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政治思潮的西学东渐

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始终伴随着西方政治思潮在国内的传播。面对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主义，国人是否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任剑涛教授为我们讲述了这个过程中的成败得失。

近来有不少学者认为，百年来我们对西方的学习都是秉持功利主义的态度，希望能找到速效的药方，您对此怎么看？

任剑涛：中国进入晚明社会，就已经成为一个衰朽的帝国。只不过明清的政治变局，给了中国喘息的机会。清朝依靠高压统治，维持了两百多年。步入晚清阶段，国家的全面转轨势不可挡。来自中国内部的转轨动力，自晚明就已经严重不足，到晚清几乎丧失殆尽。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成为中国近代转型的基本处境。但对中国来讲，在跨文化寻找自身转轨方略的时候，笃定会陷入功利主义的陷阱。国人亟欲向之寻找真理的"西方"，不单是一个前来中国掠夺的"西方国家"，而且也成为中国人挑选适合自己转轨需要的、被动的"西方"现代典范。就前者言，中国人因之体会到现代转轨的"被动挨打"；就后者论，中国人不能不为自己挑选西方的功利欲求吞下苦果。

这并不是说中国人在现代转轨之际失之愚钝。恰恰相反，中国人全面接触"西方"之后，即时发现自己所需要学习的是什么。这对于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民族来说，是一个伟大的改变。这不仅意味着中国人放下自己的文化积淀，沉降民族的骄傲，谦逊地学习现代的西方先驱，而且意味着中国人绝对不是被动地进入现代变迁进程，而是主动地寻求进入现代的门径。不过，这一"放下"和"捡拾"，却注定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功利化定势。学习西方，只是要在"西方"那里发现自己走出困境、重新崛起的良方，而不是在中西融汇中发现人类生存、发展之道。这一定势，必定促成一种中西冲突的新功利局面，难以推动中国文化对自身的超越。

首先，中国学习西方是人们必须面对的一个历史事实。现代"西方"第一次以铁和血为人类打开了不分地域的"世界"大门。对于西方国家自身来说，这是一次充满血腥的演进。对于西方以外的国家来说，则意味着"被动挨打"。由于人类第一次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一个按照一种逻辑行动的运转模式，所有国家将不得不接受这样的运转方式：这种运转模式以市场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高效率、以民主政治表现出亘古未有的高认同。这是西方之外的所有国家未曾发现的国家运行方式。国家接受这一模式，必然出现更为惨烈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冲突。中国处在这一冲突的锋线上。小农经济秩序、帝制政治惯性瞬间被打破。但中国人在抵抗西方的入侵时，觉悟到西方的现代模式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人一旦遭到强烈冲击，本能的反应就是自己也应该具有对方的那种强大能力。建立在群体生存直觉基础上的中国学习西方，就必定处在一种要么生吞活剥、要么食之撑腹的状态，独独缺少精挑细选的文化甄别能力。生吞活剥，就是不论处境将西方引入；食之撑腹，就是取其一死撑而对其余不闻不问。学习西方"坚船利炮"的洋务运动就是这么出台的。洋务运动的进路注定了中国后来学习西方的取径。

其次，中国学习西方是一个需要反省的跨文化传通事件。这里的反省，指的是中西跨文化传通进程中的反省，而不是中西文化传通尘埃落定后的总结。中西文化传通是两个自有传承的独立文化体系相遇后的互动，两者对对方的文化结构与功能，开初肯定难以全面深入地把握。全面深入的把握，只能在逐渐了解中实现，就此形成中西文化传通的渐进性定势。但由于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场域，给予中国现代转轨以强大压力，因此受迫的中国人存在一种更为紧张的心态。国人总是臆想学习西方的同时就超越西方。结果学没学像，超越更难期望。"没有学爬就想学飞"的急功近利心态，是无法在"西方"取得真经的。

再次，中国学习西方是一个必须超越的中国发展状态。由于中国只是想拿来"西方"国家之所以强大的种种功利手段，以便打胜国家的翻身仗，中国的现代发展，就总是处在失之远虑、只念近忧的急吼吼状态。说起来，洋务派追求西方国家那样的坚船利炮，不过是想国家迅即强大到与西方国家对垒的水平。后来一切振兴国家的举动，不论是晚清的变法、民国的训政，都没有逃出这一思想圈套。这是中国现代转轨政治压倒一切的功利化心态最真实的写照。

所谓"救亡压倒启蒙"，是将这一定势中存在的国家图存与现代启蒙两个问题搅到一起。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特定视角看，"强国之思压倒了建国之虑"，才更准确地概括了中国人功利化接受西方的最大失误所在。这一失误，迄今未能矫正。国家发展，首先要落定在现代宪政民主制度的平台上，其次才能寻求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国家建构，也不能用国家建设来替代。国家建设是不问国家基本结构，只问国家治理能力的。这也是一种变形的强国压倒建国的主张。

晚清以来西方各种思潮传入中国，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严复对自由主义的介绍，自由主义在当时中国的传播遇到了怎样的回应？

任剑涛：严复对西学名著的译介，厥功至伟。西方现代的主流思潮，严复大致都引入了中国。进化论、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逻辑学等学科的当世名著，都被翻译成中文出版。这中间，政治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些西方流行思潮都在翻译介绍之列。

但严复对西方思潮的翻译介绍，在当时给人最深印象的，并不是自由主义。虽然在十九世纪西方影响最大的自由主义法政思想，在严复的西学译介中占有的分量最足：经济自由主义的最重要阐释者、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政治自由主义的法政经典、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十九世纪政治自由主义的压轴之作、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论自由》，都被严复译介过来。但分量最重，并不等于影响最大。严复译介的西方名著，影响最大的还是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即严译《天演论》。

严复翻译西学名著，是有所用心的。总的说来，他认定教育救国，而教育需要以新思想新观念主导。于是，教育救国演变成西学救国。"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与"今日之中国欲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事"两相对应，携手出场。具体地讲，翻译经济学著作，是为了"言财政"；翻译政治学著作，是为了言自由、倡民权；翻译法学著作，是为了立法制；翻译逻辑学著作，是为了启民智；翻译社会学著作，是为了兴社会；翻译进化论，是为了说处境。但由于严复翻译西书的宗旨，是为了"指斥当轴之迷谬……从其后而鞭之"，因此，他还是陷入了功利化的泥淖。人们普遍认定，严译名著影响最大的，莫过《天演论》。因为严复认定，只有（斯宾塞那样的）进化论才呈现了不分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优胜劣汰的普遍真理。而这样的进化态势，对于处在现代变迁时期的中国，尤为重要。"救亡图存"与"适者生存"两相扣合，成为严译《天演论》发挥巨大影响的精神基础。这是严译的其他几部著作完全不可能具备的精神激素。时论指出，严译"天演论"大大改变了中国民气，推动了中国的社会变革。

不过严译名著的影响，得分当下与长远两个视角来看。从当下看，《天演论》独领风骚。从长远看，他的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译着，以及严复对之的阐释，发挥着更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严复慧眼独具，引进翻译了数十年"无人为之"的《原富》《法意》《群己权界论》；而且还因为这些书中观念的引入，奠立了中国现代政治经济的基本理念。严译的这些影响，不在一个长时段中观察，是不可能得到认知的。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讲，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成为一切关心中国现代深度发展的人们所共同认可的基本选项，这与严复强调的现代要领之历史发酵紧密关联："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为国人确立了现代政体观念，由此对市场经济的赞许、对群己权界的分辨、对族群关系的把握、对法治精神的张扬，在对百年后的中国发挥颇具现实性的影响力。

本来，中国的现代转轨，应当落在理性的平台上，首先致力为现代国家夯实政经基础，进而推动国家长期持续地发展，以便跻身现代国家之林。但严复所处时代的中国，内外交困。在一种难以应对的紧张感中，国人反而对现代建国的重要事务视若未睹，仅仅对国家的危机处境感到紧张。于是，《天演论》成为最具号召力的严译著作，反而几本自由主义的经典之作，被人们冷落。

可见，严复引进的自由主义理念，只有在国家确实需要坐实于现代制度平台的时候，才会发挥真正的影响力。否则，它就只能作用于人的观念世界，等待发挥作用的机会。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现代转轨过程中，长期受到冷落。只有在民国的晚期，立宪建国的问题凸现出来的时候，严复引介的自由主义政治理念才第一次真正发挥影响。只有中国需要坐实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制度建构时，严复引介的自由主义经济与政治理念，才再次发挥出它引领中国现代走向的强大功效。这才是严译政经名著的力量之所在。

晚清革命党针对清政府的暗杀、暴动，是否也受西方激进主义思潮的影响？

任剑涛：1900年后的晚清，是中国步入激进化的时期。一切温和改良的主张与行动方式迅速丧失社会感召力。这是改革、改良的努力失败后必然的走势。改良的穷途末路促成革命的风起云涌。但是，晚清的革命并不是一场一开始就组织良好的社会运动。相反，革命的组织甚多，组织绩效甚低。而且晚清政府一面加强对革命的镇压，毫不手软；另一面松动高压控制，以立宪改革化解革命危机。这些因素，造成革命无以为继的窘境。为了推动革命，走出革命低潮，发动足以助长革命高潮的暴力行动，就十分必要。

在革命危机的处境中，出现旨在推动革命的暴力行动是暗杀和暴动。暗杀是个人行动，暴动是短时间内的群体暴烈行为。这都与长期的、组织化的革命不同，其行动旨趣，都在制造轰动的社会效应。从1900年到1911年，被论者称为近代中国的"暗杀时代"。这个时期的暗杀事件，明显增多。人们熟知的著名刺杀事件就有：1900年史坚如刺杀德寿，1904年万福华刺杀王之春、王汉刺铁良、易本羲谋刺铁良，1905年吴樾刺杀五大臣，1907年徐锡麟刺杀恩铭，1910年汪精卫刺杀载沣，1911年温生才刺杀孚琦，1911年林冠慈刺杀李准、李沛基刺杀凤山等等。这些暗杀事件，初期基本上是个人的行为，后期则多是组织行为。上海暗杀团、北方暗杀团、支那暗杀团等等，成为专门从事暗杀的组织。暗杀，也得到改良人士和革命领袖的明称或暗许，比如梁启超就认为暗杀不失为一种推动中国有效变革的手段。孙中山表面上不赞同暗杀，但指望它与革命需要相宜进行。

就进行暗杀的主事者而言，初期如史坚如刺杀清臣，主要是受革命激愤情绪主导。但到后来，从事暗杀的人士，逐渐怀有明确的现代政治理念。这些理念，有一些是清晰明确的、源自现代西方的激进主义思潮。如撰写《暗杀时代》的吴樾，就明确借助民族主义的理念，来证明自己行为的正当性。他写道："今日为我同志诸君之暗杀时代，他年则为我汉族之革命时代！欲得他年之果，必种今日之因。我同志诸君，勿趋前，勿步后，勿涉猎，勿趔趄。时哉不可失，时乎不再来。手提三尺剑，割尽满人头！此日，正其时也！……欲思排外，则不得不先排满。欲先排满，则不得不出以革命！革命！革命！我同胞今日之事业，孰有大于此乎！""……以复仇为援兵，则愈杀愈仇，愈仇愈杀。仇杀相寻，势不至革命而不已……予愿死后，化一我为千万我，前者仆而后者继，不杀不休，不尽不止，则予之死为有济也！"这段话表明，暗杀是为了激活革命形势，是为了汉民族的政治权力。来源于西方的民族主义，成为暗杀行动的精神动力。

暗杀行动背后的西方政治观念，不单是民族主义，还有人称被挪用的"无政府主义"。而且无政府主义与暗杀行动具有更为直接的渊源关系。吴樾也是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的暗杀行动者。晚清谋划暗杀的人士，多留学日本。在日本，这些人士恰恰受到在日本传播开来的俄国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在其中，混合作用的中国古代游侠理念、日本武士道精神，由无政府主义提供了具有现代性面目的现实行为动力。无政府主义反对国家、教会等权威机构，主张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合作，由此增进人类的自由。二十世纪初，中国的一些报刊如《苏报》《江苏》《浙江潮》《女子世界》等，刊登了不少无政府主义（或称之为虚无党）的文章，极力张扬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暗杀事件，对以无政府主义为名的暗杀浪潮的出现，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刘师培、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汪精卫等人，不仅宣传无政府主义，而且亲身实践暗杀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