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跃:国外部分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困境及应对

作者:姜跃发布日期:2014-01-18

「姜跃:国外部分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困境及应对」正文

 

【内容提要】政党是意识形态的载体,不同政党总是与不同的“主义”连在一起。政党不仅要靠意识形态动员民众,凝聚人心,而且执政后会把意识形态的观念转化为治国理政的政策,以实现党的价值目标。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政党,特别是有些执政党的意识形态陷入了某种困境,其吸引力和号召力在衰减,人们的党派意识弱化。该如何面对这样的挑战呢?各国党都在应对,它们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地汲取。

【关 键 词】政党意识形态/困境成因/应对成败

 

政党的意识形态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不同的选择,也是自身合法性的重要依归。曾几何时,政党的意识形态就是它在民众面前树起的旗帜,动员群众,引领社会,凝聚人心,努力把理想变为现实,由此,赢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上台执政,成为执政党。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演进,某些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变得不那么有号召力和吸引力了,它自身陷入了某种困境,而且这种现象不是发生在哪一个或是哪一类政党身上,而是涉及各类政党,是普遍现象。本文尝试在世界政党政治的范畴内来探讨这一问题。

 

一、国外部分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困境

政党是意识形态的载体。政党的基本功能之一便是反映和表达一定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利益、愿望与要求。因此,政党身上具有鲜明的阶级烙印。这种烙印反映在思想观念上,便是任何一个政党都和某种“主义”连在一起。没有“主义”的政党少见,且不会有大的作为。同时,政党作为政治组织,它产生的目的是为了改造社会,建设社会。而要改造社会和建设社会,首先要认识社会,解释社会。

所以,“意识形态把政党当着自己的物质武器,任何政党的产生和存在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前提,从逻辑上说,先有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认同,然后才可能有政党”[1](P235)。比如说,先有了霍布斯、洛克等资产阶级思想家及其思想,然后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政党;同样,先有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创立,然后才有了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蓬勃发展。意识形态实际上成为一个政党区别于另一个政党的显著标志,政治党派中的左、中、右之分野正是以意识形态来划分的。

在工业文明时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主宰社会的两大阶级,劳资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由此形成了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右翼政党和代表工人阶级的左翼政党。它们在政治舞台上为自己所代表的阶级利益进行斗争。斗争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制度层面上,亦即: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还是保留资本主义制度。这一时期的党争充分反映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针锋相对,水火不容。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阶级、阶层的分化出现了新的变化,中产阶级的队伍在不断壮大,而与之相对应,无产阶级的队伍在减少。这种状况改变了工业文明时代两大阶级主宰社会的局面。特别是在全球化和信息时代,思想价值的多元和社会的开放性,使各种思想、思潮和观念不断碰撞,相互交融,这给政党的建设,尤其是执政党的建设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麻烦。政党意识形态的重构、调整乃至转型成为许多政党不得不面对的课题。

作为执政党,更是不得不经常面对意识形态的困境。虽然从理论上说政党在取得国家政权后,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可以直接依靠行使国家权力来实现本党的意志和目标。但为了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扩大自己的执政基础,执政党不可能随心所欲、一意孤行。它必须尽可能地反映广大民众的利益要求,整合社会的不同利益,以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减少社会的纷争与矛盾,赢得民众,获取支持。

观察不同国家的社会政治历程,我们看到,随着政党政治的发展,各种意识形态以政党为载体,在政治实践中广为传播,其社会理想和政治理念,在政党上台执政后转化为治国理政的路线、方针和政策。20世纪世界各国的政治舞台,称得上是政党把各种意识形态引入实践的一个大试验场。凡是我们能够说得上名堂的“主义”:在资产阶级一翼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基督教民主主义;在社会主义一翼有科学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各色民族社会主义;还有极右的法西斯主义和新兴的环保主义、和平主义、女权主义……都有过或长或短,或成功或失败的实践。但是,进入21世纪后,人类社会在各种主义面前仍然感到茫然,不知道到底哪种主义能够把我们引向理想的王国。

回首20世纪世界政党政治的发展,人们不得不承认和接受这样一个现实:人们对政党意识形态的认同,对各种主义的信奉和追随,不是随着政党执政实践的延续而增强。相反,“主义”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往往随着政党执政时间的延长而削弱。不仅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苏东剧变后遇到了问题,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同样摆脱不了自身的问题。所以说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困境是当今各类执政党面临的共同困境,是世界政党政治发展至今所遇到的一道难题。

 

二、国外部分执政党意识形态困境的成因

那么,国外部分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困境源之何方呢?

1.政党意识形态与社会意识之间有天然的距离。政党的意识形态是社会部分整体利益的高度抽象表达,是一元化的;而社会意识是社会不同成员和利益群体根据自己所处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的生活体验,对事物进行的判断和认识,是多元化的,这中间有着天然的距离。执政党要用一元化的意识形态去统和与引领多元化的社会意识,其困难可想而知。这就要求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具有很大的包容性。从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历史中可以看到,如果一个政党的意识形态包容性不够,在引领社会意识时,就会出现困难乃至危机。

2.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脱节。政党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原本来自它对现存社会的批判和改造社会的美好计划。人们信奉特定的意识形态,追随代表特定意识形态的政党,是因为他们相信,如果他们改造社会的计划得以实施,社会将会变得比现在好得多。但是,政党政治发展的现实一再表明:不管一个政党的意识形态境界多么崇高,一旦成为执政党,就会经常遭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尴尬局面。这样一来,执政党意识形态对民众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就会大打折扣,信仰的危机随之而来。因为政党意识形态的价值追求,不仅是对本党成员的要求,同时也是对民众的承诺,而执政后,一旦做不到或是做得不好,不能信守承诺,兑现承诺,民众就会对政党的政治宣言提出质疑,乃至不再信奉。

3.政党政策转向的两难境地。执政党的政策大都体现着政党意识形态的价值理念,是意识形态的价值追求在社会实践中的具体化。但是,我们发现,政党的政策与意识形态捆绑得太紧密后,它要转向就会变得困难。正像我们常说的那样“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政党为实现意识形态的价值目标而制定的政策,在执政实践中由于各种复杂情况的出现常会遇到问题,需要改革和调整。这时,执政党往往会遭遇两难的境地:一方面,由于传统意识形态的羁绊,可能出现政策转向的困难,而固守意识形态,则现实问题难以应对,会引起社会的不满;另一方面,为了解决问题,对意识形态进行改革和调整,这又可能出现与自身意识形态的脱节,这种情况不仅会引发党内的意识形态纷争,也会导致民众的不满和信任危机。

4.意识形态的神话不复存在。全球化和媒体民主时代的到来与发展,在改变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各种主义的纷至沓来,各种思想的冲击与交汇,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的呈现,使过去相对封闭状态下的意识形态神话被打破了。尤其是传统左右翼意识形态的长期论战、竞赛,并没有给现实问题以及时代发展带来的问题以有效的回应,从而使得人们不再相信意识形态的神话,就像人们不相信世上有包治百病的良药一样。人们不再用理想主义的境界对意识形态顶礼膜拜,而更多地是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审视意识形态。对政党而言,人们不仅要看你说什么,更要看你做什么,做得怎么样。

5.人们的价值取向和个性化要求越来越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革命的日新月异,中间阶层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传统的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数量都逐渐减少;人们受教育的水平也越来越高;获取信息的手段越来越丰富,这样一来,人们肩膀上的脑袋就变得越来越复杂了,价值取向和个性化要求也越来越多。社会的开放性和价值的多元化对政党的意识形态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执政党想靠意识形态的传统凝聚人心变得越来越困难了。面对意识形态的困境,各类政党自然不愿,也不能退缩,只能迎难而上,寻求应对的措施,进行意识形态和政策的调整。从总的趋向看:对意识形态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努力向中间靠拢,在坚守核心理念的前提下,执政党主要靠自己的政策和政绩争取党心和民心,成为世界政党政治发展中的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三、国外不同政党相对有效的应对措施

时代的发展使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斗争不再成为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选举政治关注的主题,不同类型政党的主导思想,开始从阶级的意识形态分歧转向对现实议题的关注。但是,具体到不同国家不同政党,其应对措施不尽相同,大致有以下几种:

1.更新思想观念,挑战传统理论,挣脱传统理论中不合时宜,不得人心的教条的束缚,并适时地进行理论创新。在这方面,英国工党和瑞典社会民主党提供了很好的案例。

先看英国工党。“为了改变我们的国家,我们必须显示出改变我们自己的勇气”[2]。这是1994年7月,布莱尔出任工党领袖时,对全党发出的号召。同时,他提出了建立“新工党”的口号,之后便开始对工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布莱尔的改革是从重建工党意识形态的基础开始的,其中,最引人注目和最富有成效的便是修改工党党章第4条第4款,即被视为工党图腾的公有制条款。

提起英国工党的公有制条款,便要简单回顾一下它的由来。英国工党早在成立之初,就公开承认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实现公有制是工党的一个重要目标。1917年工党把实现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的公有制写进了党章第4条第4款。从此,公有制就成为贴在工党身上的一个标签,成为工党区别于其他英国政党的一个标志。在许多工党领导人和党员看来,公有制条款是工党的命根子,是工党团结和聚集党员的黏合剂,因此,公有制在党内取得了不可动摇的地位,成为工党推行国有化和福利政策的理论基石。但是,实践表明,国有化和福利政策并没有改变工人阶级的实际处境。相反,却引发了一系列的经济问题,效率低下,官僚治厂,导致英国经济衰退,劳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因此,工党的国有化理论和实践,不断遭到来自党内外的非议。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连续执政,英国人一次又一次地拒绝让工党上台执政。到1980年代中期,工党幡然醒悟,开始就不受选民欢迎的国有化理论展开辩论。这是英国政党有史以来进行的最广泛的讨论,数以万计的人参加了讨论。但是,由于党内众说纷纭,意见难以统一,党章上的公有制条款依然保留着。直到布莱尔接任工党领袖后,他再次在党内引发关于公有制条款的讨论。经过艰苦努力,在1995年4月的全党特别大会上,通过了取消党章上公有制条款的决议。此举标志着工党最终冲出了传统理论的樊篱,更新了思想观念。它果真改变了党的形象,使工党对中间阶级选民,特别是对企业主阶层更具吸引力了。它为工党带来了更多的党员;当然,它也为工党带来了足够多的选票,使其上台执政。

布莱尔领导的工党执政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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