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吉鲁:缺乏想象力的政治与权力病态

亨利・吉鲁 著 吴万伟 译

写作是为了改变这个世界，但你很清楚可能什么也改变不了，不过你同时也知道写作在这个世界不可或缺。世界是随着人们的世界观的变化而发生改变的，只要你的文章哪怕仅仅把人们看待现实的方式挪动了一毫米，你也就改变了世界。

---詹姆斯・鲍德温

新自由主义暴力

我们生活在有一种被不祥预感所笼罩的时代，正义、民主和未来的话语始终萦绕在我们耳边。但是，这些词语中曾经为我们提供一种确定性和集体希望的所指对象如今都已经烟消云散了，现在所剩下的内涵意义只能越来越多地到超级市场驱动下的社会、大公司和腐败的金融服务业中寻找。美国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和文化机构已经运用大卫・古登堡（David Theo Goldberg）所说的“军事化的社会逻辑。”1 如今，市场原则主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市场背后的经济理性再次占了上风，公共利益、公共价值观和社会责任被牺牲掉，变成了廉价的消费主义梦想，与此同时还创造了一个用完就扔的社会，无论商品、资源、还是个人都被视为可抛弃的东西。2这种军事化逻辑已经不知不觉地闯入公立中学和大学，中学越来越像监狱，大学课堂则向国家情报机构敞开。3 大学认可惩罚性国家的基本体制的突出例子是佛罗里达州波卡拉顿的大西洋大学（Boca Raton），该大学已经与私人监狱公司GEO集团（the GEO Group）达成该公司命名足球体育场的交易，而“这家公司早已恶贯满盈，有侵犯人权、恶意诉讼、监禁中致人意外死亡等种种劣迹。”3 现在，除了武装起来的保安之外还出现了武装起来的知识。腐败、商品化、欺侮人的国家机构已经成为丛林社会的核心特征，这种社会的前提就是人们非理性地认为“市场应该主导和决定所有选择和后果，其他的一切考虑都统统被抛掷脑后。”4

如今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后果不仅毁掉了美好社会的任何可靠设想，而且破坏了公众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它们鼓吹一种接近于病态的自恋式超级个人主义，破坏了社会保障，促成了美国向惩罚性国家的重大转变，即把所有违背适者生存社会法则的行为都视为犯罪，这样的社会对别人的痛苦不仅无动于衷甚至幸灾乐祸。否则，我们怎么解释大量出现的针对贫穷的少数人的惩罚性措施呢？比如“囚犯被单独监禁在狭小的没有窗户的牢房里很多年，每天要在牢房里呆23个小时”的监狱体制，5或仅仅因为穿的球鞋颜色违反了着装规范就把五岁的孩子戴上手铐并抓起来的警察国家。6 美国公众为什么能忍受这样一个社会呢？2009年，“位于社会顶端的百分之一的家庭拥有35.6%的净财富和42.4%的净金融资产”，同时许多年轻人则成为“全国无家可归者群体的新面孔。”7 美国社会沉溺于公民无知、残忍和堕落的文化之中。比如，大银行如巴克莱银行（Barclays）和汇丰银行（HSBC）通过为恐怖组织洗钱而骗走储户的数十亿美元以提高自己的利润率，但没有一个人为此坐牢。同时，我们重新恢复了穷人因为缴不起停车费罚款就被抓起来坐牢的传统。奥巴马总统随意性地决定，他能够忽略应有的程序听任无人机屠杀美国公民，而美国公众竟然全都熟视无睹。公民生活崩溃，就像生活在战争地区，而主流媒体愤愤不平的不过是没有被邀请去见证奥巴马和著名高尔夫球手泰格・伍兹（Tiger Woods）之间进行的一场球赛。

在虚拟文化和现实生活中崇尚暴力现在呈现相互促进的态势。像《虎胆龙威》（A Good Day to Die Hard ）等电影中宣扬的残杀场景完全可以与芝加哥和新奥尔良等城市上演的致命暴力相媲美。年轻人尤其容易遭受暴力侵害，在2006年到2010年之间在武装交火中丧生的12岁以下儿童有561名。8即使疯狂的枪战连续在康涅狄格州纽顿（Newtown）和加州塔斯廷（Tustin）等城市发生的情况下，企业力量连同那一帮无耻的游说者和知识分子专家学者仍然在赤裸裸地鼓吹更多的枪支以满足最低标准。与此同时，主流媒体把美国步枪协会（NRA)执行副会长维恩・拉皮埃尔（Wayne LaPierre）的疯狂胡扯作为值得听一听的一家之言。在桑迪胡克小学（Sandy Hook）20名孩子和6名成人被枪杀后，这个家伙却声称阻止更多悲剧发生的唯一办法是给市场投放更多的枪支，为学校配备更多的武装保安。为学校配备更多的警察并没有阻止屠杀的发生，但确实提高了孩子们尤其是贫穷的黑人孩子辍学的比例，也提高了人们仅仅因为微小的行为不当而遭惩罚和逮捕的比例。虽然很清楚这个事实的存在，但美国公众在此问题上大多保持沉默。

与此同时，美国对暴力的痴迷被不惜任何代价追求利润和个人利益的达尔文主义市场社会进一步强化。在此场景下出现了一种把经典电影《疯狂麦克斯》（Mad Max ）和《美国精神病人》（American Psycho）的特征和价值观结合起来的社会和经济秩序。物质贫困、不平等加剧、公共福利遭到削弱、 找不到可靠的工作，没有头脑地盲目竞争和消费，肆意破坏环境等所有这一切都表现出这个社会不仅充斥着军事化的暴力，而且盛行一种相应的价值观，这种原子化的自私的价值观蔑视社会纽带和公共利益，把一切行为都视为理所当然。在此情况下，美国社会现状呈现出鼓吹自恋的超级个人主义的市场文化，其中弥漫着对他人缺乏任何兴趣和求助于暴力和犯罪行为的强烈倾向的新社会病态。正如间谍小说大师约翰・李・加里（John le Carré）曾经说的，“美国已经进入其历史疯狂的年代。”9 虽然加里对美国政治的尖刻攻击写于2003年，但笔者觉得我们说现在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并不算冤枉，美国已经进一步堕入疯狂的深渊，因为一种致命的历史和社会遗忘已经牢牢控制了这个国家，正源源不断地再生产逃离记忆和社会责任的民众。在这疯狂中，缺乏想象力的政治包括了穆米亚・阿布・贾迈尔（Mumia Abu-Jamal）所说的“心理自杀”（mentacide），即年轻黑人遭遇的一种历史遗忘，那是“体制系统性地抹去和否认黑人革命历史的活动而强加给他们的遗忘”。10

美国陷入军事化的疯狂

数百万美国人因为腐败的银行做法而丧失家园，更多的人因为美国缺乏充足的工作机会而失业，与此同时耳边充斥着华尔街贪婪和腐败的故事，人们如何解释在此情况下为何没有人发出任何反抗的声音呢？11 比如，2009年，对冲投资基金经理大卫・泰珀（David Tepper）就赚了40亿美元。12 正如迈克尔・叶茨（Michael Yates）所说“这个收入如果去掉任何利息的话，若他一天花销一万美元，花完这笔钱需要他和他的后代1096年。如果我们假设泰伯先生2009年工作了2000小时（每周40小时，工作50周），那么他每小时赚200万美元，每分钟赚3万美元。”13 这种抢劫大亨的权力和贪婪很少被主流媒体谈及，更不会与包括工人、孩子、失掉工作的公务员和年轻人在内的数百万家庭经历的痛苦和折磨相提并论。对已经成为新的“朝不保夕阶级（precariat）”的年轻一代来说，他们的确是零一代，14 被无情地抛弃在社会和经济的荒原之上，没有工作，没有未来，没有希望。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定义的社会条件是更多“流动性”，更不容易辨认，更多惩罚性，更多死亡遭遇。15

自恋和不受任何约束的贪婪已经不再是仅仅用来描述边缘化的少数人的性格缺陷的心理学范畴。这样的词汇现在已经用来揭示市场驱动下的社会症状，其中暴力、军事化、残忍和不平等等极端现象已经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贪婪和自恋并不新鲜，新鲜之处不过是1980年代以来出现的贪婪思潮获得了社会空前的认可。16 同样新鲜的是军队力量及其价值观成为美国社会的骄傲而非令人警惕的来源。反恐战争不仅侵犯了众多公民自由权利，甚至赋予军方在美国社会的核心地位，影响到从市场、教育到大众文化和时尚等所有领域。艾森豪威尔总统离开总统宝座时警告军事工业联合体的崛起和它对国防工业、军队和政治权力造成的不良影响。17 但他低估了从军事化经济到军事化社会的转型，文化本身也受到军事力量、价值观和利益的影响。在当今美国，越来越清楚的是生产暴力的公民社会组织不仅生产军事化的技术和武器；而且还将生产军事化的战争主体和永久性的战争经济。正如阿龙・道格拉斯・奥康奈尔（Aaron B. O'Connell）指出的：

我们的文化自艾森豪威尔时代以来已经相当军事化了，主要原因是平民而不是武装部队。从立法者常常使用“支持我们的军队”来为国防开支辩护到电视节目和视频游戏如“海军犯罪调查处”（NCIS）、《家园》（Homeland）和《使命召唤》（Call of Duty）再到全国广播公司（NBC）丢人的虚假真人秀节目“明星爱比武”（Stars Earn Stripes），美国人天天都要耳濡目染吹捧军队的故事，而讲故事者则一心追求自身机会主义的政治和商业利益。18

战争想象和暴力指导了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并从主流媒体对战士文化的吹捧延伸到利用大学来教育学生去接受“国家安全国家”（national security state）的逻辑。军队部署现在要保护“自由贸易”，提供工作岗位并且从公共资金中获取利益。比如，在华盛顿决定购买2443架F-35战斗机时，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从中获得数十亿美元的利润，该公司的售价是每架飞机9000万美元。被称为“万亿美元的小事”的飞机工程的总成本已经被期待超过“澳大利亚的整个国民生产总值（9240亿美元）。”19 但是，美国政府在削减穷人的食品补贴、低收入学生的幼儿补贴、或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者的食物券时却没有任何顾虑或不安。这种优先选择错置的做法代表的不仅是军事工业联合体已经失控，而且表明美国社会已经跌入惩罚性国家的黑暗深渊，无论在政策、优先选择、还是在价值观上都围绕暴力生产和漠视道德组织起来。

约翰・辛克森（John Hinkson）认为这种制度化的暴力决非短命的或异常的历史时刻。实际上，他正确地指出“我们拥有一种新世界经济，一个基本缺乏所有实质内容的经济，暗含的意思就是完全虚空。要点是这并非因为战争命令形成的暂时情景：而是与过去格格不入的结构性破裂。”20 这种转变的证据非常明显，不仅财富和收入大幅度向上集聚，结果造成权力相对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且伴随着缺乏想象力的政治，人类的痛苦和困难被推向前所未有的程度。

“缺乏想象力的机器”的兴起

笔者借用法国艺术史批评家乔治・迪迪・于贝尔曼（Georges Didi-Huberman）的术语“缺乏想象力的机器”是想表示这种政治指的是形象，机构、话语和其他表达模式破坏了个体的潜力，使他们不再具有不同的批判意识和记忆，失去能动性、伦理思考和集体抗议的能力。21 “缺乏想象力的机器”既是涵盖从学校到主流媒体到屏幕文化新场所的一套文化机制又是一种公共教学法，其首要任务就是破坏个体的批判性思考能力，想象不可思议之事的能力和进行深刻的批判性对话的能力，简而言之，就是剥夺他们成为有批判能力的知情的世界公民的能力。

“缺乏想象力的机器”的例子很多很多。仅举几个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了。比如，德克萨斯州教育委员会和美国其他地方的保守派教育委员会正在重新编写美国教科书以推动和向美国公立学校学生灌输凯瑟琳・斯蒂沃特（Katherine Stewart）所说的“基督教民族主义美国史”，其中耶稣基督已经“入侵”公立学校。22 在这种版本的历史课本中，删掉了“奴隶制”，取而代之的是“大西洋三角贸易”，地球有6000年的历史，启蒙是教育的敌人等。杰斐逊、托马斯・潘恩、本杰明・富兰克林等宗教观点可疑的历史人物“被无情地删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