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研讨重庆模式引爆争议」正文
导读：日前，重庆模式高层研讨会在上海举行，来自十几个省市自治区和港澳地区的170多位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出席了会议，重庆市委专门派代表出席会议并介绍了有关情况，30多家媒体的记者和部分高管也参加了会议，专家学者对重庆看法出现碰撞，超越美化与抨击，强调民生是硬道理、公正是生产力，但也引起法治流失及文革式政治重现的忧虑。
日前，重庆模式高层研讨会在上海举行，来自十几个省市自治区和港澳地区的170多位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出席了会议，重庆市委专门派代表出席会议并介绍了有关情况，30多家媒体的记者和部分高管也参加了会议，专家学者对重庆看法出现碰撞，超越美化与抨击，强调民生是硬道理、公正是生产力，但也引起法治流失及文革式政治重现的忧虑。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对此报道称，面对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重庆模式创中国经济反攻新路径”，以统筹为特点，在危机中保持经济高速发展，引起广泛关注。不久前，到重庆出席世界出口论坛的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心执行主任弗朗西斯都称，此次论坛除了工作性议程安排外，联合国还将在渝取经，将重庆模式作为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范例推向全球，为破解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贸易提供帮助。至今，重庆模式已经成为国际关注的议题。
“重庆模式”表述已超越经济发展模式
近年来，对“重庆模式”的表述早已经超越了经济发展模式而成为重庆改革开放探索的新路径。追求公平、关注民生的社会变革；倡导社会新价值的“唱红打黑”；转变领导作风的“三进三同”，解决民众长期上访的“干部大下访”等，都被各界热议，甚至是引发争论的焦点。最近在上海的“重庆模式”高层研讨会就吸引了来自重庆以外多个地方的专家学者和媒体超过150人参加，在长江尾的上海“仰视”位于长江头的重庆，从重庆变化引发中国转型的思考、中国改革开放新思维的探索。
重庆成为金融危机中中国后改革时期发展模式的新样式，经常有热心人在重庆展开各类研究探讨“重庆模式”、“重庆实践”、重庆经验的活动，但在重庆以外并由民间自发组织讨论，尤其是在上海以海派文化闻名，汇聚海派学者议论重庆模式的意义和思考还较少见。上海的“重庆模式”高层研讨会由经济学家杨鲁军、社会学家邓伟志发起，上海增爱基金会、上海未来研究会主办，吸引了来自上海、北京、重庆、江西、福建、广东的专家学者，甚至还有香港、台湾的热心人士参加。
中共主政重庆的市委书记薄熙来以其有别沿海改革开放的特殊施政方式，2009年掀起“唱红打黑”风暴，转变执政作风，倡导公平，改善民生的举措，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肯定并作出批示。以唱红歌、讲经典为主题的“唱读讲传”活动，则赢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赞赏，并要求在全国推广。“打黑”行动得到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高度评价，《人民日报》11月19日在头版顶栏刊文称，“唱读讲传”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效载体。不过，对重庆的发展，社会各界还有不同认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杨鲁军表示 “重庆的做法和重庆模式的特异性引起大家高度关注，希望可以梳理一下。”就以西部发展来说，近年理论界就不断总结归纳出昆明的“仇和现象”、“成都经验”、“西安模式”等，杨鲁军认为：“相比之下，重庆具系统性、整体变革，一些城市是碎片式的；重庆实践新政，是偏重‘道’的变革，更具研究价值。
为之，杨鲁军向大会递交了上万字的长文《日照重庆――薄熙来与「重庆模式」》，从十二个方面阐述对重庆模式的看法，并以重庆的发展提出“民生也是硬道理，公正也是生产力”，赞赏重庆是“成后来居上之事，是非同寻常之举”。他特别强调，上海海派研讨重庆是“关注重庆，关注国是，言论自由，学术民主”。
重庆模式不排他
主办单位上海增爱基金会理事长胡锦星在去年和今年二次走访重庆实地考察重庆，也和薄熙来谈得很深入。他表示，重庆发展有特色和个性，既发展了经济，也创建了核心价值观，而中国不少地方是抓了经济丢了精神，抓了物质丢了文化。胡锦星认为：“重庆模式不是排他性的，中国地域广泛，可采以不同的城市治理和发展方式。”
应邀作发言的中共重庆市委党校苏伟教授从九个方面归纳了重庆这些年的实践特点，包括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为重庆未来十年发展的“三一四”战略部署，确定重庆的三个定位；以打黑除恶作为纠转党风和社会风气的突破口；以唱读讲传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抓手；以建设内陆大开放的战略高地作为重庆发展的最大动力；以建设五个重庆，打造国家中心城市为发展目标；重庆以房改、户改、土改、劳改（劳动制度改革）为统筹城乡发展的突破口；以包括国有、民营、外资的三驾马车重组优化重庆的经济结构；以切实改善民生为归缩；以党的作风建设为灵魂。他认为：“重庆实践是具重庆特色的科学发展实践，是行之有效的两手抓、两手硬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
听了众多学者的论述和介绍，中央民族大学张宏良教授指出：“重庆模式的最大意义在于证明了中国的执政党仍然具有历史的转向能力，如果丧失这种能力，一定会被淘汰。”他认为，薄熙来在重庆施政超越经济层面，否则不会引来如此大的争议，“美化的和妖魔化的都走了极端。其实，历史和人民给共产党的时间不多。一个城市在国家大背景下转变，比一个国家的整体转变困难一千倍，给他一些空间做实事”。
香港凤凰卫视评论员朱文晖以对重庆的多次考察表示，重庆领导有总体规划设计，但具体做法还是由基层总结推广，是实践的提炼。《南方日报》评论员周虎城认为，改革是有多种模式的，无论何种模式，关键是看能否对百姓有利，重庆在关注民生有创新，但还不够，重庆人口这么多，如何反映民意，必须搞代议制民主。期望“重庆可以在现有框架下，在党代会、人代会的民主发展有贡献”。
学者警示：警惕文革还魂
被认为是中国新权威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主要代表学者的上海师范大学萧功秦教授指出，重庆模式大概有中共遗留的政治遗产及革命文化的资源来强化政府力量，是一种特别的模式；虽没有去过重庆，但从一些信息中感到一些疑虑：中国处于极强政府极弱社会，公民社会缺位，发育会退化，变成只有国家没有社会的结构；唱红打黑如没有界线，怕被左的势力利用；过多强调理性设计，可能会出现大纰漏，摸石头过河仍是走出新路的方式；人治如果没有法治的监督，人们已经有太多的教训了，没有法治设计，尤其是公民社会的力量，总有一天会出大问题。“强调公民社会发育，强调理性主义的思维，防止文革思维死灰复燃，强调法治社会神圣性应是我们共同追求的目标。”
社会学家、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顾晓鸣指出，今天全世界的实践都超越了理论和想象，重庆的领导和百姓在都是山寨、克隆版的中国社会用汗水、眼泪甚至鲜血呈献的创新。
他以“重庆和重启――后来居上的智慧和谋略”为题探讨重庆模式。他认为，重庆模式是二律背反，一方面有普遍意义，另一方面又是摸着石头过河。“不是一棵有分枝、充满逻辑关系的树，是马铃薯式的块茎。是哪里有阳光、有营养往那里发芽的生命体，这里面有谋略。”
“重庆模式最重要的模式不是模式本身，而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没有最终的真理，我们只是方法。重庆把实事求是推进到全新的阶段，全世界后现代化理论已经关注这个问题了。”这是顾晓鸣的结论之一，他认为：“我们不可能有一个华盛顿共识来解决所有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实事求是。”
顾晓鸣把中国分为四个生命周期 1919年至1949年，中国要建立一个模式；1949年至1979年，中国要摆脱苏联模式；1979年至2009年，推翻了华盛顿共识，但基本还是欧美模式、欧美概念。“这种概念现在遭遇冲击，是靠一个勇敢者带领一样勇敢的人，创造了中国多种模式中的一种，这就是重庆模式。”这是一个思维变革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