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洋：从精英国家化到国家精英化：我国干部录用制度的历史考察

摘要：在全能主义时期，为了保证国家政权的稳固，国家倾向于把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出身的骨干录用为干部，实现了干部的阶级化；同时，为了促进精英与国家的合作，也录用了很多非无产阶级出身的精英为干部。国家对待1949年以前的精英策略是用一批、养一批和关一批，对被录用为干部的精英进行了相应的教育和改造，从而实现了精英的国家化。市场经济时期，基本上只有精英才能够成为干部，精英国家化已经演化为国家精英化。但是，在干部的考察任用方面出现的问题，则对民主政治的发展和现代国家治理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因此，反思国家精英化中间存在的问题，就显得尤为必要。

关键词：干部录用制度；精英国家化；国家精英化

*作者：余洋，上海大学社会学系，E-mail：zhhryy@shu.edu.cn

1949年以后，为了实现对精英的动员以发挥其积极作用，并且为了使其活动能更符合新政权所要求的规范，国家通过将精英录用为干部，1「现实生活中，一个人是不是干部主要指他是否具有干部身份，中国具有干部身份的群体范围较大，除了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外，更涉及到党务、事业和企业系统的人员，几乎包括了所有国家控制的部门中有一定层次的人员。本文将干部界定为：在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由国家财政或企业支付报酬，并被纳入政府人事部门干部编制的党政机关、企事业部门、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机关的工作人员及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实现了对精英的管理和使用，为国家迅速实现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可以说，干部录用制度是社会主义中国政治稳定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度。

改革开放后，随着非公经济的发展，社会精英获得高层次职位的渠道增多，通过将精英录用为干部以实现国家与精英的合作方式受到了挑战。然而，中国的干部录用制度发生了哪些变化？其变化将会带来什么影响？这些问题并没有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笔者认为，对干部录用制度进行历史考察，对于构建精英与国家之间的良性关系，建设和谐社会，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具有一定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我国干部录用制度的研究基础和理论导向

干部录用制度是干部制度的一个重要部分，相关研究者通常将干部录用制度的研究视为干部制度研究的基础。较早对中国干部制度进行研究的国外学者是吉拉斯（Milovan Djilas）。吉拉斯（1985）认为，干部群体依靠对党的忠诚获得较大的权力，从而不依靠生产资料所有权即能获得与普通人不一样的阶级地位，成为新阶级。吉拉斯对干部群体的异化现象的分析很有价值，但他比较注重分析干部制度的负面作用，而并没有全面、客观地评价干部制度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正面作用。

除了吉拉斯以外，还有一些国外学者对中国干部制度的研究也颇有见地。在对1979年至1982年期间的中国机构改革所进行的研究中，伯恩斯（Burns ，1983）对中国官僚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展开了分析，并对以道德教育的方式克服干部腐败的有效性及群众路线的作用提出了疑问；G.温特（Wint，1960）认为中国国家权力的形成与党对干部的控制方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D.瑞伊（Ray ，1970）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与“文革”前技术官僚和职业官僚之间的分歧有关；此处，如吕晓波（L ü，2000）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内卷化与干部腐败的关系所作的分析等。虽然上述研究的某些观点值得商榷，但他们关于中国干部制度的研究所持的视角对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国内社会学界有关干部制度的研究虽然数量不多，但既有的一些文献在分析中国干部制度的特点及意义方面仍然体现出了较大的价值。吴鹏森（2002）认为，具有干部身份的一个关键性标志是人事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将这些人通过一整套“档案身份管理制度”列入干部编制。一般来说，社会成员只有通过以下几个途径才能进入干部编制：正规的全日制大中专院校毕业的、具有相应学历的人员，服从国家分配；转业到地方的部队军官；其他根据国家人事部门分配的干部指标而被提拔到干部岗位的人。吴鹏森的研究概括了进入干部编制的基本渠道，但是因为其研究重点并非干部身份的获得，而历史上录用干部的渠道又比较复杂，因此他的研究并没有完全涵盖干部录用的渠道。周玉（2005）从社会资本非制度性机制的视角研究了“干部”阶层的职业地位获得过程，但其研究的干部职业地位的获得是指领导干部地位的获得，不包括干部身份的获得。

吴晓刚（Wu，2001）在对中国制度结构与社会流动之间关系的研究中，对受教育程度、是否党员身份等影响社会成员成为干部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党员身份对于社会成员成为干部的影响小于教育的影响。由于他较多地集中于教育和党员身份对社会成员成为干部的影响，而使他相对地忽略了对干部录用制度中其他因素的注意。

魏昂德等（2002：145-180）对中国干部制度的研究比较有影响。他认为，使个人走向拥有各种不同权力和特权的精英位置的配置，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政治秩序的维持。他发现，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获得精英位置的二元途径，即强调对党忠诚的特殊主义的途径和强调教育的量才录用的途径。魏昂德（2002）还发现：教育和党员身份对干部精英职位的获得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但党员在专业技术精英职位的获得上并没有优势，而教育却显示了高得多的作用。

魏昂德关于干部身份的获得与精英之间前后关系的论述与本研究有一定的不同，他主要关注的是党籍、教育与职位的关系。他认为，共产党给予党员或高学历人员精英职位，使对党忠诚的人和有专业技能的人成为精英。而本研究关注的则是精英与干部职位的关系，认为共产党给予社会精英以干部身份，使之进一步认同共产党的领导，成为国家巩固政权与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此外，虽然包括魏昂德在内的西方学者亦对精英成为干部的必备条件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是并未十分清晰地分析录用精英为干部的方式。因而本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并非是魏昂德等西方学者关于干部研究的重复。

上述学者的研究，或专注于干部制度的不足，或针对干部录用制度中的主要因素，而对1949年以后形成的新的干部制度在社会主义中国所具有的意义缺乏必要的分析，也没有对干部录用制度作充分的历史考察，因而未能将干部制度对精英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所起的作用充分地展示出来。本研究试图通过对干部录用制度的历史考察，发现干部制度在构建国家与精英之间的新型关系中所起的作用，为人们正确认识干部制度的作用以及相关部门今后适时调整干部制度以适应新的需要提供参考。

二、主要分析概念的辨析和研究方法

（一）精英国家化和国家精英化

国家化在学术界尚无明确的定义，学术界一般是从国家与教育、科学、社会之间的关系来阐述的。有关国家化的研究目前尚不多，其含义也大相径庭。本文所说的国家化主要是指，国家对各个领域的控制、国家的利益高于任何利益，国家在掌握社会全部资源的基础上行使再分配权力，从而对不同社会群体实行程度不同的“国家化”政策。因此，本研究将精英国家化界定为：国家通过对精英的职业的掌控、身份和地位的提升、待遇的改善、思想的同化等方式，将精英纳入到国家的体制中，使之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从而为国家的政治目标服务。

精英国家化的途径和模式有多种，通过干部制度实现精英国家化是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它是国家对精英进行管理的制度。干部录用环节是国家通过干部制度实现精英国家化的关键环节。通过精英国家化，国家将所有精英都作为纳入国家体制的对象，但管理国家的人员并不一定全部由精英组成，普通社会成员仍然有机会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参与国家管理。精英国家化的逻辑是：一方面，国家需要精英参与管理和建设国家；另一方面，又要尽量防备精英与国家政权机制之间出现难以弥补的裂痕。因此最大限度地将精英吸纳进国家体制，给予其优厚待遇，使其与国家合作就不失为一种积极的办法。但普通社会成员也具有管理国家、建设国家的能力，因此并不排斥非精英进入国家机构。

精英国家化与全能主义政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邹谠认为，全能主义是指国家可以随时地、无限制地侵入和控制社会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个领域的指导思想。全能主义政治指的是以这一指导思想为基础的政治社会，其最终目标是通过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监督，实现国家对社会的绝对控制（参见聂伟讯，2007；郭坚刚、席晓勤，2003）。全能主义政治通过相互监督控制所有社会成员，从而实现对全部社会成员的国家化。精英国家化的目标是控制所有社会精英，并实现对精英的控制，它是以全能主义政治为基础的，因而也是全能主义政治的一部分。

全能主义政治的强制性还表现在国家通过政治运动对有可能不忠于国家政权的社会成员的惩罚方面，包括采取阶级斗争的方式，这一点在精英国家化的过程中曾有过较为明显的体现，很多精英也因此受到过程度不同的打击。

与精英国家化不同的是，国家精英化是指组成国家机构的人员由精英构成，普通社会成员几乎没有可能参与到管理国家的事务之中。

国家精英化并未将所有精英都吸纳进国家体制，只按照国家的需要吸纳部分精英，录用干部或公务员等国家工作人员的形式以考试为主。

近年来报考公务员的难度与热度都在逐年递增，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当今国家对精英的管理方式已经是国家精英化，而非精英国家化。

（二）效忠与阶级化

虽然已有学者论证了受教育程度对社会成员是否能够成为干部具有很大作用（Wu，2001；魏昂德，2002），但干部录用制度对试图成为干部的人员效忠要求不容忽视，这显然也是国家对精英实行国家化的重要一环。

社会成员想要被录用为干部，必须首先要表明其对党、国家及社会主义制度的忠心，即宣誓效忠，才具备成为干部的最基本条件。在成为干部以后，他们也必须不断地表明自己对国家的忠诚，才能继续保有自己的干部身份并可能获得继续晋升的机会。国家对干部在这一方面的要求，从1949年至今从未有过根本的改变。

国家通过政治审查来了解干部候选人的忠诚情况，党员身份往往成为表明干部候选人忠诚度的符号。虽然，魏昂德（2002）发现改革开放后党员身份所具有的优势已经很少，吴晓刚（Wu，2001）也发现党员身份只是对干部被安排在什么样的岗位上这一点有作用，对于是否能够成为干部并不重要，但拥有党员身份的干部候选人在遇到政审时往往会体现出一定的优势。

在改革开放之前，并非所有的精英都有机会成为干部，也不是所有的精英表示了效忠就能够获得国家的信任并由此成为精英国家化的对象而被录用为干部，因为，这一时期涉及干部阶级化的问题。干部的阶级化是指改革开放前干部录用侧重于吸收来自工人、贫下中农等劳动阶级家庭出身的候选人，从而使干部队伍成为主要由出身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家庭的精英组成的群体。之所以采取干部阶级化的策略，除了基于人的忠心往往很难测量这类心理学的考量外，最主要的原因是有关阶级认同感的意识形态认知。为了保证干部来源的可靠性，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比较注意干部候选人的出身，也就是他们的家庭成份是工人、贫下中农还是地主、资本家等。如果家庭出身属于工人、贫下中农等“红五类”，这样的候选人在能否成为干部的问题上，往往比出身于地主、富农、资本家等“黑五类”的人具有大得多的概率。改革开放前，干部主要来自于这些“出身较好”的、具有一定能力且表现优秀的社会成员，主要包括大中专毕业生、军转干部、各行各业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分子等。因此，在改革开放前，尤其是在“文革”时期，非工农阶级出身的人，即使有一定的能力也往往被排除在干部队伍之外。

通过实行阶级化的干部录用制度，国家实现了干部的无产阶级化。

当然，阶级化不是绝对的，国家并非仅仅将无产阶级精英吸收为干部。有的时候，只要那些非无产阶级精英能充分地表明他们的忠诚，也可以被录用为干部，但这一类人员相对较少，尤其是国家政权稳定以后，能够成为干部的社会成员家庭出身的重要性日益凸现。不过，无论国家将哪一类精英吸纳为干部，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进入国家干部队伍的人员基本上都是向国家表达了忠诚的精英。

干部们要么是具有一定学历的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人员，要么是各行各业中涌现出来的骨干分子。这样，在党政机关、工矿企业、教育部门等国家认为较为重要、需要加以掌控的机构中的干部，基本上形成了由精英组成的格局，从而实现了国家精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