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洪：论阿伦特的霍布斯

一、引言

在二十世纪西方政治思想中，霍布斯的政治理论以不同的面目复活，而且在这个世纪强势延续。比如，德国政治理论家和公法学家施米特、德裔美籍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英国保守主义者奥克肖特和共和主义代表人物斯金纳在政治理论上都独树一帜，也都不约而同地回到了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无论最终持赞赏还是批判的立场，他们都把霍布斯看作是现代欧洲政治思想的一大肇端，并从各自的立场重新阐发了霍布斯政治哲学及其当代意义。可以说，二十世纪重要政治思想家的头顶上始终笼罩着利维坦的阴影。霍布斯因此也是透视二十世纪政治哲学及其思想光谱的一个绝佳焦点。

作为二十世纪独具特色的政治理论家，阿伦特同样也从自身的理论角度解读并批判了霍布斯哲学思想的基本精神和政治旨趣。不过，阿伦特毕竟没有集中解读霍布斯的著作乃至文章出版，所以其霍布斯解读在政治理论中的影响远不如施米特、施特劳斯、奥克肖特和斯金纳的霍布斯解读，也不如加拿大著名马克思主义者麦克弗森。或正因此，一方面，霍布斯研究领域的文献鲜见讨论阿伦特解读霍布斯的思路。另一方面，研究阿伦特政治思想的文献即便偶涉阿伦特对霍布斯的理解和批评，但也都较少集中展开讨论。所以，无论是霍布斯研究还是阿伦特研究文献，皆缺乏对阿伦特之霍布斯解读的系统梳理、分析和评价。故此，本文将综合考察阿伦特关于霍布斯的解读，并且围绕这两个依旧晦而不明的问题展开思考：如何理解和评价阿伦特的霍布斯解读？这个解读与阿伦特政治思想本身又有什么样的关系？

二、霍布斯与帝国主义

阿伦特关于霍布斯的讨论和论断散见于其各种著作，最为集中的当属《极权主义的起源》中的探讨。在此书第二部（"帝国主义"）第五章（"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中，阿伦特明确断定了霍布斯的权力思想与资产阶级的政治转向之间的紧密关系。

依据霍布森的著作，阿伦特将1884年至1914年这三十年称为帝国主义时期，并指出这三十年标志着19世纪和20世纪的分界。阿伦特认为，"帝国主义时期欧洲内部的中心事件是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所谓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阿伦特指的是，在帝国主义时期，之前只着重经济成功的资产阶级开始渴望并且确实取得了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当资产阶级的经济扩张受到民族国家政治系统的限制之时，资产阶级便开始尝试并成功说服其政府为其经济扩张保驾护航。过去的经济竞争意识逐渐为具有统治性质的扩张欲望所取代。资产阶级的经济需要转变为政治需要，这标示着帝国主义的到来。帝国主义时代，商业经济扩张转变为政治权力扩张，商人转而成为政治人。也就是说，公共权力的主要职责转变为保护私人的经济利益。反过来讲，这时"私人的实践和手段才逐渐转变为执行公共事务的规则和原则。"正是从这个角度，阿伦特引入了关于霍布斯的讨论。

阿伦特断言，霍布斯从私人利益出发构建政治共同体的思路，使得"资产阶级可以准确无误地、一致赞同地承认他，即使他的理论原理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未被资产阶级承认"；她还特别明确地指出，"资产阶级道德标准中几乎没有一条不被霍布斯那无与伦比的逻辑所预见到。他差不多完全地描述了一幅肖像，当然这不是一般"人"，而是资产阶级的人；他做出的分析在300年以来既未过时，也未被超越。"这两个断言表明，阿伦特认为霍布斯的政治理论从意图上不仅完全合乎资产阶级的私利欲望，而且从结果上预示了资产阶级的道德标准，并且建构一个政治体系对其进行保障。

阿伦特将霍布斯确立为"真正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其主要理论依据可以整理概括为三点。其一，霍布斯哲学的人性论刻画了作为孤独无依之个体的人，阿伦特认为这种个体正体现了资产阶级时代人的形象。其二，霍布斯政治理论的出发点因此是保护私人利益，首先是保护这个孤独个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其三，霍布斯的权力思想揭示了，不断获得安全和财富必须建立在不断攫取权力的基础之上。根据这个思路，阿伦特得出结论说，霍布斯所勾勒的政治共同体满足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新需求。阿伦特指出，霍布斯的政治理论设定了，"财产永无休止的积聚必然以权力永无休止的积聚为基础"；换言之，"资本无止境的累积过程需要"权力无边"的政治结构，能用不断增加权力来保护不断增加的财富。"根据阿伦特的看法，霍布斯所描绘的作为"人造人"的现代国家"利维坦"正体现了这种拥有无边权力的政治结构。在这个意义上，如克里斯蒂瓦指出，霍布斯对阿伦特来说就是"国家专制统治的先驱和辩护人"。

阿伦特也从自己的角度指出并批判了霍布斯政治理论的内在矛盾。根据她的观点，霍布斯所构建的政治共同体究其实只是"一种动摇不定的结构"。这种政治结构之所以动摇不定，是因为其目的与其人性论基础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矛盾。这种政治结构的目的在于保全个体的生命安全和财产积累。然而，构成这种政治结构的基础是孤独和无情个体的利益诉求。在这个政治结构中，没有永恒的纽带而只有脆弱的利益将人与人连接在一起："人与人之间既无同胞友情，亦无相互责任。使他们聚在一起的是共同的利益。"这种人性论基础决定了霍布斯所构想的政治结构随时可能"跌入它所有来的那个毫无目的、毫无意义的个人利益至上的混乱局面"，也就是说，随时可能回到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永恒战争状态，也即霍布斯所定义的自然状态。与此同时，阿伦特指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始终处在自然状态之中。所以，人与人、国与国都在竭力追求权力的扩张，以确保自身安全和保障财富获取。

资产阶级的经济扩张不仅产生了剩余的资本，而且还产生了剩余的人。剩余资本和剩余的人"手挽手一起离开原先的国家"，构成了阿伦特所说的"暴民和资本的联盟"。资本主义需要输出剩余资本和剩余的人，同时需要输出权力，以保证资本和人力的有效输出。如此，资本输出、人力输出和权力输出构成了三位一体的帝国主义特征。在帝国主义的这种输出过程中，在资产阶级国家变得多余的人（包括"投机家、冒险家、大城市里的贱民"等等）和剩余资本通过输出和冒险在海外开始了令人惊愕的事业，并且缺乏伦理甚至反伦理。在阿伦特看来，"暴民"既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多余者，又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然产儿。一方面，不幸者和失败者被逐出了资产阶级社会；另一方面，他们又在遥远的国度建立了海外天堂。在这个意义上，阿伦特说，霍布斯思想的人性论"解放了那些被逐出社会的人"。这些资产阶级社会的弃儿和多余人随时可以要求最初的平等。在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中，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一种自然的平等。阿伦特将霍布斯意义上的自然平等归结为"杀人能力的平等"。这种平等成为资产阶级社会弃儿的最终合理诉求。这种杀人能力的平等指示了政治共同体最终必然自我解体的毁灭性特征。

关于霍布斯理论的内在矛盾，阿伦特还以另一种方式来表达：霍布斯"对个人安全的诉求"与其所构建政治共同体的"内在不稳定性"之间的明显矛盾。阿伦特而且暗示了，不能根据这种矛盾就肤浅地认为，霍布斯本人对这种矛盾并非毫无察觉。在她看来，恰恰是明确意识到了这种矛盾，霍布斯才强化了"利维坦"那压倒一切的无边权力。也正因此，阿伦特指出，霍布斯的利维坦是在为"暴政"正名，走向"永恒的暴政统治"。

三、霍布斯和新政治哲学

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对霍布斯作为资产阶级哲学家的描画引起了若干霍布斯研究者和阿伦特研究者的注意和探讨。通过分析阿伦特、麦克弗森和施特劳斯对霍布斯的类似解释，海耶斯（PerterHayes）指出这三位政治思想家正确地将霍布斯解释为资产阶级道德的哲学代言人，但都在一定程度上曲解了霍布斯哲学思想的原意，同时根据霍布斯文本本身对三个人的具体解释分别做出了回应。此外，德格吕塞（AnneliesDegryse）也主要依据《极权主义的起源》中的讨论，从主权和社会这两个角度分别讨论了阿伦特对霍布斯的理解。不过，这两位学者皆仅着眼于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的霍布斯解读。

《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关于霍布斯和资产阶级政治解放之间密切关系的讨论，在阿伦特其他著作中都较难找到同样的论述。当然，在许多问题上，阿伦特的观点在其他著作中皆有所延续。比如说，对"暴力"观念的拯救、作为权力渴求者的人、关于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混淆等问题。也有一些，是《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关于霍布斯的讨论完全没有涉及到的问题。比如说，真理与谎言以及真理与政治的冲突问题；又比如，阿伦特晚年讨论自由意志，偶涉霍布斯作为否定自由意志的哲学代表。总而言之，阿伦特后来似乎刻意避免直接将霍布斯称为资产阶级哲学家，而主要将霍布斯描画为新政治哲学的代表。换句话说，阿伦特后来的霍布斯解读更为理论化，更加注重从思想史而不是从政治史角度入手。

在思想史层面，阿伦特区分了引领现代政治思想复兴的两类思想家。一类政治思想家"从自然科学的新发现中获得启示"而被称作"政治'科学'之父"；另一类政治思想家出于政教分离已经造就"一个独立的世俗政治领域"的缘故而意欲返回"古代的政治思想"，故被阿伦特称为"政治世俗主义"。阿伦特将霍布斯和孟德斯鸠分别视作这两条路线最为伟大的代表人物。实际上，阿伦特的这个区分也说明了政治思想领域的两种倾向，一种是要立新，一种是要复古。这里，仅需要澄清，阿伦特如何解释霍布斯及其"政治科学"所体现的新意。

阿伦特也称霍布斯为现代政治哲学的最伟大代表，或出现在现代的一种"新的、激进的政治哲学"的代表人。霍布斯的政治科学既然是一种标新立异的思想，那么自然具有义无反顾地破除旧传统的特征。这一破旧立新精神的明显表现是，霍布斯一方面"谴责所有过去的哲学是胡说八道"，另一方面把他自己的哲学"完全归于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伽桑狄、梅森著作的影响"。阿伦特认为，霍布斯与传统哲学决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所有先前的形而上学都追随亚里士多德，主张追问万物的第一因乃哲学的第一要务，而霍布斯争辩说，相反，哲学的任务应该是指导人们的意图和目标，建立一套合乎理性的行动的目的论。"阿伦特的这个论断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强调霍布斯哲学的未来和结果导向："霍布斯哲学独一无二的特征是，他一心一意地关注未来，坚持对思想和行动做以结果为导向的目的论解释。"二是强调霍布斯特别突出了以此导向为依归的理性概念，也就是将理性解释为"依据结果的计算"能力。

为说明依据结果的计算，阿伦特援引的文本是霍布斯《利维坦》第三章中关于人与动物在思维方面的共同性和差异性的一段讨论。在这段讨论中，霍布斯指出，定向思维中人类与动物共有的序列是"探寻某种想象的结果的原因或其产生方式时所形成的系列"，而人类独有的思维序列"当我们想象任何事物时，探寻其可能产生的一切结果而产生的系列"。简言之，后一种思维序列也就是依据任一事物所引发的一切可能后果来确定如何应对的能力。阿伦认为，霍布斯用"依据结果的计算"来定义理性，还将这种理性视为"人类最高级的和最人性的能力"。那么，霍布斯对理性的这种理解又具有什么样的政治含义？这个问题关系阿伦特自身关于政治思想史的分析思路。

阿伦特对于政治思想史的贡献主要在于她对政治行动概念的思想史反思。在其代表作《人的境况》中，阿伦特考察了积极生活（vitaactiva）的概念史。这一概念史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积极生活的苦难史和革命史。苦难史就是积极生活深受沉思生活（vitacontemplativa）压抑和鄙视的历史。革命史就是积极生活试图摆脱沉思生活的压迫翻身做主人的历史。根据阿伦特的分析，整个历史的起点是柏拉图，终点是马克思。马克思彻底颠倒了柏拉图所开启传统政治哲学的沉思精神，把劳动（传统上最受鄙视的积极生活）作为规定人类生命的本质。同时，阿伦特进一步揭示了积极生活本身的三重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