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克中：自由思想及其实践活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什么？这是一个一直为中国理论界特别关注的重大问题。但老实讲，这也可能是中国人陷入最深而难于自拔的一个理论泥沼。最近我看到一些研究生和博士生们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答案，让我颇为惊讶，因为从中没有看到理论的进步和突破，而是看到大家似乎还在黑暗中摸索。六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和世界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可我们的人，主要是这些社会精英们，还自我禁锢在马克思布置的那个八卦阵里，左冲右突，难破重围。从这里还可以看到，中国的思想理论和社会实践的脱节已经达到了多么惊人的地步，而许多人却还懵然无知或麻木不仁。

一

马克思在1859年给社会描绘了这样一幅发展动力系统图谱。他认为，社会发展有三个方面的力量交织组成。首先，是生产力，生产力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二是生产工具。在社会发展动力系统中，生产力处于核心地位。其次是生产关系，就是社会为了能够进行生产，而建立起来的关系。生产关系大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所有制关系，就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二是人在生产中所处的地位，我们姑且称之为“地位关系”；三是分配关系，就是生产出来的东西归谁所有，或者说，是如何分配的。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又构成了一定的生产方式，或称之为经济基础。在经济基础的上面，一个社会的政治、法律、哲学等意识形态的东西也随之产生了出来，并站住了脚跟，这就是社会的上层建筑。

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呢？马克思是这样描述的：说，生产力处于主动地位。在旧的社会胎胞里，新的生产力成长、发育起来，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同生产关系――这个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发生了矛盾，于是这些生产关系就成了生产力发展的阻碍或桎梏。这时一场社会革命就到来了。代表社会旧的生产关系被新生产力掀起的革命打碎，然后建立起新的生产关系。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又组成新的经济基础，然后社会的上层建筑就会在新的基础上被改造，最后，它们也得慢慢地改变过来，以便适应新的经济基础（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这就是被恩格斯称之为可以和达尔文《进化论》相提并论的马克思的社会进化理论的动力学说。

如果说，这样一个描述还有一点可取之处的话，就在于马克思还承认了生产力的主导作用。生产力是主动的，其余的都是被动的，被生产力决定的。但这还不算完。这个理论的蹊跷之处就在于，它还有另一面的叙述。这就是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生产力的“相互作用”和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他们认为，当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形成以后，就形成一种独立的力量，这种独立的力量或者起阻碍作用，或者起促进作用、推动作用。

斯大林对马、恩这个理论进行了发展，表述得也最为直白：“说生产关系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只是起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作用，这是不对的。当马克思主义者讲到生产关系的阻碍作用时，他们所指的并不是任何生产关系，而只是已经不能适合生产力发展、因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但是大家知道，除了旧生产关系以外，还有代替旧生产关系的新生产关系。可不可以说，新生产关系的作用归结为阻碍生产力的作用呢？不，不可以。恰恰相反，新生产关系是这样一种主要的和有决定性的力量，正是它决定生产力进一步的而且是强大的发展，没有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就注定要萎缩下去，如像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情形一样。”（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二

起初，马克思、恩格斯主要地还是强调生产力的主导作用。虽然这并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但还算是坚持了他们所声言的“唯物主义”，当他们把问题再颠倒过来，论述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生产力的“相互作用”和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时，问题的性质就改变了。他们自己也在不自觉中滑向了唯心主义――凭主观想象来构筑他们的理论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这并不难理解。虽然他们认定生产力是社会中的主导力量，生产力决定一切，但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客观事实是：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发展并不一致，这呈现出来的巨大差别，显然还与制度、政策、文化、地理等等因素有关，于是就不得不回过头来，再看看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也在发挥着什么作用。它们在发挥着什么作用呢？

说阻碍作用，这符合他们开始时的逻辑思维，没有问题。但说什么“相互作用”、“反作用”，就完全是一种想象了。从物理学的观点看，相互作用，就是A对B有力的作用，同时B对A也有力的作用。A、B都是原动力。这里已经没有了主动和被动之分了，到底是谁作用于谁，已经被混淆了。所以到这时，怎么样解释都可以了，说A作用于B对，说B作用于A也对；另外，反作用力，那是作用力作用到物体上，被物体反弹回来的一个力。反弹力方向与作用力相反，大小应该小于作用力，因为有一部分要被物体吸收掉。但不管怎么样，反作用力绝对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原动力，更不可能成为与作用力方向一致，还要起什么“促进”作用的力。把一个问题正向叙说一遍，找出原因和结果，然后又反向叙述一遍，把原因和结果又倒置过来，结果变成了原因，原因又变成了结果。可怪的是，我们的理论家们却纷纷赞曰，这可是达到极高境界的的辩证法！其实这已经是地道的诡辩术了。

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我就写过一篇论文，叫《重新认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思想战线•云南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最早提出生产关系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观点。当然，我是把用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罪责都归之于斯大林了，在当时也只能这样，否则文章就不能发表了。在文章中，我有一个比喻。我说，生产力好比是儿童的脚，生产关系好比是儿童的鞋。鞋不能促进脚的生长，只能适应脚。脚长大了就要换鞋，不换鞋，就会束缚脚的生长。再愚蠢的母亲也不会用做大鞋的方法去“促进”脚的生长。儿童脚的生长是由营养、遗传基因等多种因素决定的。

在马克思设定的理论框架内，这一观点肯定是正确的。

但是整个社会主义的实践，恰恰是用做大鞋的办法来促进脚的生长。这是回想起来就让人心痛的往事。

说来也不奇怪，在苏联政权建立后，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而被卷入的所有国家，几乎都是处于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生产力水平极其落后。在这样的国家谈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显然是不符合那些激进革命家的革命要求的，所以用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理论必然要被突出出来。那就是先夺权，夺权后再说发展。

中国在建国后，就在改变生产关系方面不断升级，最早是互助组，然后是初级社、高级社，最后到人民公社，把土地改革刚刚分给农民的土地，到人民公社时，全部又收归为准国有了；在城市则进行了大规模的公私合营运动，消灭了资本家、企业主和个体手工业劳动者。国家从此就“被”进入了社会主义――据说是人类最美好的共产主义第一个发展阶段。不幸的是，凡是这样做的国家，社会生产都无一例外地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苏联1932-1933年的集体农庄运动导致的大饥荒，再加上政治迫害，大概死亡了三千多万人。仅乌克兰，就饿死了七百万至一千万！有学者指出，当年的官方档案并不完善，实际上饿死人数还要多得多！中国在1959-1962年也大约饿死了四千多万人！

这就是用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理论的血淋淋的实践！

三

我说，如果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理论还有一点可取之处的话，就在于起初它还是把生产力放在了中心位置，用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来说明社会发展动力应该是生产力，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但是，把生产力作为社会动力，其实并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本质。因为生产力包括“人”和生产工具两大要素，而生产工具又是由人制造的，所以生产力的标志或者说生产力的核心内容就是“人”。说人推动了社会前进，等于什么也没有说。连小孩子也知道，没有人就没有人类社会，也就没有人类今天创造的一切。所以回答说人创造了除去大自然给予人类以外的一切，是人推动了社会前进，并不是问题的最终答案。问题的最终答案必须要说明，人到底是怎样创造了世界，怎样推动社会前进的？还有，既然社会都是人推动的，为什么有的国家发展得就快，而有的国家发展得就慢，甚至到今天，在亚马逊流域的森林里还生活着原始民族？这是不是仅仅是由于人种的差别造成的？

回答社会发展动力问题，其实非常简单，根本用不着去论证什么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纯粹是玄学功夫――你不说，我还明白，你越说，我就越糊涂。让我们只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就完全可以说明。设想，在人类发展的早期，有一个氏族，大家以狩猎和采集植物果实和种籽为生。当采集到坚果时，大家就用牙齿把坚果咬碎，才能吃到里面的果实。用牙齿破碎坚果，费力又没有效率，弄不好，还要把牙齿硌坏，更有的坚果，用牙齿根本就对付不了。可是该氏族中的人日复一日，一代又一代，就这样地生存着，大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好。终于有一天，他们中有一个人突然想到，坚果之所以能被牙咬碎，是因为牙齿比坚果还要坚硬，如果把坚果放到像牙一样坚硬的东西中间，用力挤压或打击，不也可以把坚果弄破，吃到里面的果仁了吗？他这样一想，然后就把想法付诸行动。他把一枚坚果放到一块大的石头上，又拿起一块小一点的石头，向坚果砸去。坚果破碎了，很容易地就吃到了里面的果仁。他的做法被氏族里其他人看见了，他们纷纷起而效仿，一时间，整个氏族里的人都知道并且也学会了用石头去对付坚果――不管坚果有多么坚硬，在这群人面前都被彻底征服了，而且保护了牙齿，提高了效率。我们看到，一个氏族从此就告别了用牙齿对付坚果的历史，而纷纷用起了石头――石头成为了征服自然的一个有力工具。当人类在生活中这样不断地发现和使用石头工具时，对人类社会进化而言，一个新时代就到来了――石器时代。

什么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大家看得很明白，首先要有人去想，去思索，然后按照思索的结果去实践，去做。成功了，大家都来学习，把个别人的成功实践，变成大家的或社会的实践。一个“社会”就这样被人推动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所以，社会发展的动力其实就是两个字：想和做。

四

真理就是这样的简单！，有时简单得让人难以置信！

看到这样的结论，我知道，肯定立刻就会有人提出质疑：想和做，谁不在想和做呀？人无时无刻不在想和做。全世界的人都在想，也都在做。美国人在想，在做，中国人也在想，也在做，还是那个问题：为什么国家与国家，或者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会产生那么大的发展差距呢？

我说，大家应该看得出来，上面的研究和得出的结论，其实是非常“纯粹”的。也就是说，为了使研究直奔主题，我们抛开了许多影响条件。这些条件虽然不属于主题范畴内的，但是它们会对结果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

照直说，就是人的“想”和“做”，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在社会中进行的。虽然事情原本就是“想”和“做”，但是所有的“想”和所有的“做”都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行为，这就发生了“想成”和“想不成”，“做成”和“做不成”的问题。人类社会发展差距的全部秘密其实就埋藏在这里。

让我们回到现实社会中去把它寻找出来。

在我以前的著作中，不止一次地讲过凿齿族的故事。中国古代的文献和世界许多地方，都有关于原始凿齿部落的记载。说有些部族男女到了成年，就要敲掉上下两颗门牙。为什么这么做，现在也没有人能够讲清楚。我们姑且不管它什么原因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习俗。这样的习俗对健康显然是有害的，特别是在古代，生存环境艰难，医疗条件和卫生知识又十分有限，拔掉门牙，显然就不可能长寿。所以这样的部族是不可能强大的。其发展的命运无非就是两种：第一，被其他不凿齿的强大的部族消灭或者征服；第二，改掉凿齿的习俗，使部族强大起来。

第一种情况，我们暂且不论，这里分析一下第二种情况。我们假设，在凿齿部落里，有一天，突然有人对酋长和大家说，我们应该改革掉凿齿的习惯，看看我们周围，有那么多不凿齿的部落，人家生活得都比我们快乐，也强壮有力。我们的人年轻轻的，早早地就把牙全部掉光了，许多东西都吃不了，只好等着饿死，所以我们要想强大起来，必须革除掉凿齿的陋习。

这样一个改革建议，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全体一听，大惊失色，不可理解，是因为从前从来没有人这样想过和说过。不过，慢慢地有人会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就表示了赞同。但是部族首领，本能地立刻就会想到，这是在向他的权力挑战。因为拔牙的习俗，这是酋长的先辈或者他本人订立下的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