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闽：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前瞻

一、焦虑纠结的社会情绪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建立民主政治制度，成为社会的焦虑议题。媒体特别是网络上具有重量级的和影响力的作者，甚至对一些执政党的重要理论观点提出质疑和批评，如稳定压倒一切，如中国特色的国情，有的作者对中国革命史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对中共领袖人物的人格凌辱，怀疑论和阴谋论盛行；还有对一党执政的正当性合法性的质疑，有些作者，找出了当年共产党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党的领袖的讲话和新华日报等媒体的社论，证明共产党在取得政权后，不想搞民主，质疑共产党的政治诚信，置中国共产党于道德洼地之中。

执政党的主流媒体，并没有对这方面的话题做出回应。笔者以为，主要原因一是问题的敏感，国内面临的问题不少，执政党并还不愿意在敏感问题上陷入争论；二是主流意识形态的管理机关和相关媒体既有的话语体系，也不方便对这些缺少研究和共识的话题做出回应；三是体现了执政当局对社会意识形态的管控还是宽松的。

二、全球化的背景下――当前西方政治经济的乱局引发新的思考

(一)西方民主政治制度面临的挑战中国经济大发展大进步伴随的深刻和巨大的社会思想危机，然而世界也不太平。无独有偶，21世纪走过10年前后，西方国家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政治经济社会事件，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不能幸免。英国的世界新闻报窃听事件尚未平息，伦敦骚乱接踵而至，法国这些年多次发生由罢工抗议活动衍生的暴力事件，2011年又发生了诸如印第安人处境等社会动乱和暴力事件；最为稳定的北欧挪威也出现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事件；美债和高失业率引发了美国持续的“占领”运动，一系列国家陷入了“欧债”危机，特别是希腊的大规模罢工抗议浪潮，债务危机随之扩大到西班牙、意大利。西方国家大都经历了较长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其政治、经济制度相对成熟，这些乱局的出现，一定具有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原因，表明了西方政治制度内在矛盾难以化解而外化成社会冲突，“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年轻人和普通民众为主体，从中所表达的讯息，已经突破了对社会局部问题或现象的不满，而指向美国少数利益集团和金融资本控制国家决策的根本政治制度，看似完美的美国民主并不能公正和有效的解决美国日益加深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问题。从美国两党对抗的民主政治模式中，更多的是政党之间为获得执政权的角力，和特定的利益集团或阶层的利益，民众的和社会大众的利益并不是政治人物所真正关注的。人们更多的从“欧债”危机中，特别是民主圣地希腊危机中的社会的民主困境：人民在没有足够的财富创造的国情之下，希冀高收入、高福利，拒绝紧缩过紧日子，人民有足够的力量，因为人民手中有选票，政治人物当然在意人民的选票，如果一个国家、政府、社会的政治人物不惜借债、透支、甚至破产也要“尊崇“民意，以获取选票，可是当一个国家破产的时候，民主还能不破产吗？从“美债”危机，到“欧债”危机中，看西方民主政治的“民意”与“决策机制”的博弈的无奈：一是议会政党政治主要反映特定具有影响力的利益集团的利益，无论政党如何轮替，广泛、分散的民意最终很难影响最终的政策选择和决策；2011年11月22日，为削减赤字量身定制的美国国会削减赤字特别委员会(“超级委员会”)21日正式宣告未能完成历史使命，美国“超级委员会”的溃败，体现的是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在治国经济理念上的巨大差异，美国政界学界无不慨叹，华盛顿错失了一次使国家重归财政可持续道路的黄金机遇；二是广泛的民意，无法为决策结果负责，希腊民众不愿意过紧日子，各层各界民众此起彼伏的游行示威，并不会给国家、政府、社会危机带来什么解决危机的任何结果；三是民主政治如何克服特定时期社会强大的集体非理性，当这种非理性与选举季相遇时政治人物只能为选票牺牲理性；四是民主政治如何解决多数意愿下的“不专业”。全球的民主政治体制和具体制度实际上都面临着亟待“修正”和完善空前窘迫的境地。

(二)中国民主政治制度改革与完善的机遇期他国多事之秋，对中国而言，当然不能见猎心喜，但是中国有必要重新审视西方制度运行过程中既有的矛盾和问题，西方的民主政治正在支付巨大的社会成本上，中国正好处在创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机遇期。所谓机遇期，一是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最有可能与西方已有的民主政治制度区隔；二是根据“后发优势”理论，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可以吸纳其他政治文明的精华，扬弃其糟粕，具有更大的创新空间；三是中国共产党已有的政治经验和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当方向明确，试点成功，认识统一，时机成熟时，具有在较短历史期间建立全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完全可以不以意识形态划线，无论是西方社会，还是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运行机制和具体制度，只要是符合人类文明进步的特征，都可以作为中国未来政治体制改造的借鉴。

三、国际竞争背景下的民主政治制度选择

(一)中国的开放融合态度与西方的意识形态划线

中国的秉持开放融合的国策是真实的，然而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态度和做法，仍然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划线的明显痕迹。这就促使我们更加看清国际竞争的本质是存与亡，荣与衰、尊与耻的斗争和较量。以中美关系为例，1993年美国在公海上公然拦截检查中国商船、1999年美国“误炸”中国南斯拉夫使馆，2001年南海撞机而拒绝道歉，频繁的南海的抵近侦察，周而复始的售台武器……一方面是遏制，一方面是傲慢，西方集团政治人物里根、克林顿、萨科其、陆克文、安倍晋三、石原慎太郎，新近曾担任美驻华大使的洪博培扬言“takeChinadown”都是从骨子里透出对中国的不安、防范和敌视，一些西方组织如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评选授予中国的反政府人诺贝尔和平奖，实际上是在羞辱中国。中国在开放中的参与者国际竞争，面对的是无形和有形的“八国联军”，若隐若现的西方政治联盟。西方推行所谓普世价值的在地化，公然实行双重标准，国境之内，西方自家圈子之内，是一种标准、一付面孔，出了圈就变脸，就搞双重标准。

要从国际竞争的角度审视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设计，自以为是死守一种过时的不合时宜的制度，或抛弃国情搞全盘拿来主义，都不是一种理智和客观的态度。如何回应国内长期存在着对西方制度特别是对美国政治制度的推崇和认同的思潮，笔者不简单认为这是“崇洋媚外”，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发展，以其无可争辩的国力成为世界第一的超级大国，不能不认为美国的制度优势，包括其民主政治制度的优势。但是笔者更加期待民众能够形成以下的共识：好的东西是人家的，好的东西一定是产生于特定的历史和特定的文化，别人好的东西，一旦变换了时间和空间，未必就是好的东西。学习先进的东西，主要是学习她的精神，比如选举，选举的精神就是政治竞争和人民对执政者和选择和委托，至于具体的制度设计，操作方式一定要根据自身的国情条件。在像新加坡这样一个城市国家搞领导人直选，和在中国这样一个由13亿大国搞直选，一定会有巨大的国情差异。并不肯定哪一种选举方式更好些，关键是在特定的时空，哪一种方式更适宜些。

(二)对理念和制度的理性态度――没有最纯，没有最好

揭掉意识形态标签，政治治理是不同文化文明层面的交流和融合。笔者以为，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解放社会弱势群体的理论，充满着对社会大多数弱者的关切，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在人类历史上完整系统地建立了对赤贫者、被剥夺者寻求出路和救济的思想体系，充满人类高尚的人文精神。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精确的关于生产的理论，是保障强者利益的理论和规则，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和制度是驱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两个有力的“轮子”，虽然有力，但是并不能正确把握社会的发展方向，并不能消弭社会业已存在的巨大的利益差异和社会矛盾，并最终引发社会的爆炸性毁灭。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也拯救了资本主义，她的理论及其实践，为资本主义制度得以改良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和理论准备，西方的宗教文明加之在现代社会矛盾中诞生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工人运动，极大地促进了资产阶级对野蛮的原始资本主义的“修正”。关于当代社会保障的理论和实践，应是源于马克思主义对弱势群体的极大关切，也是源于泰勒精确的“科学管理理论”及其制度不能缓和日趋激烈的社会矛盾。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要奉行惟我独尊的思想和文化，在资讯高度发达的时代，社会的思想和文化的一元是不现实的。没有纯而又纯的意识形态，没有纯而又纯的“主义”，融合、交流、相互吸收是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的一个基本规律。纯而又纯的东西是没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造就了马克思主义的无限的生命力。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也正是中国的实际与马列主义的结合才造就了强有力的中国共产党。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资本主义在处理劳资关系、缓和社会矛盾方面上正上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汲取了巨大有营养，导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未发生破裂。“主义”也可以说是一种政治概念和理论模式，但“政治清明、社会公正、经济繁荣、民生富足、风俗善良、环境良好”都应当是先进政党所追求的。

(三)民主政治与“普世价值”普世价值并不神秘。普世价值是在“应然”层面的东西，是寻找人类社会的基本理性。普世价值是全人类共同文明中应当普遍认同的社会基本理性，是全人类关于社会价值可以普遍接受的“最大公约数”。有共同的文明，就有善世价值。“最大公约数”就是经过了不同文明和文化选择与博弈的社会基本理性所体现的社会价值。普世价值应当存在。各种政治对话就是寻找普世价值。追求普世价值本身就表明了对普世价值的认同存在差异。寻求普世价值是建立和谐社会、和谐世界赖以支撑的社会理性、国家理性和世界理性。漫长而艰难的求索之路。当然，我们十分清醒，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普世价值，就是与国家利益相关联的意识形态。还以美国为例，美国向其他国家不遗余力地输出本国的价值观，而美国在许多问题上又奉行实用主义政策，实行多重标准。没有必要因为美国的不良示范而放弃认同普世价值，认同普世价值，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什么是普世价值？抽象的解说不如例举，中国历来是立法和行政的高度一致，但也有例外，1997年和1998年，中国政府签署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就是中国认同了两个国际公约的原则和精神，两个公约所体现的原则和精神就是普世价值，201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第一个公约，而第二个公约至今尚未批准。说明第二个公约的有关内容，中国仍有所保留，按照程序，行政机关的签署只是政府层面的意愿，人大未批准即并未形成国家意志，第二个公约的状况，说明了“普世价值”也有一个沟通的认同的过程。当然，对一个政府已经签署的国际公约，立法机关未能批准，也是中国政治少有的个案要，长期未能批准，压力在中国一边。

(四)民主政治仍然是当今世界通常的治理方式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建立和完善民主政治制度。民主政治不是想与不想，要与不要的问题，而是执政者必须运用的社会治理机器。尽管民主政治并不是无上崇高的东西，但是民主就是一个可能实现社会公正工具，之所以说是“可能”，并不是说民主政治必然带来社会公正。笔者以梯子和苹果喻，民主是一把梯子，公正是树上的苹果，选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更好的摘到苹果。民主政治本身只是一种社会治理方式，以同样是亚洲大国印度为例，印度的民主政治形式无论是从理念和价值认同，都更接近于西方，但是印度的民主制度同样无法遏制印度极为严重的腐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