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中要：为什么是马克思，不是卢梭？

前言

我想在这篇小文中谈两点，一是：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共领导的革命，所提供的观念支持；二是：欧陆唯理性主义为什么没有提供像马克思主义那样的鼎力加盟（这其中暗含着这样一个问题，即：表面上看，唯理性主义更应该成为中共所领导革命的直接观念支援。但是，实际结果却不是。原因何在？）【当然，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唯理性主义谱系中的一员，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篇文字就不必写了。但是，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和法国大革命前的唯理性主义还是有些不同。】

而我想从中国传统思想载体的角度去解释两者。【关于“思想载体”的详述，可见拙文《西方哲学与中国历史――兼论汉语思想载体》】

正文

我从哪里说起呢？

哈耶克把启蒙以降的知识传统分为两种，一种是以英国为代表的经验主义；一种是以欧陆为代表的唯理性主义。按照哈氏的观点，前者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了“自生自发秩序”，承认理性对人造秩序建设的本质缺陷，而经验主义传统，又成为了自由主义的观念载体；至于后者，推崇理性对于人造秩序的主宰地位，而且认为理性必然承担这一责任。唯理性主义的发展，最终走上了极权主义之路。【希望我没有弄错，如果我错了，也与哈氏无关。】对于哈氏所罗列的这两个谱系，包括了许多我们熟悉的思想家。卢梭就是唯理性主义谱系思想者之一。题目中的卢梭，就是唯理性主义者的代表。

一、卢梭

接下来我想回顾一下法国大革命前后，促使大革命爆发的观念。【这里不拟讨论大革命，但是，稍稍提一句，注意到法国大革命之前，就有着流血的传统，那么，大革命中泛滥的暴力，是这一传统的继承与升级。但是，法国大革命中，有别于流血传统的是，大革命是一个以“道德”为观念基础的运动，这是大革命的新意。】以卢梭为例，相较于其生前，在其身后，尤其是大革命之前，卢梭的号召力空前。这是为什么？【本文恐怕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仅仅就一些现象，发表一些看法。】

卢梭大概是把道德和政治以如此强烈的文学表达联系在一起的第一人。卢梭把道德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是否表达了卢梭对于现代化的焦虑？以卢梭所认为的政治模型――城邦政治――的理解，这种政治模型代表了卢梭所推崇的道德理念；相对，以现代政治，无论是民主还是专制，只要规模比城邦大，似乎都不是卢梭所认同的道德理念。我认为，卢梭的特异之处就是，他把政治，或者说制度，上升到道德层面，或者说，把道德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并提出用政治解决道德问题的路径。因为卢梭，使得大革命有了不同于以往暴力运动的道德含义，同时，也为大革命建立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道德支点。这使得大革命具有了一种崭新的逻辑叙事：制度革命之所以是必需的，因为革命是为了实现一个“道德”的制度。【朱学勤先生所谓“道德理想国”，我认为符合对这个时期，人们对于大革命目标的想象。】

如果说，卢梭的理论为大革命提供了一个崭新的逻辑叙事（就这一点而言，不能把卢梭与大革命的暴力泛滥完全联系起来），那么，正是一批知识人的鼓噪（我在中性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我一开始用的是启蒙）――我的意思是在受众所能接触到的层面上，而不是知识人的理论建构的意义上（当然，并不是说知识人的理论建构不是没有问题）――让卢梭的这种“政治―道德”观念，普及并深入到社会各阶层。也就是说，“政治―道德”观念被大多数人接受，即：成为一种共识。

且不论大革命的结果和贡献，在西方政治史上，大革命对于“政治―道德”从理论到实践的尝试，对之后西方政治的走向，有着深远的影响。经验主义阵营对于大革命的反思和批评，使得大革命以及支撑大革命的理论（比如卢梭），成为经验主义者眼中的反面典型。【这里产生的问题更复杂，在这篇小文中不拟涉及，只是捎带一句：保守主义的传统需要在自身的语境中审视。但是，一旦将保守主义（我的意思是自由主义的传统）挪移出来，就必须注意到语境变化后，对“保守”这一传统，以及“自由”这一指向所产生的脱节和张力。简单地说，离开了“自由”这一终极目的，“保守”无从说起。尤其需要提防借“保守”的名义打压“自由”！这就是要客观对待保守主义者，比如伯克，对大革命的评价。】对于法国知识人而言（在此之前，唯理性主义阵营，多是法国思想者），大革命也成为了重要的反思对象。比如托克维尔。在对大革命反思的过程中，也伴随着对“政治―道德”体系的反思。吊诡的是，之后法国一直在“不断革命”，但是，革命主要局限在制度领域，而对于理论上的建树，反而没有政治上的明显。而法国唯理性主义的传统，因为大革命，传播并深深打动了德国知识人。【甚至连中规中矩的康德，都被卢梭的作品吸引，而改变了平日里的作息。是否可以从侧面反映，德国知识人对于大革命的想象和热情呢？】我认为，从此开始，德国接棒法国传递来的唯理性主义，并终于把唯理性主义推上历史的巅峰。

我的问题就在这里，如果说，卢梭所建立的“政治―道德”体系，构成了从理论到实践的经验先例。它为革命――在我看来，此体系适用所有制度变革（而无论如何命名这种指涉制度的变革。对于“革命”的定义，可见拙文《革命的与流血的》）――提供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合法性支撑（虽然，这不是一种逻辑上的支撑）。即使，在大革命后，“卢梭模式”即“政治―道德”模式，被大革命中汹涌的流血烙印“红字”，也不乏知识人对“卢梭模式”的理论批评，但是，必须承认在“政治―道德”模式中，展示了一种可供开掘的、诱人的“革命合法性”，或“革命必要性”的内涵。相信，法国大革命中的人们，也真切体会到了一种置身道德顶点的真理通感，换句话说：越革命就越道德，越道德就越要革命（听起来像不像68年运动中的：“越恋爱越要造反，越造反就越想恋爱”呢？）。我的疑问就是：对于中国革命，具体到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无论叫什么名字吧），为什么不从“卢梭模式”中寻找“革命合法性”，或一套革命话语的建构呢？我想从中国传统思想载体的角度回答这个问题，我会在下文中结合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详述这一点。不过，我在这里从另一个角度简单说说，为什么我们没有选择卢梭？

附录

卢梭的政治理论，依然属于启蒙运动谱系，无论卢梭的理论有什么样的不足和缺陷，卢梭对于今天普世价值的一些元素有着不可替代的理论贡献，而无论在大革命时代，还是今天，这些因素都有着不容挪移的价值意义。换句话说，如果要从卢梭的理论中继承一些普世的价值，那么，就不得不回到启蒙运动这一历史阶段中，而这就不仅仅是卢梭一人的理论建构，而是一个启蒙的谱系。甚至仅仅是对卢梭引进入汉语，也必将以点带面，揭示出一个启蒙的谱系，它提示着汉语子民一种精神和观念的存在与力量。而历史来看，汉语对于这一启蒙谱系――以帝制前后为例――引进的并不充足。

【这也让我感到迷惑，启蒙谱系所凸显的力量，针对于当时的专制环境，而这种以反专制为指向的精神资源，对于各种专制具有普适性。对于帝制中国，启蒙谱系应该成为最适合的反专制利器，但是，为什么事实不尽人意呢？我认为，有一点需要考虑的是，帝制前后（从甲午战争后）国人强国愿望强烈，而且，这种愿望的思想主体是知识人，他们选择最有效率的强国途径，这就让启蒙谱系中的那些经验主义背景的思想理论淡出国人视线；而对于那些唯理性阵营的思想，在当时的背景下，自然不如那些更直接针对制度的理论。或者说，国人已经无暇细致了解某一种整全性的政治理论，而几乎抱着一种拔苗助长的功利心态，学习最有效率的强国方法。甲午后，国人从学习西方渐渐转向东方（日本），走君主立宪之路。从当时知识人的心态和关注点来看，最后中国“以俄为师”是有着历史渊源的。】

实际上，不仅是在帝制前后，就是今天，我们对于启蒙时代（第一次启蒙运动）的思想资源仍然半生不熟。【我私人认为，今天对于启蒙谱系思想，比如小密尔、洛克、休谟等人的开掘还是不够，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虽然第一次启蒙运动距离我们时间最远，但是，在环境背景中，也许是距离我们最近的。我们依然可以从中学习并挪移一些针对今天社会的思想资源，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些启蒙资源，对于自我启蒙更有帮助。这一启蒙谱系奠定了西方普世价值的基础，完全有可能成为今天自我启蒙的入门读物。】而不得不说，在第一次启蒙运动中，欧洲普遍实现的启蒙结果（尤其是对于个人的观念的启蒙），在今天的社会中还没有实现。囿于西方（主要是保守主义）对于唯理性主义思想传统的批判，让我们也觉得唯理性主义的确有问题，或者直接与极权主义对接上。但是，一定要注意的是，就像我在上文的引文中所说，不能脱离西方的知识背景谈论唯理性主义，更不能脱离这种背景，指认唯理性主义与极权主义的联系。对于中国而言，极权主义有着自身的因果，而不能全都怪在唯理性主义身上。甚至，我想说，我们是过于理性――唯理性；还是根本理性不足？别的不说，如果我们老老实实地学习唯理性主义思想理论，我们是否能避免49年后的那些运动狂热？历史无法假设，我的意思是，无论经验主义的还是唯理性主义的，对于汉语而言我们都缺乏，学习两者中的任何一个，对于我们的思想和观念更新都是积极的。但是，现实情况是，两者我们都没有学，而是直接向极权主义取经。

在野时的中共，作为一种革命力量的存在，相较于一般的知识人，更需要一种激进的理论作为其理论支撑。而在当时的大背景下，知识人普遍向专制倾斜（无论左的，还是右的极权制度），作为激进左派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要比卢梭更革命，更适为一支革命力量提供理论支撑。

二、马克思

马克思的理论涉略很广，这里不拟涉及经济学（剩余价值）、哲学（唯物辩证法）、社会学（阶级斗争）的理论建构，只是想从历史哲学的层面，进入我关心的问题。首先，马克思的理论都有着知识的传承，就历史哲学而言，黑格尔对马克思影响很深。

我认为马克思历史哲学的亮点在于，他把历史与道德联接在了一起，进一步说，马克思把历史作一种价值判断，然后把这种价值判断与道德联系在一起。比如，马克思把历史分为若干个发展阶段，并按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动来识别这些阶段；马克思认为道德（普遍伦理意义上的）属于意识形态建构的问题，但是，每一种历史阶段的总和，也呈现出一种抽象的道德――具体的判断标准就是看此阶段是否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如果是促进了生产力，那么，历史就是“进步的”，因此，也就是“道德的”；反之，若是阻碍了生产力发展，那么，历史就是“反动的”，也就是“不道德的”。

以资本主义为例，在资本主义初始阶段，这种新的生产关系极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就这一点而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有很高的评价），因此，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虽然，马克思不遗余力地抨击资产阶级道德（他认为这个阶级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道德）。【插一句，不说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就是马克思的行文风格，尤其在批判的时候，我非常的不喜欢，就算是一种审美上的格吧。】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个进步的历史阶段，是符合“道德”的。相反，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末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可调和的矛盾，必将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于是，资本主义也就成为了历史的反动。因此，资本主义的“道德”也就不可取，成为一种反道德。

按照马克思的逻辑构想，一种更新的生产关系――共产主义――必将出现，取代资本主义，成为代表进步的历史。因此，共产主义就是“合道德”的，或者说是“道德”的。

这样来看，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的理解，可以用这一模型来表达“历史―道德”。比较一下卢梭的模型“政治―道德”，直观而言，马克思与卢梭的不同，就在于前者用历史与道德相连，后者则是把政治与道德相连。

当然，两者在西方语境中各有自己的理路和演变，我想从汉语思想载体的角度，谈谈对于两种道德模型的认知。

三、汉语载体中的卢梭与马克思模型

我认为汉语思想或思维，在汉代独尊儒术之后，逐渐定型为以儒家传统的价值判断为方式的思想载体（在此之前，汉语思想载体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主流），而这种价值判断，是依托于历史写作这一文体的。也就是说，儒家凭借历史写作这一文体，来施展价值判断，并用价值判断的方式进入思考。

而这种价值判断，具体地运用就是对人与事物进行“二元判断”，即把人与事分为“好人、坏人”、“好事、坏事”，以此作为进入思想的入口。这种价值判断的主流思想载体，在客观和传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