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 萧功秦等：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研究中国模式与重庆模式

杨帆：我为什么提出这个命题？

我请萧功秦11月去重庆参加《探索》杂志编辑部和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组织的“重庆模式研讨会”。

我发现基本上请的都是左派，重庆搞马克思主义的人也非常多，基本是马克思主义理念来解释重庆模式和中国模式。

相反，自由派前几年进行大规模批判，今年以来基本抱抵制的态度，也不研究也不看。我和苏伟写的《重庆模式》一书，北京主流媒体几乎没有报导，基本态度就是不表态。

我给苏伟提出意见，他说右派请不来。我说你们可以通过我请，但，他们重庆对我态度也是讳莫如深，连拍电视也把我拒之门外。

针对这些不正常的现象，我争取了三次发言机会，

谈了第一，重庆打黑以后最具有搞民主的基础。第二，我和左派在理论方面的区别。由于我是第一本《重庆模式》的策划者和作者，所以他们对我尚且能容忍。但是老萧用另一套语言，讲到“唱红可能被毛左利用”的时候，当场起来七八个号称是韩德强的粉丝，大骂萧功秦，包括“你竟敢反对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话。苏伟告诉我，韩德强的粉丝比我多。

苏伟作为召集人，很不好意思，我倒挺高兴，这说明我说对了，就是重庆今年以来受到了左派理论的影响和一定程度的控制。

我和萧功秦商量，趁他来北京开会的机会，请一些中派，用新理论解释重庆模式和中国模式，不用左右派意识形态化的理论。

我特别提到，当年毛泽东和刘少奇“四清”争论。少奇做得左，毛说得左，说错了的危害更大。做错了，多伤几个人，之后好纠正。说错了就很难改。

今年超越左右翼，我国理论界成果不小。包括张木生的新民主主义，提倡“超越左右”。我组织多次对话，许多有水平的朋友来捧场，对话的深刻程度不错，在我的博克和共识网及时整理，效率非常高，很大促进了我国思想界的对话。

《改革内参》最近登了我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文章，这是两年前经济日报内参跟我约的稿，现在才发表。所谓改革派也在调整，他们要是不容纳新的东西，把改革意识形态化，恐怕没有人听了。坚持超越左右是正确的。

萧功秦这种学者说话有分量，他是一个历史学家，而且他的书我也看过，还是不错的，一直就是超越左右的思想，理论比较新。所以我们今天就重点听听萧功秦来讲，子明可跟他对对话。

萧功秦：我对重庆模式一直非常关注，今天我也做了非常精心的准备，我就把重点说一下。

首先我认为在中国一个超大型的后发展国家，要走出一条正确的路径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人的理性是有局限性的，所以多元的试错，地方有它的试错的自主性，这对于中国的成功改革走向一个自由的民主、法制社会的进步来说可以说是绝对不可缺少的，所以我多次在很多场合都把中国和日本做一个比较，我在中国和日本的现代化做比较的时候一直强调一个观点，日本的明治维新的成功和中国清末改革的失败，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在于结构性的原因，那就是日本是由256个小的共同体构成的一个国家，叫做分封体制，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帝国，中国的试错就是道光皇帝，接下来是咸丰皇帝，之后是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摄政王这五个人，是一元试错，日本是多元试错，日本的多元试错意味着日本成功的概率比中国要多256倍，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日本的成功和它的多元试错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中国从现在来看，各个省都有一定的自主性，已经摆脱了那种原来铁板一块的局面，开始出现了各省开始根据自己的可能性、利用本身的政治资源，这个现象是六十年来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充分肯定重庆模式,在探讨中国现代化道路中它走的道路是非常可贵的，而且它也确实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另一方面，我和很多知识分子、学者甚至包括很多沉默的大多数一样，对重庆模式确实曾经有过很多担忧，今年上半年在上海召开了一次重庆模式的座谈会，也是民办的，不是官办的，那个会上面我大概是唯一一个对重庆模式作出系统质疑的人，我大概提出了五点，第一，重庆模式的唱红的问题，在没有和左的东西划清以前的那种唱红，会不会为一些反改革的势力提供某种打击改革的机会。我提到法治和人治的关系，提到了完全由政府进行一整套的所谓工程设计的改革有它的局限性,也谈到了强人政治的局限性等等，对重庆模式发展过程当中产生一定忧虑的人数相当之多，我想我很大意义上大概代表了沉默的大多数。

这次正好有一个机会，使我能够到重庆参加了学术研讨会，参加这个会议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从小在重庆长大，这次是我二十年来第一次回到重庆去，三天时间，第一天是理论讨论，第二天是进行参观，第三天是我找到了四十年没见的老朋友，他是生活在底层，目前还生活在底层，我想有一天的时间和他交流，因此我觉得我比很多参观者多了一个机会了解底层的老百姓怎么考虑重庆问题的。我谈谈我参观重庆以后的印象，我认为我是代表了相当多的大多数，这次我有了机会看到了重庆的情况，首先我要谈的第一点就是重庆给我的印象比我想象当中的要好，我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一个客观的知识分子，它确实比我想象的要好，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左。我特别要谈的就是几点体会：

一、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公租屋，公租屋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看的一个问题，它首先要在重庆若干年里的20个片区，每个片区有20万人，20个片区要几百万人，能够有几百万的公租屋来供中低层收入者来租赁公租屋，地点选择不是选择那些所谓的边远地区，而是选择在比较好的地区，和其他的房子在一块，避免了贫民窟现象。申请条件很宽，打工者、毕业的大学生、低收入家庭，只要符合相当条件都可以申请。而申请以后，以摇号的方式公开选号，真正达到两百万人可以入住的标准的时候，它的数量是非常大的，一开始可能是像头彩一样，后来肯定会数量非常之大，而且租金也不贵，一个平方大概十块钱，五十平方左右就是五百块钱，一家收入是三千块钱的话，相当于1/6的收入就可以把房子租下来，房子里面的装修完全由政府来装修的，装修标准也相当可以。而且你也可以防止所谓的有些人钻空子，有联网，通过联网已经查出哪些已经有房子的不符合条件的，马上清除出去。房子的运作过程是每一个平方大概三千成本，包括迁移、建房子、装修等等，一个平方三千块的成本，基本就能够完成这件事情。整个运作、融资手段也是用政府的方式进行融资，包括一部分是社保基金，有商业贷款还有房租的租金，还有底层的商家店铺按商品房的价钱卖掉积累下来的资金，所有这些钱作为可持续性的资本。

当时我看到图像上有阿拉伯酋长国和其他的一些地方包括基辛格等等都来参观过，我就问他，那些国家有什么感想，他们说，阿拉伯酋长国说他们觉得这个很好，但是他们根本没办法做到，原因是和中国的强势国家能够完全进行统筹的能力和整合的能力是非常有关系的。对此我的感触非常深。

第二就是打黑的问题，我私下里问了大概三十几个不同层次的人，在街上、在码头、民工、小老板包括我的底层的朋友，他们都一致对打黑表示了赞口不绝，说是安全多了，出门本来是不安全的，再加上交警平台24小时值班，重庆的安全也达到了很高的安全标准。我的一个学生也告诉我，重庆的打黑产生的效果已经超出了重庆本身，他是湖北人，湖北一些搞监理的同学都说，自从重庆打黑以后，湖北的黑社会有所收敛，因为重庆打黑，其他地方也收到了杀一儆百的效果。所以确实有相当正面的效果。我曾经听到一些朋友曾经说过，当一个农民原来是三十块钱可以机耕，黑社会来要八十块钱，一点办法没有，打黑以后，这个问题解决掉了。

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来说，一般来说后发展国家只要进入一个市场经济的过程，就很难避免那种所谓的“苏丹化”，就是朋党政治，用朋党的方式来进行社会的治理，恩威并用的手段和家长制来进行那种黑社会和利益集团的勾结、和政府的勾结，很多国家很难避免这个现象，某种意义上打黑也是防止中国走向“苏丹化”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另外我对重庆的警察沙龙也确实有一个新的看法，重庆的警察沙龙我觉得实际是想重建一种警察文明，原来我们建国以后的警察是专政工具，重庆的警察沙龙和警察文化是要把专制工具的功能转变为维护现代国家的文明秩序的功能，不是简单的阶级镇压的工具。公安局里有长廊，长廊里有很多藤椅，警察和他的家属在休息的时候都可以凭着他的警官证和家属证来这里享受像沙龙一样的，沙龙里有很多介绍，包括历史上伟大的警察、福尔摩斯、历史上一些重要的政治家是警察出身的，包括普京等等，对各个国家警察文化的介绍和世界名警察事迹的介绍，想通过这种方式提升警察的荣誉感，在文明建设中增强警察的荣誉感，包括有贡献的警官的铜手印放在里面。整个感觉，我觉得他们有一种理想追求的。这一点我觉得也给我一个非常积极的印象。

陈子明：这是警署内部的设置？

萧功秦：对，是警署内部的，里面的警察很有意思，都是穿西装，不穿警服，我问他们为什么，他说我们就希望给大众一种亲和的印象。

重庆也并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左，国进民退的现象对他们来说，用他们的话来说是国进民也进，凡是有二十个人以下的资本企业要无偿地补助五万元，希望私人企业发展，帮助社会就业。如果五十万的企业，每一户企业能够雇佣五个人的话，就是两百五十万人的就业，国进民也进是他们追求的目标。

至于整个运作，我觉得它基本是向民生靠拢，包括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等等，整个治理目标是民生建设。

初步有这个印象以后，我想把它从政治学角度做一个分析，我想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它实际是一种强政府下的强人政治，强政府下的强人政治整个关注的焦点是注重于民生，是借助于政府的整合资源的能力来致力于实现一种民生，实现民生的目标是实现一个社会的转型。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说是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方式来实现社会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话，它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未必能达到这样的目标，因此重庆实际是想通过强人政治和强政府的组合来实现这么一个转型。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强人政治有它的独特优势，比如薄熙来是一个革干子弟、红色贵族，有特别的优势，加上他本人的能力和他在北京高层具有的丰富的人脉资源和政治资源，使他在动员资源方面有着比其他地区更大的优势。再加上他有一个市长作为好的助手，这个市长又是很少有的具有经济原创力的一个专家，这样一结合，强人政治和技术专家的结合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这个政治模式上的定位，我觉得就是想克服所谓的自由放任主义的弊端，单纯的自由放任缺乏一种有效整合的情况下就很难完成顺利的转型，这一点我觉得我可以引证美国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克里在《政府引导性的发展》这本书中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后发展国家的威权政治在实现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分成三种类型，一种是新世袭主义，是最落后的一种发展模式，就是我们所说的苏丹化的朋党政治。第二种类型就是分散型的多元政治，后发展国家的分散型的多元政治在现代化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印度这种模式，他认为比较成功的就是东亚模式，东亚模式被他定义为是凝聚型资本主义，就是靠集中政治、极权政治加上市场经济。他说凝聚型的资本主义在整个资源整合方面、在产业政策的制定方面、在企业家和政府的合作共同谋取经济发展方面有着一种其他的体制所没有的独特的优势。

我觉得重庆模式似乎是一种更强势的凝聚型的市场经济模式，就是强政府加上市场经济的导向相结合，某种意义上，与其说它的强政府、强人政治谋取的是所谓向左的极左势力的回归，不如说它是要克服新自由主义的一些弊端，他们似乎也提到这个问题，简单的新自由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弊端，可以说是新自由主义的反向运动。当然这个过程，强政府强人政治在中国社会上的各个省都在走这条路，包括广西，广西也算是搞这一套东西，广东其实也是这样，仇和现象，更明显地表现出强人政治已经成为很多选择当中一个基本的方向。但是我觉得重庆不同的在于它的凝聚型的市场经济资源的运用或者强人政治和强政府的运用幅度更大，能够更深入到民生的领域，深入到更深层次的领域，对官员的督责程度更高。用他的话说，“让民不聊生变成官不聊生”，这句话很片面也带有俏皮性，不管怎么样它督责政治的色彩非常强，相对于其他地区采取的强政府模式具有更全面的社会规划的蓝图，是一种巨大的社会工程设计和重组，它的基本方向是民生，是以解决民生为本位的，对社会的渗透程度更大，除了运用现成的强势国家政治资源以外还进一步动用了革命文化当中吸取某种资源，强化它的那种所谓动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