在政治科学中像人文科学那样运用名称。thumos乃是一种对身体有意识但却不受其束缚的人之科学的一个基础，它具有丰富的内涵：它是生气与收益之间的对比，这意味着政治乃是何者使你生气的问题；它是对胜利的坚持，这意味着政治所产生的是胜利者和失败者；它象征着一个人对动物性身体所特有的个人自己所做的精神层面的捍卫，代表了一种动物在面临威胁或可能的威胁的时候所做的剧烈回应；此外，它也体现了派性的顽固、自信的作用、个体自己的常在、宗教的任务、个殊性的结果和关于伟大的抱负等等。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我们要想理解人的(政治)行为，特别是理解我们在thumos中所见到的对人之个殊性的特别坚持，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人的名称，重视名称在政治科学中的价值。

[关键词] 政治科学人文知识thumos名称

我想对阅读《如何理解政治》演讲文稿的中国读者说几句话。我感到自己对庞大的中国知之甚少。尽管我国的人口数本来就不小，可是中国的人口还是比我国多几倍，而且其历史也要比我国的历史古老无数倍。所以，我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如果说不是审慎的话，那也是犹豫和忐忑的。

我的演讲《如何理解政治》在当时是对我的美国(即一个有着活跃的政治自治传统的国度)公民同胞讲的，也是对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这一传统的西方自由民主国家讲的。除了这个政治传统以外，而且现在也同这个传统颇为分离的是，西方的民主国家都在共同致力于现代科学技术。曾经，亦即从乔治・华盛顿总统到托马斯・杰斐逊总统这一美国立国的时代，自由与科学被认为是不可分离的，它们互相促进、互为辅助：科学可以把人类从偏见和迷信中解放出来，而自由则可以培育出产生现代科学知识的自由探究。然而，在今天，这种合作解体了。科学想独自发展，完全不顾及它可能给自由带去的种种后果，因为人们认为，人类自由的好处是无法以科学的方式而为人们所知的。由于自由的强硬支持者注意到了这一事实，所以他们产生了这样一种担忧，即难道科学就不会――像其有助于人类解放那样――趋向于以一种对环境有害的方式(一如美国自由主义所担忧的那样)或以一种使人之尊严减退的方式(一如保守主义者所害怕的那样)而使人类受到束缚？在西方的其他地方，人们还目睹了更为令人震惊的对作为科学与自由之联姻的启蒙信仰的丧失。

在这种背景下，我想对现代政治科学观念讲几句不恭之词，因为这种观念认为政治乃是由收益所驱动的。如果现代政治科学观念认为政治的唯一目标就是满足自我利益的话，那么我认为，政治要比它设定的更高贵和更危险。自我利益乃是人们发明出来以使其得以在彼此平庸的基础上以和平方式加以满足的一种目标。但是政治却同远甚于收益的荣誉有关，亦即同与收益无关的荣誉有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要比现代政治科学家对这一点有更好的理解，而不论这些现代政治科学家是在其对启蒙充满信心的全盛期，还是在当下操心日常事务的退化过程之中。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在这一演讲中探讨了“精神”或“血气”( thumos) 这个观念， thumos使人用动物的非理性和人的高贵性来捍卫自己。对于古人而言， thumos就是科学，但对我们来说，它却是人文知识(humanities) ――因为我们的现代科学不知道如何去处理或应对那种为了捍卫自己而拒绝为科学所知的材料。现代科学为这样一个显见的事实所困惑，即人拥有灵魂并因而认为自己比自然中的所有其他东西都拥有更多的尊严。我认为，现代科学唯有通过下述方式才能解开这一困惑，即首先向人文知识学习，然后尝试把它们结合到科学中去，但是这样的做法并不是以科学为条件也不是以科学方法为依凭的，而是以它从科学以外的知识中学到的而且是科学依凭自身所无从知道的东西为基础的。

在我最近到中国或者到上海的访问中，我形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即同拥有一种政治传统相比，中国更致力于科学。我在中国或上海演讲的背景不同于西方，但人性以及“人在其本性上是政治动物”这一点除外。有关自豪和荣誉的诉求在中国肯定是被唤醒了，而且中国的学者和学生也肯定明确认识到了现代政治科学(或者现代社会科学)在理解它们的时候所存在的不充分性。当今西方的政治科学因为强调因果关系而非自由(亦即特别关注稳定而非目的)而变得很适合于那些老迈且处于守势的、没有抱负或方向感的民族。显然，这种政治科学不能给中国以任何启示，所以我想向你们推荐某种更好的知识，当然它也是西方的知识，亦即现代西方所轻视的古典政治科学。我相信，与现代世界理解其自身相比较，这种古典政治科学能比它更好地理解现代世界。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一直把政治科学视为当然，似乎不需要什么勇气就可以走出大学的校门去告诉其他人应该如何理解政治。就我的演讲而言，我的目的是以一种较为谦逊的方式指出如何理解政治，而不是如何实践政治。我在这里所讲的理解源于实践，而非真的源于大学，而且它也与勇气有着某种关联―――勇气在大学里已不常见了，而且要在大学里得到理解，那就更是罕见之事了。

一个具有“勇气”的人会认为自己比他所是更重要。但是我们以什么方式来支持这样一种指责呢：他有多重要呀，亦即我们有多重要呀？ 这是政治中的核心问题。政治所关注的就是谁应当更重要的问题，亦即具有何种观念的何种党派的何种领导应当更重要的问题。政治假定，为获取重要性而展开的竞争本身就是重要的。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讲，政治假定，人是重要的。

当今的政治科学回避了这个问题。这种情形乃是由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D. Lasswell)在1936年出版的一本书的著名标题――《政治：谁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得到什么？》( Politics： Who GetsW hat， When， How ？) ―――促成的。这本书的重心在于你所得到的利益――获得什么，在什么时候获得以及以什么方式获得。然而，政治的重心却应当在于谁――亦即在于你认为你是谁而且你为什么重要到了足以应当得到你所获得的东西。对于这个问题，诗人和哲学家有自己的答案，或者说他们至少旨在解决这个问题，而科学却没有答案或不会这么做。政治科学无视重要性这个问题( the question of importance) ，因为它立志以自然科学的方式成为科学，而自然科学则是真正的科学。科学真理是客观的，而且对任何人一视同仁；科学真理把对重要性的关注视作偏见(亦即真理的敌人)的一个渊源。科学中的个人可以要求奖项，国家也可以以他们为荣，但是这类认可却是外在于科学的，因为科学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事实上都是一种集体性的亦即匿名的事业。于是，通过研究政治而应当对重要性(亦即对重要性的重要性)高度敏感的政治科学，为了达致普遍的命题，也旨在对具有各种名称的个别素材进行抽象概括。抽样调查就是个例子。

然而，人及其联合体总是有名称的，这是他们维护他们个殊性的方式。名称标示出了个人与社会或个人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各种差异，而名称之所以有这种功能，实在是因为这些差异对我们很重要。你可以按你的方式去想象一个没有名称的抽象个人或抽象社会，但是你却不可能成为一个没有名称的抽象个人，也不可能生活在一个没有名称的抽象社会中。科学对专有名称漠不关心，而只关注普通名词，但是所有的人类生活都是在专有名词的环境中发生的。“使你自己出名”，就像我们所说的那样，就是变得重要。“失去你的好名声”，亦即使你的名誉遭受玷污，就是你在对自己评价较低的状况中生活，或者是在那些对你评价较低的人当中生活。显而易见，人们喜欢认为自己是重要的。这一点有关系吗？ 如果人们要负责任地生活，那么他们也许就必须这样认为。因为如果不把义务或责任归属于你的名下，你又如何可能去履行它们呢？

我想从人文知识的角度出发对当今的政治理解提出两项改进意见。第一项改进意见是重温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思想中有关thumos的观念；而所谓thumos，指的乃是我们灵魂中促使我们想坚持我们自身重要性的那个部分。严格地说， thumos乃是心理特点或生物特点，因而也是那些哲学家构想出来的一个科学术语。但是我认为，这个术语是适合于当代人文知识的，因为自从thumos这个术语被人们从现代科学中排除出去以后，它就一直在不为人们注意也不被人们使用的情况下残存于科学史中――科学史实际上就是一个收罗诸多被遗弃的科学观念的博物馆。

第二项改进意见是运用名称――这很适合于文学而为科学所不知道。文学告诉我们各种故事，而这些故事都是关于发生在特定日期和有名字的地方的有名有姓的人物的故事。科学无视名称或用解释把名称消除掉，而文学则运用名称并尊重它们。

下面让我们从初步的观察出发来探究一下thumos。政治乃是有关何者使你生气的问题，而不是关于你需求什么的问题。你的需求确实重要，但这主要是因为你感到自己有资格使这些需求得到满足，并在它们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你会生气。许多时候，我们所认为的那些穷人并不会对他们的需求进行抱怨，这是因为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有资格有那些需求。当你抱怨的时候，与其说是你不具有你所欲求的东西，不如说是你在无法拥有那些应当属于你的东西时感到了怠慢或冒犯。在我们的民主制度中，政治尤其是由你没有得到平等的对待这样一种感觉所驱动的。

就此而言，公民权利运动和妇女运动便是晚近发生的显见事例。这些运动并不是为了获取利益而发动的，而是为了获得平等的荣誉和尊重而发动的。我们对富有者的需求以及他们对不平等的欲求并不怎么担心。在民主制度中，这种欲求乃是隐而不见并受到压制的，尽管在我们这样的民主制度中，亦即自由民主制度中，我们是为富有者留有余地的，而且也是容许实践上的(如果不是原则上的)不平等的。但是人们是不允许富有者为此生气的，除非这些富有者的民主权利受到了侵犯。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发现是谁在控制一个社会，亦即通过观察谁被允许愤怒并且是基于何种原因允许如此，而不是通过试图测定每个群体获得了多少利益。

黑人和妇女只是把利益诉求当作一种平等的符号，而不是为了给他们自己以更大的力量(power) 。当力量(power)同荣誉相分离的时候，力量就是一个极其含混的术语；当我们说人们被“赋予力量”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说他们拥有同荣誉相配的力量。那些没有被赋予力量的人乃是遭到蔑视的( dissed)人，而“dissed”这个语词则是由黑人发明出来指称那种没受到尊重的感觉。政治科学家用承认政治这个概念概括了黑人和妇女的寻求荣誉运动，而这恰恰说明了政治科学进行抽象概括并避免专有名称的趋势。因为你怎么可能在拥有一种承认政治或意义政治( a politics of identity or of meaning)的同时而不运用同承认和意义相配的名称？ 丽丽・罗维特(LyleLovett)有一首歌：“你不是德克萨斯人”( Youpre not from Texas) ；这首歌的结尾这样唱道：“是的，你不是德克萨斯人，但是德克萨斯却无论如何需要你”。丽丽告诉我们的乃是多元文化主义的一个核心问题：如果是德克萨斯人这一点真的那么重要，那么如果你不是德克萨斯人，那么德克萨斯怎么可能需要你呢？ 我们当中那些不是德克萨斯人的人不得不忍受这种羞辱，也就是对德克萨斯无论如何需要我们这一点甚感怀疑。因为与荣誉相伴随的乃是丢脸的羞辱。

与荣誉伴随的还有胜利，因为尽管你可能带有荣誉的失败，但是你肯定能在一种非计算的斗争中赢得胜利。政治并不是像投资账簿上所显示的那种得失波动，也不是对权力的逐一追寻；它是一系列的胜利与失败，其间，一方的每一个胜利对于他方来说都是一种失败。不争的是，这种胜败系列甚少是以终极胜利而告终的。左派绝不可能最终战胜右派，反之，右派也绝不可能最终战胜左派――就像战争总将在下一次战争中回归以及比赛总是期盼下一个年度的赛季一样。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政治总是会被胜利和失败所打断――在这些胜利和失败中有很多是短暂的，但有一些却是决定性的。就像在战争和比赛中一样，政治所产生的是胜利者和失败者，带来的是骄傲和沮丧、怨恨或羞辱，而不是经过谈判达成的有关权力的比例或一般化的自尊。

一般化的自尊源自于现代的“自我”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