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政改的预测框架

政治改革的框架有四层，如同玛雅金字塔：塔尖是领导集团的政改动力，然后是影响政改意愿的三层力量：危机强度、社会上不同的行为主体、影响行为主体的重要变量。

下边逐层讨论，最后推出几点观察。

一、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

向民主宪政转型，意味着官方权力受限和公民权利扩张。这是巨量利益的重新调整。从利益的角度看，作为一个整体，官方动力不足而阻力强大，因此，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动力将来自危机带来的社会压力和由此触发的体制内动力。

官方内部的一些“条条块块”、一些官员，出于自身利益或价值观，或许拥护民主宪政转型，但在巨大的体制利益面前，没有外部压力和危机触动，内部动力很难提升。

二、危机分类和互动常规

1.危机级别

民众群体性事件引发的危机带来的社会压力，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做不同的分类。从诉求内容看，有涉及经济权利的、政治权利的、社会福利的、司法公正的、环境安全的、信息公开的，等等。从挑战的层级看，有针对核心制度的、某项法规的、某项政策的、具体决策的，等等。从抗争手段看，有非法的、合法的、暴烈的、温和的，等等。这些分类各有价值。这里采用的分类标准是危机规模及其后果，可分为五级。

一级危机：导致国家政权被推翻的革命，例如法国、俄国和中国的革命，以及当代的其他革命。

二级危机：中心城市动荡，并向全国蔓延，如五四运动或四五运动。

三级危机：全省或省会城市动荡，例如辛亥革命前的四川保路运动、乌鲁木齐的“7・5”事件。

四级危机：市县动荡，例如厦门散步事件、什邡事件和瓮安事件。

五级危机：乡镇或村庄以下规模的危机，例如征地导致的群体事件。

这些分类主要依据地域，即所谓“块块”。很多发生在“条条”即行业里，如出租车行业、传媒行业，不过，维稳的责任主要在地方，“条条”可以并入“块块”。

小规模群体性事件与五级危机的区分边界并不清晰，但为便于分析仍然冠以危机名称。这样来看，在过去的十年里，五级“危机”数不胜数，四级平均每年一次左右，三级十年一见，二级则是一代人以前的事了。

2.互动常规

由群体性事件引发的危机一旦出现，无论由什么触发，官方都希望降低危机水平，防止事态扩大。知识分子则关注其政治体制意义，阐释提升制度涵义，通过各种传播手段扩大影响。互联网的普及降低了动员成本，官方处理不慎，五级就可能升至四级，例如乌坎事件。

传统的维稳思维是努力把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以堵为主。不过，危机爆发之后，往往迅速让步，以堵为主转为以疏为主，并且就事论事，降低冲击的制度意义。2003年，孙志刚事件导致国务院废除了收容审查制度，制度变迁的价值相当高，其背景是：法学界高调申请违宪审查，人大常委会有意介入。

危机带来的压力可以推动政策调整甚至制度变革。小压力，小变革；中压力，中变革。大量的中小危机，还可能推动大变革，例如取消农业税。

拒绝变革，一味用强，可能激化矛盾，导致危机升级，甚至引起内部分歧。内部分歧也会促成变革。

至于一级危机，下边将证明，当代中国缺乏发生革命的条件。

危机带来的压力产生的另外一种作用，就是推动维稳体系日益完备。提高堵的能力，可以提高由打压转向让步的拐点，但不能铲除危机和产生危机的土壤。从长远来说，打压策略反过来亦可制造危机。

三、主要社会行为主体

1.规约分析法

西方学者研究社会关系，通常以契约论为分析框架。他们重视统治合法性问题，认为中国共产党与民众之间存在一种事实上的契约：共产党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民众拥护党的领导。合法性主要来自经济绩效。

中国传统一向重视政权的巩固问题，载舟覆舟，弹压规训，主要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

尽管基础不同，这两种分析框架在中国都有适用性，并且有重合部分。执行契约需要强制力的保障，暴力强制也要有个说法。

两者可以合并使用：在契约分析之外，再加上对强行规定的分析――有平等协商自由选择的领域，也有不容商量强行规定的领域，有规训，有契约，份额不同，比例可变，这就是规约分析。中国政治的核心领域由于欠缺能够充分体现契约关系的民主选举，因此，规约分析的基础更多的不是契约，而是强行规定。

强制容易造成剥夺感。剥夺感越重、越普遍，危机的引爆点越低。相比之下，契约关系安稳得多。对当事人来说，在契约关系和强制关系之间，还存在一块利益。受益者努力扩大并保护这块利益，受害者努力压缩这块利益。这方面的博弈，涉及蒙蔽与启蒙，反抗与压制，本身也要消耗大量资源。政改成功即可节省这类维稳费用。

2.主要行为主体

社会好比一盘棋，棋盘上有许多行为主体。行为主体之间存在各种关系，其中官民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

对斯大林或毛泽东时代之后的社会格局，国际研究者通常称为后极权主义社会。但中国与变革前的苏联东欧有一个重大不同，就是市场经济发育多年，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群体。首先是庞大的个体小农，其次是民营企业家和工人。

这个棋盘上的主要行为主体，至少应该注意八个：一官，二农，三农民工，四工人，五国企老板，六民企老板，七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八学生。传统的官-民（民又分为士农工商）格局出现分化，相对强弱也有变化。

上述每个主体都可以继续细分，而且有多种分法。例如，官以中央和地方分，或以立法、执法和行政分，按年龄还可分为老人和新人。

每个社会集团的权利/权力边界，都有扩张、维持或受损三种可能。权利/权力还有名义和实际之分。官员的实际权力往往大于名义权力，民众的实际权利往往小于名义权利。一般说来，权利受到保护，合乎契约，就有秩序稳定；权利受到侵犯，被强制剥夺，就可能造成危机。名义权利/权力和实际权利/权力的差异也可能造成危机。对这些集团的权利状态可做规约分析。

（1）官。中国有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庞大的官僚集团。他们人才济济，经验丰富，善于学习，掌握着一年十几万亿元的财政收入，拥有金融、能源、交通、电信领域的世界级垄断公司，主导着教育、传媒和医疗行业，控制着全国的土地和矿产资源，掌握着强大的国家机器。

官方承诺建设小康社会。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其中主要是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这两个领域，尤其是经济发展，属于官民共同利益。官方希望发展顺利，十年后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

发展的主要措施是深化改革。深化各种改革，难免牵连到政治体制改革。在这方面，官民利益有冲突。不过，1987年以后形成了一种均衡：口头说，实际很少去做。既满足民众期望，又满足官僚集团利益。目前还没有打破均衡的迹象。

作为一个整体，官员的实际权力大于名义权力，名义权力也大于民主宪政制度下官员的常规权力。优势地位导致权利/权力边界继续扩张，并吸引更多的人进入。对这个集团来说，在其他条件改变之前，维持现状是利益最大化的选择。但其内部也有求变的压力。

人大、政协、法院和检察院之类的“条条”，实际权力小于名义权力，希望发生变化。

各地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对称，权力和义务不均衡，不平是不满的温床。

在中共党史上，高层权力交接过程中，往往出现内部竞争引发的问题。党员、党代表和中央委员，在选举中享受的实际权利小于名义权利。权利分配没有达到可以长久稳定的状态。

对地方普通公务员来说，晋升道路往往被权势家族和买官者堵塞，沉沦下僚的精英有被剥夺感。

官员内部存在精神危机。言语与实行如果差距巨大，真诚的实践者难免碰壁。在经济发展顺利、官民共同利益突出的时候，精神危机可以蛰伏；一旦发展减速，经济绩效与民众拥护的契约失效，精神危机可能迅速激化。

（2）农民。农民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农业税、特产税等彻底取消，种粮还有补贴。新农村合作医疗和养老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实现。村委会可以海选。农民的基本要求都得到了满足。从契约的角度看，农民付出较少，却得到了基本的公共服务，农民在交换中有盈余。

农民是中国最大的社会集团，农民满意，中国就没有大规模暴力革命的土壤。但对城市郊区的部分农民来说，低价征地属于严重剥夺。一亩地补偿几万元，政府转手就卖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这种剥夺造成大量的群体事件，不断引发五级危机。不过，征地所涉及的农民比例并不高。按照现行标准，征地补贴相当于耕种土地30年的收益，与种地相比并不吃亏，剥夺只是相对的。在官方让步之前，这个领域仍将是五级危机的多发点。

（3）农民工。农民工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形成的过渡性群体。目前人数约2.6亿，第二代农民工将近60％。

第一代农民工中的大多数以回乡为归宿。他们基本满意，有打工自由，收入比种田高，生活比过去好。在与政府的关系方面，他们很少感到不公平。

第二代农民工，中学毕业就进城市打工，缺乏长期独立的种田经历。他们不想回乡，种田收入低，回去也难以生活；但是房价太高，又很难在城市安家落户。他们正在进入婚龄，前途不明，这几年工资连年提高，问题不大，倘若经济减速，失业增加，这是非常不稳定的群体。这个群体还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治经济主张，不过，考虑到房价的一半以上进了政府的腰包，他们与政府的关系中潜伏着重大矛盾。

房价背后的利益分配，培育出所有买房者与政府的矛盾，除了第二代农民工，还包括新一代城镇工人、白领阶层、知识分子和大学毕业生。

（4）工人。城市工人直接面对的是国营或民营老板。大型国企待遇很好。经济发展，劳动力短缺，民企的工资也连年提高。

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建立之后，城镇群体性事件大幅度下降。从契约的角度看，在和政府的关系方面，这个群体没有明显的被剥夺感。不过，在和其他社会集团的关系方面，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的相对下降，可以造成相对失落感。

在工资长期停滞时期，工人罢工较多，政府以压制为主。那时候，在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工人有被剥夺感。将来，如果经济减速，失业增加，工资增长停滞，罢工再度增加，不当政策将造成工人与政府的关系紧张。这个分析对农民工也适用。

（5）国营企业管理层。大型国企有上百万亿元人民币的资本，他们是享有特权的群体，可以借助行政权力维持垄断，扩张地盘，限制甚至剥夺他人的经济权利。管理者还有机会利用各种手段牟取个人利益。深化改革，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都可能损害他们的利益。

（6）民营企业老板。2012年民营企业1000多万户，投资者2000多万人，注册资本金超过31万亿元。民企对就业率的贡献超过80％。在GDP、税收和全社会投资中的比例都超过60％。此外，中国还有3900多万个体户。

民营企业家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他们发财了，但是又普遍不满。民企被垄断性国企排挤，交易成本越来越高，税费重，经常遭遇敲诈勒索。

面对官员和垄断国企，民营企业家的实际权利小于名义权利。民企的产权缺乏保障，政治权利与社会贡献不相称，但不敢有任何政治性组织活动，他们有被剥夺感。许多人通过个人和家庭移民追求安全，代替反抗。如果抗争的风险下降，他们对宪政的支持将有高含金量的表达。

（7）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传媒知识分子的被剥夺感很强烈，因为，在言论出版自由方面，名义权利与实际权利的落差最大，而这种权利正是媒体人获得财富和荣誉的基础。这种切身利害，支持着媒体行业的自由化倾向。

律师和教育等领域的专业人士，也有比较多的被剥夺感。他们比较了解外部世界，对民主宪政有更多的认可，因此，在各个社会集团中，知识分子大概是不满最多的群体。

除了争取自身权利，在各级危机中，知识分子与官方大事化小的策略相反，尽力放大危机的意义，被官方看作麻烦制造者。官方与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很难从根本上缓解。但政府还是凭借权力和财力，通过课题费和个人升迁等手段，与大量知识分子建立了契约性的合作关系。

（8）大学生。中国有学生运动的传统。1989年以后，在严密控制和市场就业的引导之下，大学校园基本平静。2012年在校大学生约有2536万人，每年600多万大学生毕业，虽然就业机会不平等，“拼爹”、拼关系，但就业率还没有低到酿成危机的程度。如果经济状况不佳，就业困难，平等机会被剥夺的感觉就可能强化，校园将难以保持平静。

上述八个群体有共同满意的领域，即经济发展、社会秩序稳定和国家地位提高。从公共契约的角度看，官方提供了基本的公共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