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海军：中国政治认同困境演变路径的分类及其特征分析

一、政治认同困境生成的基本路径和环节：从物质利益矛盾的起源，经过“不公平感”社会心理的中间变量，导致政治认同困境的生成

政治认同是政治主体对政治客体的主观价值判断。美国政治学家威尔特・A.罗森堡姆在《政治文化》中较早提出政治认同的概念：“政治认同是指一个人感觉他属于什么政治单位(国家、城镇、区域)、地理区域和团体，在某些重要的主观意识上，这是他自己的社会认同的一部分，特别这些认同包括那些他感觉要强烈效忠、尽义务或责任的单位和团体。”[1](P47)政治认同是政治主体对政治客体(政治系统、政治运作、价值观念)产生的政治心理(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态度)的依附感和归属感。“政治认同主要内容包括利益认同、制度认同和价值认同，其中利益认同是政治认同的基础，制度认同是政治认同的关键，价值认同是政治认同的核心。”[2]本文首先要从理论上分析导致政治认同困境的基础――利益认同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利益认同又经过哪些不同路径和中间变量最终导致政治认同困境的产生，进而又使社会冲突具有某些新的特点？

(一)政治认同困境起源与基础：物质利益矛盾

人们通常认为，利益认同是政治认同的基础。利益是一个内涵和外延较为宽泛的范畴，一般是指“一定的客观需要对象在满足主体需要时，在需要主体之间进行分配时所形成的一定性质的社会关系的形式”。[3](P74)从利益构成的客观内容看，它包括物质(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本文认为，仅仅把利益认同作为政治认同的来源，而不加区别利益中的物质利益和政治利益的界限，会导致把政治利益作为政治认同来源和基础的逻辑矛盾。需要进一步划分利益范畴中的物质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区别，明确物质利益认同是政治认同的起源和基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解释人类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一个根本原则是从物质利益矛盾来分析社会冲突的最终起源，阶级斗争是“基于物质利益的”根本冲突，“每个场合都证明，每次行动怎样从直接的物质动因产生，而不是从伴随着物质动因的词句产生”。[4](P39)作为观念形式存在着的政治认同反映着人们的利益要求，与物质利益同样存在着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在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中，人们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利益对于人们的政治心理尤其具有决定意义，这种以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和财富分配关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不仅影响着人们的政治心理，而且影响着其他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从而又影响着人们的政治心理”。[5](P250)

尽管政治认同与物质利益有密切关系，但物质利益矛盾和政治认同困境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冲突形式。前者是关于物质利益为内容的客观矛盾，后者则是反映政治利益为主要内容的主观心理矛盾。我们通常关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经济(物质)斗争和阶级(政治)斗争的论述，忽视他们关于政治心理冲突的阐述。马克思在谈到“自在阶级”转向“自为阶级”时，提出“阶级意识”的范畴，“仅仅是大批工人的共同经济地位和他们与资本家的共同利害关系，只能使他们对资本来说形成一个自在阶级；只有在他们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与冲突中，逐步意识到自己的共同处境和利益，并团结起来，才能成为一个有意识的自为阶级”。[4](P123)“阶级意识”就是“各个不同群体的劳动人民之间的利益认同以及它与其他阶级利益对立的意识”。[6](P211)“阶级意识”的提出是马克思关于阶级政治心理冲突形成的标志。

冲突学家刘易斯・科赛则用物质性冲突和价值型冲突范畴对此作出了区分。“可以权且将冲突看做是有关价值、对稀有地位的要求、权力和资源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对立双方的目的是要破坏以至伤害对方。”[7](P24)前者是有关具体报酬等特定目标的冲突，后者则涉及诸如终极价值、信仰、意识形态以及阶级利益等不可调和的分歧与斗争。物质利益冲突通常不会动摇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反而有着“减压阀”的功能。价值性冲突则是由于民众对占统治地位的制度体系和价值观念产生了心理上的动摇，其核心是政治认同危机。现实中物质利益矛盾并不必然导致政治认同困境，它需要经过其他条件和变量的作用，才会越过物质利益矛盾阶段，从而走向政治认同困境。

(二)社会“不公平感”：从物质利益矛盾到政治认同困境产生的主要变量

从物质利益矛盾走向政治认同困境需要多元而复杂的条件。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主要贡献就是拓宽了对社会矛盾和冲突产生条件的认知。逐步从社会冲突产生的客观条件的研究转向对社会冲突产生的社会心理的研究，并提出“两极分化”、“绝对剥夺”等物质矛盾的范畴和“阶级意识”、“相对剥夺感”等社会心理冲突概念。对社会冲突产生条件的较为一致的看法是：物质利益矛盾并不必然导致政治冲突行为的发生，只有经过社会心理认知的中间环节，才会导致政治冲突行为的出现。

这种社会心理认知在马克思和西方学者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理解。马克思在研究1848年欧洲革命时，发现客观贫困并不必然导致阶级斗争，从而提出“阶级意识”的范畴。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只有经过认知和实践的觉悟化过程，才能形成阶级意识，从而进行争取共同阶级利益的阶级行动。马克思把“阶级意识”作为从为物质利益奋斗的客观存在的阶级形态转变为为政治利益奋斗的能动阶级的连接链条和必要条件。西方学者斯托弗和默顿也从社会心理视角把“相对剥夺感”作为政治冲突产生的条件。冲突学家刘易斯・科赛在分析社会冲突产生的条件时认为，只有物质利益受损的人们伴随着强烈“相对剥夺感”时，社会才会产生政治合法性危机。

但是马克思的“阶级意识”范畴与西方学者的“相对剥夺感”等理论关于政治心理冲突的产生也有相似的认知基础――“不公平感”社会心理。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对马克思的阶级意识进行了界定：(1)对本阶级利益的理性认识；(2)对其他阶级利益不合理性的认识及其有意识的反对；(3)对运用集体政治手段达到集体政治目的以实现自己利益的认识，及随时行动的准备。[8](P363-364)其中对本阶级利益的理性认识和对其他阶级利益不合理认识的心理基础就是阶级利益之间的不公平感。

社会公平正义是支撑一个政治系统合法性的主要支柱。社会公平正义是由一系列制度安排和社会结构所形成的社会公平环境所决定的，也是由个人对社会公平的主观感受和主观评价所决定的，即由客观社会因素和主观心理因素共同决定的。罗尔斯强调：“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9](P55)可见，只有当人们相信制度是正义的或公平的时候，公民才准备并愿意履行他们在这些社会安排中所应负的责任。社会公平感是指人们对自己在社会中所获得的收入、地位和声望与其他人比较或者与自己过去比较而获得的一种主观评价。科赛认为，物质利益受损的人们虽然会导致社会冲突，但并不必然导致政治冲突行为发生；只有当利益受损者产生强烈的“不公平感”时，才会动摇社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

随着时代的变迁，“不公平感”的社会心理内涵也在发生着变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主要从“两极分化”概念来解释资本主义绝对剥夺感，“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10](P708)资本主义福利制度的兴起，逐步消除了马克思生活年代的“两极分化”带来的“绝对剥夺感”。但同时，又出现了另一种不公平现象――“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是伴随着利益相对受损而产生的一种社会心理。

(三)政治认同困境的两个维度：制度认同危机和价值认同危机

当社会冲突主体已经跨过物质利益诉求阶段，而进入政治利益诉求阶段时，就会出现政治认同危机和困境。此时的政治认同困境包括两个维度：制度认同危机和价值认同危机。制度认同危机主要是指制度的合法性(正当性)问题，而制度的合法性是制度在社会层面存在的法理与价值基础，我们很难明确区分开制度认同危机和价值认同危机的边界。制度认同是指一个人基于对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有所肯定而产生的一种政治感情上的归属感，是民众从内心产生的一种对制度的高度信任和肯定。当代中国制度认同危机主要表现为对基层政府的不信任感和离心感，呈现出民众对基层政府不满和高层政府信任相分离的独特现象，“从利益关联和政治层次性的角度，愈是距离民众愈远的权力，愈能够得到民众的信任；愈是距离民众愈近的权力，愈与民众的利益相关，也愈为民众关注”。[11]

价值观念的核心是占社会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它为政治体系的合法性提供道义上的诠释，它通过培养社会成员对于政治体系的合法性认同和情感来起作用，有助于政治权威的形成”。[12](P357)当代中国价值认同危机主要表现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怀疑与疏离。具体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一元指导理论整合多元思潮能力的下降，对党和政府执政理念的质疑和对公共政策中的不公平不公正的取向的不满。

(四)政治认同困境的后果：潜在政治冲突行为发生的凸显

政治认同危机的核心是制度认同和价值认同危机。这种政治心理危机必然会影响人们的现实行为，这种行为与其社会矛盾导致的冲突行为的不同就是具有政治冲突的特征。物质利益矛盾也会导致社会冲突行为发生。此类冲突行为往往通过制度内的手段且以物质利益诉求为主要目的。而政治认同危机导致的冲突主要表现为针对政治制度的冲突行为。在阶级社会，政治认同危机后果主要表现为阶级斗争。现代社会政治认同困境后果主要表现为制度外的社会骚乱、暴乱和社会运动以及街头政治，甚至产生政治体系的崩溃。

因此，政治认同困境有特定的社会心理内涵。物质利益矛盾是其产生的源头，但是，物质利益矛盾并不必然导致政治认同困境的出现。从物质利益认同危机到政治认同困境产生，需要多元、复杂的条件。其中，“不公平感”社会心理是其产生的主要中间变量。由此导致通过体制内渠道，以物质利益为诉求的社会矛盾向以制度认同和价值认同危机为主要内容的转变，并由此导致政治冲突行为的凸现。

二、中国政治认同困境演变路径和环节的分类及其特征

(一)中国政治认同困境的起源、演变路径和环节的分类

改革开放后，在经济绩效增强，民众对执政党认同上升的同时，其它非经济因素又在削弱其政治认同的基础。我们必须梳理，改革开放后导致民众政治认同下降的起源是什么？这些起源因素又是通过什么路径导致当前中国政治认同困境的产生？

1.从物质利益矛盾的起点经过利益表达受阻的双重因素导致的政治认同困境

这一路径导致的政治认同困境是双重因素产生的结果。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从国家主导型的政治分层社会转向了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分层社会。物质利益成为决定人们社会财富、地位与声望的主要维度。物质利益矛盾是当代中国社会矛盾主要类型和源头。这些物质利益矛盾最初表现为民众对自身经济利益分配损失的不满，诸如国有企业改制、城市拆迁与安置、劳资纠纷、行业维权、土地征用和环境污染与物业维权等。物质利益受损的民众最初往往通过制度内的渠道(信访、行政诉讼等)解决问题，诉求目的为物质利益的补偿，此时党和政府是受损民众依赖的对象。

然而，由于压力性政府导致的体制性迟钝，致使民众的利益诉求不畅通，诉求目的得不到修补，经过多次“信访、诉讼”等体制内的手段失败后，基层党委及其政府由民众求助的对象变为民众冲突的对象，对物质利益诉求的意图被掩盖，而对基层党委(政府)的不满情绪上升为主流，这时就转化为非现实冲突，即政治主体的认同危机。在这种类型的政治认同困境中，物质利益矛盾是否会导致政治认同危机的关键变量是利益表达渠道的畅通和有效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亨廷顿特别注重政治参与在政治稳定中的作用，“任何一种给定政体的稳定都依赖于政治参与程度和政治制度化程度之间的相互关系”[13](P60)。当前中国政治参与程度上升的同时，政治制度化提供政治参与渠道的广度和有效性并没有明显的提升，政治参与成为当前连接物质利益矛盾和政治认同危机的制度变量和参数。

2.物质利益相对受损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导致政治认同困境的出现

现实中物质利益矛盾中导致利益相对受损群体产生的“相对剥夺感”，成为当代中国政治认同困境生成的另一条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