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民：国情、时局、思潮与政改

中国的转型与现代化问题是困扰了国人百年的老问题，政治的现代化更是其中尤其棘手的问题。对中国政改和中国转型，需要在民族民权民生全局视角下，立足几千年的中国国情和百年中国的国情进行整体、全盘的考量（要注意有两种“国情派”，一种为固步自封辩护的“国情派”，另一种是更务实地寻找中国转型方案的“国情派”，本文支持后一种“国情派”）。本文在这方面做了初步的尝试，当然也只能算是列出了一个提纲。

一、对民族民权民生的新解与全盘统筹兼顾

“民族民权民生”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用语，本文根据百年中国和当代中国的情况对这六个字的内涵做了新的解读。

（一）民族

中华民族及其民族权益是“民族”一词在这里的内涵。不可否认，外患对近代中国失去民族自由作用甚大，只是欧美国家自己不会承认，毕竟现在它们扮演的是人权卫士形象。而古代中国外患比近现代中国外患的危害大得多。古代中国在外患面前有亡国灭种、民族灭绝之凶险，近代以来的外患主要是从领土上、物质上和精神上伤害国人，亡国灭种的危险减少了很多。近代以来大部分列强对中国一般没有征服和奴役的野心，也难以实现对中国的奴役，1937年日本妄图挑战这一底线，不只是要中国屈辱，更要征服和灭亡中国，结果唤起了中华民族全民族决一死战的护国决心，使日本以失败告终。

“中华”主要是一个文化认同的概念，其所指的内容几千年来不断在伸缩变化，但骨子里的文化基因却一脉相承。经过几千年的考验，现在的文化中国及其所指已获得了高度的认同感，很难再分裂，当然边疆的情况特殊一点。

现代中国的外患主要表现在边疆和国际空间、海外权益方面，现在的中国没有亡国灭种的危险，其主体部分也即文化中国也没有分裂的危险。当然，中国是一个连基本的边疆和统一问题都还没有解决但同时有着广泛的海外利益的特殊大国，是一种很特殊的处境和特殊的存在，这种现象挑战了很多传统的理论和传统的定位。当代中国层次不穷的边疆领土纠纷主要是大一统帝国结构留给后人的负面遗产，这些领土纠纷虽然没法对中国产生亡国灭种的危险，但却极大地牵制了中国人的神经，也极大地牵制了中国政府的施政，也完全有可能对中国的转型形成不小的牵制，起到四两拔千斤的作用。这一点是比较被动的。

所以说中国政府必须要有力量，太弱的中国政府是支撑不起这个内外双重压力的大局的。世界上有些国家的中央政府可以很弱小很微弱，比如瑞士，但瑞士却没有别国来严重威胁其生存，但中国向来没有这样的运气和福气。所以中国不能和这样的国家比。这一点决定了中国的自治和分权永远不能和瑞士那样的国家相比，中国中央政府的力量注定必须比瑞士中央政府的力量大很多才行。

（二）民权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同胞的民权一直不足，每一天都有很多人保不住自己的尊严、保不住自己的合法权益，遭受财产损失和人身伤害。当然新保守主义思潮的主张者萧功秦先生和郑永年先生都大致主张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最后再政治改革，也有一部分亲体制人士认为可以等社会改革和民族复兴后再来多考虑民权和宪政民主。但是过去和现在每一天，因为民权不发达而产生大量侵权事件，一部分同胞因此而消亡或饱受身心伤害、权益受损。每拖延一天，受害者的数字就会继续增加，大量的冤假错案和数量庞大的访民群体及他们经历的苦难就是最好的证明。所以民权和粮食、衣服等民生产品一样也是生活必需品，缺少这些也一样会得病、受伤甚至死亡，和饿死、冻死类似甚至等效。

（三）民生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生建设的成就与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饥荒、寒冬、瘟疫和严重疾病等，都曾在中国历史上引发大批量的人口减少，饥寒交迫时人们易子相食、卖儿卖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例子数不胜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厚生传统使传统中国的民生悲剧减少了很多。中共在半殖民地半专制社会的分裂战乱、军阀割据中统一了中国，结束了国内大小军阀拥兵自重的乱局，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了一个难得的和平稳定环境，逆转了自晚清以来国内局势动荡不安的困局。国人的统一感和自豪感空前增强。

在贫穷落后的国情下，1949年以来中国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迅速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大力推动了中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国防力量的空前增强、航天事业的快速发展和亚运会、奥运会、世博会的举办，振奋了国人的士气，使国人一百多年的民族复兴梦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国情复杂的大国，也只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才真正消灭了饥饿，大大提高了医疗保障水平，大大提高了人口的平均寿命，健全了对新生婴儿的保健体系，新生婴儿的死亡率大大降低。农村从过去没有公路、没有通电、没有电器、没有现代交通工具，到现在样样齐全。从中国广大农村的变化，更能够深切感受到中共执政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

中国政府的厚生传统在当代还在继续发扬光大，这从中国政府对地震、泥石流等重大自然灾害灾民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救济就可以看出。可以说中国政府在重大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面前对民众的安抚和救济已经到了很积极、很卖力的地步，这一点是很值得肯定的。

当代的新民生包括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还可以涵盖到劳工权益等领域。若能在温饱问题解决后，在重大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应急救济机制完善后，再进一步缓解这些问题，则是民族幸事，也是下一步需要大力改善的事情。

2.在坚持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的前提下主动走向新民粹主义

（1）对极左民粹思潮的剖析

正如古代平均主义民粹思潮往往在社会矛盾尖锐、社会问题突出的时期引发农民起义一样，极左思潮在当代中国的再次崛起，也与中国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较多有关。可以这样说，哪里有较多的苦难，哪里就有极左民粹思潮；哪里有较多的不公，哪里就有极左民粹思潮。可以说哪里有严重的不公，哪里就有更过激的反应；与其卖力地反对过激，还不如卖力地限制不公。与其卖力地反极左民粹思潮，还不如卖力地反苦难、反不公更管用。不重视缓和社会矛盾，不重视维护社会公正，只是一味地、舍本逐末地反对极左民粹思潮，效果始终有限。如果一个社会的很多中下阶层民众都过得很苦，深切地感受到社会的不公，怎么指望他们能一直保持克制、保持宽和呢？换成现在的某位精英一下子陷入生活困境，比谁都更累，比谁挣的钱都少，眼看着社会不公和贫富分化，他又能多温和、多包容呢？

极左民粹思潮其实是对社会不公和苦难的自然反应，代表着一种不愿无动于衷、不甘心忍受的精神，比坐以待毙强多了。对此也不能一味地强调让人克制忍耐，而是要努力正视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努力维护社会公正，努力让民众过上好日子。如果社会更公正了，贫富分化没那么严重了，社会的中下阶层日子好过了，哪还有那么多人去相信极左民粹思潮呢？这就好比在灾荒年月，一下子很多流离失所的灾民沦为乞丐，这样一来乞丐和乞丐的想法都在社会上变得很常见。于是有人就提出要反对丐帮的快速扩张，反对丐帮思想的蔓延。很显然这样做是治标不治本，而且没有找到问题的要害和根源，只有找出使民众沦为乞丐的原因并加以解决，让更多的民众可以安居乐业，不用当乞丐，丐帮才不会快速扩张，到那时丐帮思想想要蔓延都难。

经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平均主义民粹思潮和儒家民粹思潮都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而且在当代中国还继续发挥着影响。左派的民粹思潮有助于凝聚人心和人力，对中国的统一和稳定贡献很大。在中国这种分裂容易统一难的国家，在还没有找到更能够凝聚人心、维护团结的工具之前，左派民粹思潮还不可轻易抛弃。这种民粹思潮对维护团结统一意义重大，而且这种民粹思潮也在和国家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一起奋力维护着中国的集体人权，对维护中国的统一和领土主权完整，对抵抗外国侵略意义重大。

（2）对极左民粹的改造与走向新民粹

如上所说，左派的民粹思潮还有部分价值，只不过要多借助现代科学知识和科学理念来对左派民粹思潮的负面影响加以限制，增强一下这种民粹思潮的理性色彩，减少其偏激极端特性。经过理性和科学改造的这种民粹思潮可以称之为新民粹主义思潮。这种新民粹主义思潮兼具左派的良心和右派的理性。

实际上，左派的理想主义正是目前的中国社会很缺乏的，但他们的理性精神不够。正如右派所正确指出的，使民粹主义遗产如国企等进一步膨胀，并不能实现左派所期望的社会公平理想，只是使他们获得了心理上的满足和慰藉而已。

而右派的理性精神也是目前的中国社会很缺乏的，但他们的理想精神不够。实际上，左派对中国社会所存在的理想缺乏、保障缺位等问题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而这些问题中的相当一部分并不能在市场化进程中自发得到解决。相反，肉眼的直观感受是市场化进程反而让很多问题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右派的理性在解释这些问题时，往往显得苍白无力且让公众反感。

所以我国迫切需要的就是这种综合了左派的理想主义情怀和右派的理性精神的新民粹主义。这种新民粹主义一方面重拾左派的理想主义精神，但又重视理性的学习和思考，懂得单纯地增加传统民粹主义的遗产（如国企等）不仅解决不了问题，相反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的不公并阻碍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这种新民粹主义也在用其理想主义弥补右派市场化主张的不足，正确地认识到市场化不可能自发地解决很多经济社会问题，在市场化进程中也需要注入理想主义气息，实施一些理想主义政策和福利政策，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通俗地讲，新民粹主义强调一边推动市场化进程一边大力完善社会保障事业，绕开国企等传统民粹主义遗产直接提高全民的福利水平，使普通公众直接享受到更高水平的福利，而不是把虚幻的理想和资源全部寄托在垄断型国企等传统民粹主义遗产身上。

只有趁早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不断提高普通民众的福利水平，使经济社会发展更具公平性和平等性，才能在将来不受制于社会保障，才能在将来避免国家被徒具理想气息却严重缺乏理性精神的古代平均主义思想所俘虏。所以与其到处打压极左民粹思潮而难以打压干净，还不如正视民粹，主动改造极左民粹，主动向民粹部分靠拢。在坚持发展市场经济和坚持推进民主法治的前提下，向左派民粹思潮的部分靠拢并不会引发极左民粹的那些可怕的危害，但却既可以像打了预防针那样使国家在极左民粹思潮面前更有抵抗力、免疫力，又可以分化极左民粹思潮主张者的力量，还可以凝聚人心和国力，可以说是一举数得，比简单地打压极左民粹思潮要有用得多，也有助于中国走向集体人权和个人人权兼顾发展的新局面，从而增加中国走出“治乱循环”和“历史周期律”的胜算。

无论是萧功秦先生主张的从经济起飞到加强社会保障实现均富再到宪政民主，还是郑永年先生主张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三步走，都突出了民生和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对完成中国转型的重要性。这一点确实至关重要，民生艰难则平均主义式的极左民粹思潮就会泛滥；为了抵制极左民粹思潮并维护秩序，极右又会兴起。当年智利的右翼皮诺切克通过政变取代左翼的阿连德就是类似的例子。这样一来，中道理性、温和包容都会丧失。所以高度重视民生，高度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大力维护劳工权益，甚至在坚持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的前提下用新民粹手法来重视民生、劳动权益和社会保障都是很有必要的。这样一来才可以分化极左民粹派的力量，大大缩小极左民粹思潮的市场，进而使极右崛起的动力也消弱。所以民生建设是抵制极左和极右的重要办法。当年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也是大力推动一系列保护劳工权益和加强社会救济、社会保障的举措，稳定了社会的底层，同时也压制住了当时在美国已经出现苗头的右翼政变分子，使美国没有上演智利的例子。

二、反复出现却从未被超越的中国近代史

中国近代史是多次反复出现的，至少宋朝的近代化色彩已经比较强，但却中断倒退；明朝的近代化色彩更强，但也中断倒退。清朝末期，中国又再次快速启动近代化。中国从来都有发达的商品经济，也不缺GDP世界排名前列的光辉业绩，中国一直缺的是对人身和产权的保护，缺的是和平稳定和对公权力的限制，缺的是稳定性和连续性。在这种情况下商人的财产随时可能被没收，民众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没有足够的保障。公权力、土匪和外患战乱都随时有可能入侵私人领域，以至于公权力一家独大而没有土匪、外患、内乱的时代基本就可以称之为太平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