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良书：“五四”精英与近代中国政党政治

［摘要］知识分子一开始就介入了中国政党政治的发育过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国外引入“政党”概念，并在接受、传播和改造这一概念的过程中，一面消解了国人对“党”的心理障碍，一面身体力行直接参与了政党的实践。但他们对“政党”与“革命党”的刻意区分，也造成了国人对政党知识的某种误读。而这种误读直到五四时期才被逐步纠正过来。从中国共产党的酝酿和创建看，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就很少受到上述限制。与老一代的知识分子不同，这批新一代的知识精英更具不依附于政治权力的独立性特征。“五四”以后，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一面着手在知识青年中建党，以完成“党化”，一面又大力推进国共合作，以实施“化党”，并最终在“党化”与“化党”的事实推演中，逐步找到了一条改造政党、变革中国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政党；革命党；“五四”精英；知识分子；政党政治；中国共产党

“君子不党”是中国的一个文化传统。中国士人向以君子为名，当然不肯与党有涉 。但是到了近代，这一状况被彻底打破。青年学生不仅结党干政，而且各大政党也纷纷邀其入盟。究竟是什么原因引来如此变化？其实，只要对这现象背后的历史稍作思考，就会发现此“士”非彼“士”，此“党”也非彼“党”。在危机四伏的环境里，中国的新青年是要运用一种新的工具――政党来打破僵局，创造出一个有别于过去的现代国家。然而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更多关注的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外部影响，而忽视了中国知识精英的内在创造。虽然也有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过分析，但其侧重点又多集中于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知识分子，而对“五四”一代知识精英的独特贡献却少有整体性研究 。本文就试图在这方面作一探讨。

一、从“新文化”到“新青年”

在叙说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时，人们总习惯于讨论知识分子的特殊作用。比如，戊戌变法是由刚从士大夫阶层脱胎出来的知识分子领导的社会变革。在有案可查的４８位领袖人物中，进士２８人，举人８人，贡生３人，生员３人，无功名而捐纳官位者４人，士大夫出身的约占９０％。辛亥革命基本上是由新式知识分子领导的革新运动。在有案可查的３２８位革命党人中，只有进士２人，举人６人，贡生２人，生员３３人，传统知识分子所占的比例很小，新式学堂学生和留学生的比例已大为增加。而五四运动则是一场由新式知识分子阶层独立领导的革命运动，其领导层完全是一代新的具有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从中国社会发展这三个阶段看，知识分子的现代特征越来越明显，而他们的传统印记则日趋弱化。

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当然有很多方面，但近代中国教育制度变革的影响却最为直接。因为在１８４０年以前，中国教育被完全覆盖在国家权力体系之内，当时作为文化资源或文化资本类型的只有官学形态的儒家学说和由此而生的科举功名。然而鸦片战争打破了老大国家的传统发展轨道，一种新的文化资源开始在中国出现。因它来源于西方，所以被冠以“西学”之名，而后又被称为“新学”。新的文化资源引发了新的文化传播方式―――新式学校的出现和发展，而新式学校的出现又反过来助长了新文化资源在中国的滋生蔓延。１９０５年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度，在挣脱这一制度性约束之后，新式学校的发展更为迅猛。据统计，１９０９年全国共有大学３所，高等学堂２４所，高等实业学堂１２７所，在校学生达到２８６１１人 。这还不包括师范学堂和外国教会学校，例如京师优级师范学堂、两湖总师范学堂、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东吴大学、金陵大学，等等。

新式学堂急需新式教员，于是留学生身价倍增，“各督抚顶而戴之，如获拱璧” 。而科举制度的废除，也使得出洋留学成了知识青年的时髦实惠之举。其中１９０５年单留日的中国学生就达８０００人，１９０６年又猛增至１３０００人。１９１０年，留美的中国学生也有“约八百余名” 。一个庞大留学生群的出现，是２０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最为显著的变化。他们在国外生活一段时间后，大多接受了西方的新学，归国便成为新思想的宣传者。１９１５年９月１５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至第２卷第１期改名为《新青年》），以进化论为武器，发动了一场针对儒教，反对传统的新文化运动。它的基本队伍就是一批对中西文化进行长期比较并具有思辨力的留学生。新文化斗士们当时的态度是非常激进的。他们不承认一切传统权威和各种教条，要求打破一切精神枷锁，用“理性”来批判和审视一切。这是一个纯粹而又苦楚的人化过程，它推动了中国知识界的理性思维，教育和培养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

这也符合新文化运动组织者的初衷，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把希望寄托于青年。在《敬告青年》中，陈独秀明言：“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之细胞在人身”，因此“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 。这极大地鼓舞了青年人的斗争热情。据杨振声回忆：“《新青年》杂志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他们首先发现了自己是青年，又粗略地认识了自己的时代，再来看旧道德、旧文学，心中就生出了叛逆的种子。”毛泽东也坦承：“我非常钦佩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这样在新文化运动的哺育下，新一代知识分子迅速成长。而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的爆发又恰好给他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活动舞台。十余万青年学生涌上街头，讲演、集会、游行、罢课，发动罢市，谴责政府的卖国行径，呼号奔走，殊有不可遏止之势。这其中确有许多人后来成为了中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

这一代知识分子也有自己的特点。第一，从代际关系上看，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吴虞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身为大学教授或中学校长，这时已拥有了相当的社会地位，而“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则是在他们教化下成长的青年学子。五四运动时，他们的年龄多在２２岁左右。李良玉曾对当时比较活跃的４０人做过调查。其中１８８６－１９９３年出生者８人，１８９４－１９０１年出生者２３人，１８９９－１９０１年出生者９人。这个阶层的多数人对戊戌变法没有印象，辛亥革命时也仅在１５岁上下 。他们没有老一代知识分子催人泪下的辉煌过去，民国给他们留下的也只是动乱而又生疏的记忆。

第二，从社会关系上看，他们大多出自城乡中产阶级以下家庭。根据１９１８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校务报告，在该校３５７名学生中，家庭职业属学界者占５７％，属商界者占２８％，属农界者占９％，属政界者占３％，属医界者占２％，合计占９９％。应该说这个统计大体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实际。这与辛亥时期革命派中很多华侨或华侨资本家、官僚和大地主家庭出身者稍有不同，新一代知识青年更具不依附于政治权力的独立性特征。诚如朱自清所说，“五四”以后，“自由主义建筑在自由职业和社会分工基础上。教员是自由职业者，不是官，也不是候补的官。学生也可以选择多元的职业，不是只有做官一路。他们于是从统治阶级独立，不再是‘士’或所谓‘读书人’，而变成了‘知识分子’，集体的就是‘知识阶级’”。

第三，从思想取向上看，他们的政治立场、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都是变动不居的。天真浪漫的年纪恰逢文化多元的时代。他们往往才接受了这种思想，不久又迷恋上了另一种学说，或者是把几种思潮一并接纳。但他们又不像传统学生那样在家乡自修，或在本地学堂就读，而是远离故土，汇聚都市，这样既失去了家庭的羁绊，相遇的又是一些来自他乡、带着异俗的新同学，因而处在一个全新的文化氛围中。这些都极易滋长从众心理，产生集体行为。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在全国１６１所高等学校中，有１２６所是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几个大都会 。１９１９年６月３日后，五四运动的重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不久在北京、上海、济南、武汉、长沙、广州等地出现了中共早期组织，显然与这些地方高校云集有很大关系。

二、“先由党造出一个国来”

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化与西方文明的中国化，其实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于是伴随着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西方的政党知识也开始在中国得以传播和应用。当然，如前所述，中国文化传统中也是有“党”一词，只是中国士人一向恪守“群而不党”的原则，害怕因结党而失去了君子的美名。这显然与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观念有着重大差别。事实上，中国的“政党”观念是从日本移植而来。日本人在１９世纪中叶，首先把德文“ｐａｒｔｅｉ”用汉字译为“政党”或“党”，指“代表特定阶级、阶层或集团并为实现其利益而活动的现代政治组织”。中国人采用了日语的汉字译法，认为英文中的“ｐａｒｔｙ”，德文中的“ｐａｒｔｅｉ”，法文中的“ｐａｒｔｉｅ”与中国过去的“党”在“团体”这一层面上有相通之处。然而就是这一种词义上的契合，也让许多中国人心有余悸，因而一度造成了对“政党”的偏见和传播障碍。

维新派知识分子首先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因而有意识地 把它与中国的 “朋党”作 出 严 格 区 分。１８９６年《时务报》上发表的一篇《政党论》就曾指出：“政党者，欲把握国家权力，而遂行其志意，故联合同人为一党也”，而“朋党者，本小人之事，每以阴险为手段，在牵制君主之肘，以营利于其间” 。同时鉴于国人以结党足以乱政，维新派又有意识地与“革命党”拉开距离，并对“政党”与“革命党”作出严格界定：“偶有民人，结作一党，而反抗君主之权，以强逼君主，是革命党耳，非我所谓政党也。革命党本以颠覆政府为志，其意盖谓自非出于此途，必不能握得政权”。

这种带有创造性的阐解，极大地缓解了国人对“党”的疑惧心理。但是他们对“政党”与“革命党”的刻意区分，也造成了国人对政党知识的某种误读。而这种误读一直到五四时期才被逐步纠正过来。从中国共产党的酝酿和创建看，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就很少受到上述限制。中共一开始即认定自己为政党，或者是要搞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

１９２１年７月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宣言》即明确表示：“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其中恽代英的观点，就很能代表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他说：“有人分党有政党与革命党两种。实则此系误解。……如革命党而不为政党，革命党员不要求受相当的政治训练，他们自以为只做破坏的事，而不须负建设的责任，那便必会与我们同盟会一般革命老同志一样，他们破坏有相当成功以后，将建设的责任交给反动派渠魁袁世凯之手。……故革命党必须是政党。不然，则革命党之所谓革命，简直是无意义的捣乱了”。显然，中共已经发现了问题，并自觉回避了“政党”与“革命党”之间的抽象争论。

当然，从另一方面看，“政党”与“革命党”之争，也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党”、“国”关系的不同态度。在维新派看来，只有像西方那样活动于议会的党才可称为“政党”，而以秘密形式、非和平手段来颠覆政府的组织不能算“政党”。而在革命派看来，无党则无国，现代国家需由现代政党来缔造。中国同盟会誓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就反映了革命党人在“党”、“国”关系上的鲜明立场。十月革命后，孙中山把目光转向俄国也显然受到了上述观念的影响。孙中山认为，俄国革命的成功，一是以主义治国，二是“将党放在国上”。他说：“俄国完全以党治，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可为楷模。

这与中国共产党创立者的思路完全一致。在《团体的训练和革新的事业》中，李大钊指出：“俄罗斯共产党，党员六十万，以六十万人之活跃，建设了一个赤色国家。这种团体的组织与训练，真正可骇。”“我们的社会腐败到这个样子，终日口说改革，实际上的改革，半点没有。这总因为我们团体的训练不充足，不能表现民众的势力，而从事革新的运动。”所以我们现在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 。先受党的训练，即“党化”，然后再运用党的力量来“破旧立新”，这反映了当时激进知识分子对中国问题的一个基本设计。

然而“党化”还有一个重要前提是“化党”。因为当时民国已立，中国进入所谓政党时代。不仅原有的革命团体和立宪团体纷纷改为政党，国人之从事政治运动者，亦大都列名党籍，或利用不党之名，三五结合，俯仰于诸党之间。著名记者黄远庸记录了政界当时这一非常景观：“今者党之问题，可谓披靡全国矣，一般之贤愚不肖，既尽驱率入于此围幕之中，旗帜分张，天地异色。又有一群矫异自好或无意识之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