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敏：2011中国改革论坛会议综述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的讲话中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空前广泛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在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躲不开、绕不过，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信心、砥砺勇气，坚持不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奋力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习近平同志在 2008 年 9 月 1 日出席中央党校开学典礼时指出：“必须清醒地看到，任何一个政党，无论实力多强、资格多老、执政时间多长，如果因循守旧、固步自封、保守僵化、不思进取，其创造力就会衰竭，生命力就要停止。我们必须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不断为党的肌体注入新活力。坚持用时代发展的要求审视自己，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和完善自己。”我们必须审视当前国内外发展趋势、继续推动改革开放，这是今后发展的重要保证。

2011 年 12 月 3 日 ，在邓小平为推动陷入停滞的改革发表南方讲话二十周年来临之际，为探讨深化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问题，由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和经济观察报社共同主办的“ 2011 中国改革论坛”在北京举行，江平、胡德平、保育钧、郭道晖、 李、 秦晓、陈小鲁、何迪、陈全生、王公义、周为民、周天勇、王海光、蔡霞、孙立平、马立诚、雷颐、石小敏、马晓力、黄方毅、张宏遵、虞崇胜、唐欣、于建嵘 、秦晖、杨继绳、 吴思、张剑荆、袁绪程、盛平、新望、章立凡、陈有西、王占阳、汪玉凯、李永忠、陈行之、童之伟、王彦君、朱学勤、朱善利、米鹤都、崔武年、王至元、罗点点、胡冀燕、林京耀、李丹钢、许向阳、徐景安、丁力、王霄、鄢烈山、陈坡、彭真怀、何兵、华炳啸、傅蔚冈等国内思想界、学界代表性专家学者 50 余人参加了论坛。与会期间，专家学者围绕“现状与未来――探究建设性改革路径”这一主题，对“中国改革的现状和出路”、“民营经济困境与产权保护”和“长三角、珠三角的地区发展经验”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中国改革论坛会议综述如下：

一、对改革开放的回顾和反思

朱学勤（上海大学教授）： 中国共产党是在苏共影响下发展壮大的，一般来说，在苏共发生的事情，总是要二十年以后，才能在中国发生。但是唯独七十年代的这场改革，我们提前苏共发生，我一直认为改革是从 1976 年 10 月 6 号，一举粉碎四人帮获得它的历史前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这是中国发生了“文革”，苏共没有。激发中共改革一个关键性的要素是什么呢？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按照毛泽东的设想，自始至终也要整党内走资派。所以十年“文革”准确地说，并不是民不聊生的十年，是官不聊生的十年。正是由于“文革”极端的刺激，通俗地讲，毛逼官反，毛泽东逼官员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反，像安子文出监狱第一句话就问，谁来监督毛泽东，如果没有“文革”，安子文这些人，不可能问出这些问题，是毛逼官反，十年官不聊生，产生了我们改革的动力，改革的愿望。

陈坡（北京大学历史资源研究所副所长）： 八十年代比较成功的改革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所导致的。

王海光（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我们的政治体制是从苏联斯大林体制移植过来的党国体制。这是一个强国家弱社会的集权体制。这个体制权力高度集中，一元化领导，社会控制和提取能力很强。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也能集中力量办错事，而且办了错事还很难纠正。于是有了大跃进，有了“文革”。“文革”把这个体制的弊端发展到了极致，物极必反，所以中国才开始改革开放。

胡德平 （全国政协常委、经委会副主任） ： 肯定毛泽东推动历史前进的功绩，否定他思想中的封建意识，空想社会主义的糟粕，才是客观的唯物主义态度，比如毛泽东同志逝世以后，是按照“文革”以来的既定方针办呢，还是依照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 走一条新路，而且对此新路也需不断地严肃、认真地检验呢？我的观点是选择后者。不取后者，就没有今天的成绩，即使对今天发生的问题也可以及时改正。

唐欣（政治学家）： 共产党在这三十年里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件是陈云同志先提出来，小平同志附议，废止终身制。第二大成绩是三个代表理论。三个代表的理论适合了我们混合经济所有制以后，执政党格局的一个办法。三个代表是适应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又推进了一步。第三个，胡锦涛同志提出和谐社会。

朱善利（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 中国经济之所以能维持 30 多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我们人口红利，我们廉价劳动力，加上经济全球化，然后产业转移到中国来了以后，中国抓住这次机会，融入到世界经济中去。第二是中国的高储蓄率，使得中国能够把储蓄转化为资本。第三个，就是中国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所以人口红利、高储蓄率、经济改革、对外开放带动了中国经济增长。

孙立平（清华大学教授）： 多少年来，我们有一个最基本的假定，我们这三十年的时间，是处在一个改革转型的过程当中。我们总是假定，有一个起点，这个起点就是计划经济，一个权力支配的社会，我们还有一个终点，这个终点就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还有法治社会等等。改革和转型的过程，就是一个从起点到终点转变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们忽略了一种可能性，就是在这个转型的过程当中，它每一步都有可能停下来，不让它再进一步了。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现在我们真正面对的，就是一个过渡中的形态定型为一种比较稳定的体制。这一点用另外的一个表述来表达，就是一种中国模式已经形成了。

所以我们现在真正面对的问题，可能既不是改革倒退的问题，也不是想往前走的问题，他觉得这现状最好了，没有比现在更好了，现在是最好的时期，模式都已经形成了。我们需要正视这样一个现实，需要正视正在定型中的一种稳定体制，我们真正面对的是这个问题。

彭真怀（北京大学地方政府学院院长）： 过去改革开放三十年，特别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各个地方城市化的推动，要地不要人，造成了 1.3 亿的失地农民， 1.3 亿到 2.5 亿的八零后、九零后的新生代农民，这就是我们国家面临的最大的动荡不安的根源。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面，不是改革的时机和压力不足的问题，改革的时机和压力就在我们眼前。

更糟糕的，我们提倡教育产业化，孩子进了大学以后，每年产生六百万左右不能就业或者不能充分就业的小知识分子，他们当然有怨气，我父母的血汗被我榨干了，但是我却不能报答父母，怎么办？所以一方面是流民的大军，另一方面是每年六百万的毕业大军，危机一定会来自于这里。

再加上人民币也升值了 24% ，今年又升值了 5% ，这种情况导致了所有过去面向国外的出口加工型的小微企业利润缩水，这样一来谁来做实业，这就是国家面临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就业岗位了，这些解决 1.3 亿到 2.5 亿的新生代农民和失地农民的就业岗位不存在了，所以改革的压力和动力就来了，谁也无法回避这样的问题，都没有饭吃了，我们必须思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王海光： 把大量的农民用行政手段赶到了城市，但我们这个城市体系实际上没有准备好接纳这么多人，这会产生非常大的问题。在城市中间，这些进入城市的农民工，或者移民阶层，没被城市所接纳，如果说第一代农民工，对他们来讲，有个和过去农村境遇的比较价值，比较能够安于城市的底层生活。那么第二代农民工，他们已经是在城市里面生长起来的，他们已经回不去农村了，但是他们也不能真正进入到城市主流中去。城市的繁华对他们来讲，就像橱窗一样，看得见摸不着。过去历朝历代一个王朝的灭亡，都是有着大量移民阶层的出现。如果我们处理不好农民工二代的问题，很可能就是造成以后社会崩溃的社会力量。

与失地农民相对应的，就是高等教育的“大跃进”。我们的大学生们，大批找不到工作。他们有一定文化程度，又没有工作的，这对于任何社会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在这种激进的城镇化过程中间所造就的问题，恐怕会造成下一步的社会爆炸。

王占阳 (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教授） ) ： 当前的政治危机的最大焦点实际是官民矛盾。导致这种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官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官方再在 “ 稳定压倒一切 ” 的旗号下实施高压维稳，尽管也能收到一时之功效，但终究会因缺乏正义性而使官民矛盾更加激化，进而导致更大的不稳、对抗与动荡。

何兵（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中国目前改革的压力是维稳，背后原因是失控。失控表现在：第一，中央对地方的失控。比如中央的法令地方不执行，比如拆迁。第二是党组织对党员失控。比如出事的官员都腐化。第三，是人民对官府的失控。小事没人和你讨论，大事不让你讨论，说是政治，只有政治家讨论。第四，是道德对人心的失控。四种失控不断强化，最后必然导致社会的动乱，原因在这里。

中国社会这么多矛盾，深层危机是我们追逐的现代生活方式，根本不适合中国。所谓西方的现代生活方式，不适合十几亿人。我们的这种现代化，方向是错的，要向北欧而不是美国学习。这个问题不解决，麻烦大。

鄢烈山（《南方周末》高级编辑）： 当年搞改革开放，就是出于民间的社会的压力。现在是随着对外开放发展，经济发展，文化教育水平普提高，人们的权利意识提高了。这种要求民主宪政法治的压力，是对公平正义的渴望，是更高层次的，是正当的、有益的。

流民也好，农民工子弟回不了乡，人口红利日渐减少等社会弊病，乃至自焚、同归于尽的拼命，层出不穷的群体事件，各种各样的都是民间的压力。这些压力其实都是改革的动力。

于建嵘（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教授）： 今天中国改革的真正的动力在什么地方？压力。没有压力，今天中国没有改革。中国这个改革的压力到底在什么地方？怎么使它改革？它今天所要面对的问题，实际上就是稳定的问题。

所谓稳定的压力到底是什么原因？我认为它今天面对稳定的压力，这十年来中国的法制出现了退步，社会最基本的规则发生了变化。所以带来了民众与执政的，中央与地方多层关系的利益博弈，越来越多民众的利益受到了侵害，所以民众的所谓抗争越来越强。众多的一票否决，是政府为了应对这种压力，采取各种方法来消减中央压力，所以我认为这几个问题，三个主要的政治版块要分析清楚，我认为这三个政治板块，中央、执政政府和民众，这三个问题，中间的空隙可能是我们要探讨的。

崔武年 ( 政治学者 )： 我这几十年都是做实际工作的，中国的事情是怎么办的，可能和理论、和法规没有多少关系。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搞“干部工作新方法研究”――实际上就是干部制度改革，但是在那时候你能这么说吗？不能，不能说的这么大，不能说这是要“改革制度”，而是只是说“研究”一下“方法”。这个“新方法”从无到有，从点到面，从虚无缥缈的一个概念变成了组织部门实实在在的一套工作业务。

我们通过“干部工作新方法研究”，把一些社会学的方法，心理学的方法，管理学的方法等等引进来，引进中组部，进而由中组部牵头引进各级组织部门，引进了这些东西，就是引进了科学，引进了民主，引进了公开和公正，引进了新的理念和新的机制！那时侯我们总结出“方法――程序――制度”的逻辑方法，就是说，一个“制度”是由几道或十几道“程序”组成的，而每一道“程序”都是由具体的“方法”来体现的，所以“方法”是“制度”的载体，好的“方法”是任何好的思想和好的政策的载体！重视解决方法问题，方法变了，程序也变了，程序变了，这个制度就变了，就“改革”了。当然，我这里说的是具体的制度，与我们今天讨论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完全是一个范畴，但是仍然是可以借鉴的。

二、当前政治经济面临的困局 改革不彻底，形成了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郭道晖（《中国法学》原主编，法学家）： 中央提出的理念或口号，从字面上看来是美好的、必要的，但在落实上却往往缺乏强有力的措施跟进，特别是经常遇到某些主管部门和地方当局以及既得利益集团的诸多阻力，导致落在枝干，而回避了根本，甚或偏离、扭曲了这些口号的本义。

华炳啸（西北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 我们面临着政治滞胀的现实与社会政治领域深层次新改革诉求的深刻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