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宜中：社会经济公正与中国的宪政民主

近年来中国贫富分化愈发显着，按英国《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报导，中国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已从1978年的0.3攀升到今日接近0.5。美国德州农工大学（Texas A & M University）和中国西南财经大学的调查则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已达0.61，最富的前10%占总收入57%。在贫富悬殊的南非，两项数字在2008年分别是0.7和58%。对照之下，中国似乎正在追赶南非1。

基尼系数只能呈现长期的发展趋势，它无法说明收入不平等恶化的成因或机制何在。宏观地看，中国社会两极分化跟当前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格局和动力是有关的。改革开放的大部分“红利”被官僚统治集团及其附庸取走，多数平民的生计虽然也有实质改善，但相对剥夺感却在升高。在刚性维稳体制下，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自由遭到系统的压制，合理的利益表达和均衡机制付之阙如。所谓“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的腐败”，权贵集团一旦尾大不掉，也就更难以制约。

本文拟从一种特定的视角来评论相关争议，这种视角可称为“社会民主主义”或“左翼自由主义”，也与当代民主共和思潮有亲近性。它主张在争取平等的公民与政治权利、实现中国宪政民主的过程中，也力求保障公民的社会权利，并矫治严重的社经不公正2。

一、中国左派的误区

在中国大陆，部分左派把社会两极分化完全归罪于邓小平和改革开放，并痛斥市场化、私有化、全球化、新自由主义或资本主义。但晚近随着所谓的“中国崛起”，中国左派国家主义化的趋势已开始加速。学院“新左派”从痛批新自由主义和市场化起家，变身为“中国模式”乃至“重庆模式”的代言人，近来又重新集结在新领导人的“中国梦”下，成为“国家左派”。“毛左派”的主要代表“乌有之乡”网站及其主导者，也向当局的富国强兵主义靠拢，右倾化为“国家毛派”。

若以法国大革命以降的左右之分作为判准，不难发现一个奇特的中国左派现象：许多中国左派声称追求政治平等与社会平等，但实际相信的却是波拿巴（Louis-Napoleon Bonaparte）、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或施米特（Carl Schmitt）那一套，尽管穿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毛主义的外衣。波拿巴照顾了法国小农，俾斯麦较早推行了社会保险，施米特心仪的纳粹一上台就解决六百万人的失业问题，这些措施皆曾短暂地巩固了右翼国家主义或民粹威权主义政权。只不过，在国际文献中，鲜少有人把此类政权描述为“左派”。

政治光谱上的左与右总是相对的。相对而言，左派追求更多的政治平等与社经平等，右派则接受较高程度的不平等，但这主要是指法国大革命以降西方意义的“左”、“右”之别。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虽然苏联及其附庸自称为“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却始终不落实平等的公民与政治权利。此种所谓的“左派”跟民主共和相距甚远，于是诉诸“公意”即“党意”，硬把“党意”杜撰成“共和”，把“共和”强解为“一党专政”。时至今日，想替国王穿上这件旧衣的中国“左派”竟还大有人在。套句黑格尔（Georg W. F. Hegel）的名言，“他们甚么都没有学到，甚么都没有忘掉。”

在1843年的两篇文章中，马克思以后见之明讽刺了法国大革命期间颁布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the Citizen）。他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假共和，只给了少数有产者以公民权（指选举权）。马克思当时以为，只要工人阶级争取到选举权，就会以选票实现共产主义3。这个预言并未成真，但它有个重要的背景，就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宪章主义运动。1840年代的英国资产阶级专政，相较于今日中国政府，并不特别擅长于维稳。英国工人虽没有法定的组合权利，但仍有缝隙搞出一场历时十年的大规模维权运动。英国工人表示，我们每天勤奋工作十几个小时，却陷入悲惨境遇；正因为我们没有选举权，才被垄断政权的“懒惰阶级”压迫4。这是现代社会民主主义的先声：欲通过普选权以争取政治平等和社经公正。

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了深具时代意义的《埃尔福特纲领》（Erfurt Program）。其近程的改革目标包括：普遍选举权（含女性投票权）、议会民主、地方自治、比例代表制、言论自由、政治自由、集会与结社自由、两性平等、反种族歧视、同工同酬、政教分离、废除死刑、义务教育、工人的组合权利、缩减工时至八小时、劳动安全、废止童工、废除对农民工与帮佣的歧视、周休一日半、进步的所得税与财产税、进步的遗产税、工人保险制度、工人参与管理等等5。这些诉求显示，当时的社会民主运动不仅追求社经公正，不仅为工人阶级争取权益，同时也是提倡政治民主、政治自由和两性平权的先锋。

可以说，无论是在资产阶级专政下，还是在俾斯麦式官僚资本主义的维稳体制下，追求社经公正与争取政治上的自由平等，实为一体两面，难以切割。从马克思、恩格斯到第二国际（The Second International）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皆认为形式的政治平等有所不足，但并未否认其阶段性的进步意义。如果社经弱势者连形式上平等的公民与政治权利都不可得，还如何争取更实质的政治平等与社经平等？俾斯麦的大棒（维稳）与胡萝卜（皇恩式福利）政策，从来就不是民主共和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所赞同的。然而，今日中国的“国家左派”和“国家毛派”却多是中国特色的俾斯麦主义者或波拿巴主义者。左之不左，莫甚于此。

二、中国自由主义与社经公正

在全球经济不振、中国经济成长也在放缓的情况下，社经不满是否会成为潜在的火药库？这是许多人的疑问和忧虑，也构成不少论者“反激进，主渐进”的主要理由之一。

对部分中国自由派来说，如果民主化的后果不是稳定的宪政民主，而是波拿巴、毛泽东或薄熙来式的领袖与群众专政的结合，那还不如先继续施压渐变，即所谓的“渐进主义”路线。毕竟，如果连言论、出版和结社自由都不可得，连基层人大代表和县长都不可选，追求“一步到位”的自由民主恐怕不切实际。但在施压渐变的视野之外，近年来也出现了另一种对体制内改革已不抱希望的、更激进的民主革命派，寄望于一场危机或革命来解决中国的民主转型问题。

上述分歧经常被描述为“渐进”与“激进”之分，或者也可形容为自由民主派中“宪政”与“民主”的张力。宪政自由派拒斥革命，看重宪政法治和自由权利，对民主选举流于民粹的可能性保持高度警惕。更激进的民主革命派则认为，体制内渐进的政治改革已无可能，唯有更坚定地反对现行体制，强化反对派的政治意志，才能在危机时刻促成民主过渡。

然而，这两种政治努力都遇到了瓶颈。中共至今无意推行具实质意义的、向宪政民主渐进的政治变革。近二十年来，“宪政法治先行，民主缓行”或“法治和民主一起渐进”等呼吁，已重复了无数遍，却始终起不了多少作用。与此相关的是，中国广土众民，仍有庞大的底层农民与工人群体。在两极分化的趋势下，如果自由民主派无法争取到这股关键助力，中国实现“成功的宪政民主”的前景也不乐观。即使政权出现危机，即使危机促成了民主过渡，最终胜出的可能会是中国特色的民粹威权主义。后者也许意味民主过渡的失败，或者是一种低自由的选举民主与民粹威权的混合物。

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看，无论是渐进派还是激进派，至今仍多是城市中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主义者，其底层的社会基础相对薄弱。客观来说，在当前的压力维稳下，要把触角深入社会基层是很困难的。中共的维稳比起俾斯麦的维稳要彻底得多、厉害得多。但在不利的客观条件之外，有些主观的思想因素可能也制约了中国宪政民主运动的能动性。

在19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中，尽管“自由主义”尚未正式浮上水面，但追求个人自由、政治民主与市场经济的“态度”已颇为显着。彼时，本文所称的“社经公正”与“社会权利”课题尚未浮现，并不让人意外。在邓小平南巡之后，自1990年代中期浮出水面的中国自由主义言说，出于反对一党专政、反左、追求市场经济、要求宪政法治与自由权利的迫切需要，主要是从西方意义的“右翼自由主义”吸取思想资源：先是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和柏克（Edmund Burke），加上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 of Economics）以及美国的新保守主义等。在当时的政治脉络下，这样的思维倾向也并非难以理解。

如梁文道所分析6：

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在和官方共产主义的对峙之下产生的，直到1980年代，平等都还不是主要课题，自由才是。相对于官方意识型态对平等这个价值的亲近甚至垄断，自由派往往容易从另一端撷取智识资源，乞灵于哈耶克似乎是很正常的事。等到1990年代新左派和自由派之争，这场激烈甚至意气对抗就更把自由派往右边推了。到了今天，新左全面倒向官方，大家便更加怀疑当年新左批判的那些问题是否都是挂羊头卖狗肉而已。在这个过程?头，社会经济的不公就不断被部分自由派看成是假问题，或者至少不是根本的问题了。“左派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和问题意识则从未生根，在二极化的对阵中也找不到存在的空间。

刘擎剀切地指出7：

在1980年代，平等主义是默认价值（default value），大家谈的不多。到1990年代，左派抢占社会公正的话语权，但当时就有人指出，是何清涟、秦晖等自由主义者首先提出了社会公正的议题。其实，那时就有了经济自由主义（市场派）与政治自由主义（民主派）的分野。但市场派在中国的官方话语中容易找到对应的语言和位置，公共影响较大，而政治自由派（平等公正是其核心价值）则较为敏感和孤立。左派不加区分地批评自由派，但给出的证据主要是市场派的罪恶。而政治自由主义在回应左派时，不愿同时批评市场派（否则面临两面夹击的孤立局面），于是就出现了自由派整体上不重视平等的感觉。但问题仍然存在，周保松目前重申平等主义式的自由主义，就面对着两面受敌的局面。

今日广义的中国自由民主派人士，在思想和行动上已呈现出相当程度的分化。以2010年富士康事件为例，批评血汗工厂与反对此种批评的意见，皆所在多有。为农民与工人出声或维权的自由民主派，也不在少数，亦经常付出可观的政治代价。正如德国社民党的《埃尔福特纲领》所暗示，追求平等的公民与政治权利，与争取社会权利乃至更多的社经公正，往往焦孟不离。

另一方面，右翼自由主义之于中国自由民主派，在思想上仍具一定的主导作用。影响所至，就连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本是为了挽救资本主义的中右政策）都因其“干涉自由市场”而遭不少自由派质疑为“社会主义”。再如，全球范围内最反对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和美国民主党的社群之一，大概就是广义的中国自由民主派（不分渐进或激进）了。部分中国自由（民主）主义者在社经公正问题上的看法，似乎比《经济学人》还要更右。《经济学人》是经济自由派的百年老店，两度以社论支持奥巴马担任美国总统，并在2013年2月2日推出北欧专辑，高度推崇瑞典等北欧市场经济的社会成就。北欧小国寡民，社会信任度高，其经验注定无法在中国复制。但北欧诸国无疑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各项社会健康指数（虽在恶化过程中）名列全球前茅，何以《经济学人》大力赞扬，中国的右翼自由派却更多鄙夷？

在先进市场经济之中，经济不平等指数最高的美国，正是各项社会健康指数（包括社会流动率）最低者。此与列根（Ronald W. Reagan）总统以降在市场原教旨主义影响下的经济政策，可谓息息相关。这些政策在创造经济荣景的同时，使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绝大多数新增财富皆被最上层卷走，底层平民遭到系统的“社会倾销”（social dumping）。但在中国大陆，针对这类社经路线的批评和质疑，大体仍被“假左派”所垄断。

三、左翼自由主义的缺位

当代市场经济可与哪些“平等”并行不悖？又与哪些“平等”注定冲突？这是《二十一世纪》编辑部所提出的笔谈主题。当笔者听到这个题目时，马上联想到柏克和斯密（Adam Smith）。其中，斯密既是自由市场的祖师爷，也是十九世纪以降左翼自由主义的重要源头。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柏克在第一时间写出他的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