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朝辉：土地投机与城市化的比较研究：美国的历史借鉴

长期以来,史学界普遍存在否定土地投机和土地投机者的思维定势,其核心观点主要反映在美国著名的进步主义和后进步主义学派的一系列著作上。[1] 它们片面强调美国十九世纪的土地投机活动阻碍了西部开发、西部交通、西部移民、以及西部民众生活的改善,并认为由此强化了土地垄断和贫富不均。[2]这种站在道德评价的立场,全面否定土地投机的历史作用,显然不符合历史的辩证法。为了深化人们对土地投机的理解,本文旨在转换研究的视角,以美国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为参照系和切入点,正面评价土地投机与城市化的社会经济联系,并简略比较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城市化的基本特征,探索蕴含于中美城市化进程中,常被人所忽视的一大社会经济动力。

第一节 土地投机与城市化的概念新论

关于土地投机的定义十分复杂。Frederick Cleveland和Dred Powell认为,投机与投资存在本质不同,因为投机是一种建立在机会回报基础上的资本冒险,它与赌博一样,不关心事业的成败,而投资则是一种建立在科学、细致研究基础上的资本冒险。[3]Richard Ely和Edward Morehouse认为投机可分为赌博性投机和投资性投机两种,后者是建立在自由买卖、合理风险、合理收益、科学预测的基础之上；[4]Paul Gates认为,土地投机者不应该包括那些从事小规模土地投机的小农,只有那些控制大片土地的投机者,才是真正的土地投机者。[5]Robert Swierenga则强调,所有土地投机者皆为投资者,他们作为企业家的一种,在政府的土地上进行大规模投资。[6]

很显然,上述定义的共同缺陷是无法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确定土地投机的数量,如果无法对土地投机进行定量,就无从鉴定投机与非投机的界限,这样所有的关于土地投机的定义,也就成了无法证伪或证实的文字游戏。

对此,笔者以为,土地投机者应涵盖三大因素,一是土地投机的数量。因为多数西部小农皆从事土地的投机,如果把他们也界定为投机者,将难以分辨真正的投机者。根据十九世纪美国西部的现实,一千英亩土地应作为投机与否的数量界点,因为购买一千英亩以上的土地,很难使人相信是为了自我耕种之用,其动机显然是为卖而买。二是占有土地的时间。原则上土地投机者往往希望尽快抛售手中的土地,在最短的时间内牟取利润。对此,一般应以二年为投机与否的时间界点,真正的土地投机者往往在二年之内卖掉手中的土地,而愿意长期拥有土地的所有者显然是安居乐业的农场主。三是土地所有者购买土地的动机。真正的土地投机者是为卖而买,并经常购买超过自己消费和耕种所需的土地,他们并不希望通过土地的管理和耕种来盈利。所以,土地投机者应被界定为那些买卖一千英亩土地以上,控制土地二年以下,并希望在土地价格波动中获利的为卖而买的个人或集团。[7]

有关城市化的定义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学术问题。J.John Palen认为,城市化是指一个居住在城市的民族人口的比例变动,即人口移向城市的过程。[8]这一定义的缺陷是只侧重城市化的量,而忽视了城市化的质,而且并未指明城市化与非城市化的计量标准。对此,有人提出城市性(Urbanism)的概念,旨在反映城市生活的不同状况和方式;[9]也有人认为城市性是城市化的后果之一,表明城市人口在价值、道德、习惯和行为的变化,[10]但这种城市性无法进行定量分析,更难以确定城市性与非城市性的现实界点。另外,高佩义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为现代先进的城市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11]这一定义也存在二大问题,一方面,/"传统/"与/"现代/"的二个概念很难定量,另一方面,/"先进/"与/"落后/"两大社会的界点更难厘清。

笔者以为,以社会经济变动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化概念,应涵盖城市化的质量和数量,而且两者必须是可计量和可比较的。所以,城市化应包括二种含义,第一是经济意义的变动,主要指一个社会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其主要经济参照是工业和农业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农产品的商品率、农业劳力占总劳力的比例、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占全国劳力的比例、以及国民生产总值等。例如,1889年的美国工业产值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首次超过农业,以21.1%领先农业5.3个百分点,[12]农业劳动力也自1890年起,首次不占总劳力的多数,出现42.7%的低比例,尤其是从1920年开始,农业劳力的绝对人数分别低于制造业和服务业。[13]而且,第三产业的劳力人数自1910年后,独占鳌头,达38.3%,到1920年,更高达41.3%,此后,始终占据各业榜首。[14]另外,到1920年,90%的美国农产品都在市场上销售,即农产品的商品率达到90%。[15]

城市化的第二种含义是社会性质的变迁,主要指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过渡,其主要界定因素包括城乡人口的比例、妇女走向社会的比例、民众教育水平、城乡人口出生率、死亡率、离婚率、以及大城市人口增长率等。[16]。例如,1920年的美国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达到51.2%,[17]成为城市化完成的重要标志之一。另外,在1920年,超过六十万人口的大城市已达12个,超过一百万人口的城市有三个(纽约、芝加哥和费城),其中纽约已成世界超级大城市,人口达到5,620,000,[18]而且这三大城市的人口增长率远远高于人口总数的平均增长率,在1890-1910年期间,三大城市人口平均增长388%,而同期美国总人口的平均增长率只有130%。[19]还有,出生率和死亡率也能反映一个社会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发展,1920-1925年期间,美国的平均年出生率创历史最低,只有千分之二十五。[20]并在1920年,每1,000名美国育龄妇女(20-44岁)中,只有396人生育5个小孩以上,比1820年减少50%。[21]在死亡率方面,1920-1925期间也达到历史最低,只有千分之十一点三,比之于1875-1880年,平均死亡率减少12.5个千分点,生活品质已高度改善。[22]由此表明,时至1920年,美国已基本完成城市化的历史过程。所以,城市化应是由农业经济走向工业经济、乡村社会走向城市社会双重演变的历史过程。

除了理论定义之外,美国土地投机和城市化的发展时期具有相当的一致性。美国土地投机现象几乎与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建立同步产生,它是土地流通与交易的必然产物,更是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的重要特征。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Douglass North所指出,投机是/"任何私有产权制度的必然产物,/"它的重要功能是承受市场经济的风险,改善获得各种市场机会的知识,并促使市场的运作更为完美。[23]美国土地投机的大规模发展与美国建国后西部大片公共土地的分配和处理密切相关,尤其是1785年的土地条例(The Ordinance of 1785),开启了大规模出售公共土地的大门,有助于土地投机者购买640英亩以上的大片西部土地,推动大批边疆移民跨过阿巴拉契亚山脉,移居俄亥俄、田纳西和密西西比河流域。[24]直到1891年,美国政府通过《土地修正法》(The Revision Act of 1891),开始制止公共土地的大规模私有化,规划建立森林保护区,土地投机者也因此无法以低廉的价格购买整个县的土地，[25]尤其是1934年颁布的《泰勒牧场法》(The Taylor Grazing Act of 1934),八千万公共牧地受到国家保护,禁止私有,[26]从此大规模的土地投机活动逐渐消失。

美国西部[27]城市化与美国土地投机一样,早在殖民地时期即已出现。[28]但美国西部城市化的全面起步是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并到1920年代基本完成,与西部土地投机活动盛行的时间基本一致。西部的城市化与上述的全美城市化总体水平基本同步,1850-1920年,在狭义西部的十一个州中,其城市人口占狭义的西部总人口的比例由6.4%猛增到51.8%,而且,在1850年,全美城市化平均水平比狭义的西部高出8.9个百分点,但到1920年,狭义的西部反而超出全美城市化平均水平0.6个百分点。[29]很显然,1785年-1934年美国土地投机活动盛行之时,正是美国西部城市化从兴起、发展到基本完成的历史阶段,两者基本存在正相关的互动关系。

以历史的发展进程为坐标,城市化与土地投机的交集点主要体现在土地、人口和资本三大经济要素的流动,因为城市化的前提是农业用地不断成为工业用地,农村人口不断流向城市,而这种土地与人口的流动又必须由大量的资本予以推动和支持。十九世纪美国的土地投机正是从正面激励和推动了土地、人口和资本流动的城市化导向,为美国西部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过渡,贡献了重要动力。

第二节 土地投机、土地流动与西部城市化

美国的土地投机集团首先促进了美国土地的市场化流动,促使土地作为一种商品,溶入西部的市场经济,并由此推动了美国西部城市化的进程。必须指出,城市化的重要前提是市场化,市场化的重要特征是各种经济要素的全方位流动与流通,尤其是城市的基地--土地的流动。一般而言,土地流动的导向是由土地的边际效益所决定,而城市用地的经济价值与效益往往远远高出农业用地。所以,一旦土地在市场上获得自由流动的机会,城市化的高潮也就为期不远了。

十八世纪末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开始大规模出售公共土地。借此土地流动的历史良机,土地投机集团全方位介入西部土地市场的投机交易,并力图促使土地价值的上扬,推动城市化的历史进程。到1836年为止,联邦政府约出售和处理西部公共土地三千八百万英亩,其中约有总值三千六百万美元的二千九百万英亩土地落入了土地投机者的手中。[30]同时,十九世纪美国铁路公司不仅建设铁路,而且投机土地,成为当时最大的土地投机集团。为了鼓励私人投资铁路,美国政府往往大批赠地给各大铁路公司。1862年,堪萨斯州的铁路公司已拥有10,340,512英亩土地,占全州土地总数的五分之一。[31]1850年,美国国会通过法律,授予伊利诺斯铁路公司价值二千万美元的2,595,133英亩土地。[32]从1850至1871年,美国政府共授予铁路公司13,140万英亩的西部土地,[33]其中联邦政府授予堪萨斯州七家铁路公司的土地高达8,346,603英亩。[34]应该指出,铁路公司投机土地的行为具有强大的城镇民意基础的支持。例如,1850年代末,一批堪萨斯的城镇投资人和市民通过各种渠道,游说国会,希望国会将印第安人在堪萨斯的保留地授予铁路公司,鼓励后者在当地建筑铁路,旨在连接堪萨斯东部城镇通向西部的铁路,也希望籍此建造密苏里河流域西接太平洋铁路东端的铁路。尤其是在他们的努力下,于1859年帮助铁路公司获得了建造从Atchison城到Topeka,Fort Riley和Pikes Peak城镇的三条铁路所需的土地产权。[35]由于这批土地为土地投机集团所控制,导致大批西部荒地在市场中的流通成为可能。

为了提高这批庞大土地的价值,土地投机者一开始就介入了西部城镇的选址、草创、建设和投资,成为西部城镇的最初设计和规划的功臣。以十九世纪初俄亥俄领地(The Ohio Territory)上的城镇建设为例,在一批土地投机者的努力下,他们改变了最初西部移民无计划建镇的盲目而又短期的行为,在选择镇址之时,充分考虑其未来的前途和移民的流向,旨在保证所选城镇有一个成功的未来。对此,他们广泛建立了一批所谓的/"纸镇/"(Paper Towns),即在图纸上的城镇,它由一批非西部居民的土地投机者,选择未来的铁路、运河和蒸汽船有可能通过的一块平地,作为城镇的建址。这种反映城市规划科学性与合理性的纸镇,曾在伊利诺斯州和密西根州十分流行,以致于每天都有这样的城镇问世。[36]

同时,印第安那州Alamo的建立过程,也典型地反映了土地投机者对西部城镇规划的贡献。Alamo由二位投机者Truax和Boyce先生共同设计与规划,他们首先设计与规划了一个城镇,并以一些美国革命时期的英雄名字命名一些主要街道,还在街上设计路口和街口,用数字予以规范,尤其是在街中心建立城市广场,旨在提供年轻人集聚和娱乐的场所。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