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定平：论当代中国政治转型的逻辑与轨迹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至今已近三十年了。在此期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整个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学术研究也从多方面、多角度对中国的这些巨大变化进行了分析和验证。对于中国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的研究虽然出现了不少成果，但在中国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的进程与效果等方面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时甚至针锋相对。本文旨在评述这些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转型的基本逻辑和特殊路径提出一点自己的认识。

一、政治转型的不同路径

政治转型是从传统的专制集权统治向现代民主体制的过渡，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一个政治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从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历程来看，政治转型采取了不同的路径，形成了不同的模式。在比较政治研究中，我们可以大致归纳出如下四种不同的政治转型路径。第一种是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旧的政治秩序，确立现代民主体制，例如英国革命、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第二种是通过外国的占领摧毁原有的独裁体制，强行实施民主改革，例如在战后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第三是通过“休克疗法”的激进政治改革埋葬原有的独裁政权，发展民主政治，例如在前苏联；第四是首先建立“权威体制”推动经济发展，然后通过政治改革提高民主水平，例如在东亚的韩国等国家和地区。

中国的政治转型虽然还没有完成，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虽然还有待发展和完善，但是，自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就开始了政治改革方面的探索，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一些基本目标和具体措施。因此，从那时起，中国的政治转型就已经启动。在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就提出：“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在1980年8月18日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中，邓小平着重分析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的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等主要弊端，并相应地提出了改革的目标和方向，特别强调了加强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因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P327-333)随后，政治体制改革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为此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

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响，中国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大为提高，并进行了大胆的尝试。这集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高度重视和全面部署，设计了以党政分开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这一改革方案在实施过程中从一开始就遇到不同程度的阻力，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削弱党的领导的危险。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遭受一定的挫折。

进入90年代以后，虽然经济改革在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和同年秋季的中共十四大之后迅速掀起了新的高潮，并明确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目标，但政治体制改革则在稳定压倒一切、维护中央权威等口号下一度非常低调，研究和探索基本上陷入停顿状态。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以后，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逐渐趋于活跃，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在全国各地相继展开。在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江泽民指出，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则进一步将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大方面，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

由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本身非常复杂，充满矛盾和曲折，政治发展在各个地方和不同领域差异很大，缺乏平衡，因而人们在分析和评价过去20多年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时就存在大量的意见分歧。中共中央党校的王贵秀在1998年曾明确指出：“目前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已经成为非常突出的问题。其主要表现是实质性的问题不但一个也没有解决，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有停滞以至倒退。”[2](P32)胡鞍钢在2003年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给予了如下评价：“90年代领导人变动趋于制度化，但是政治体制改革目标不清晰，邓小平1980年指出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弊端基本没有改变；在某些方面，政治改革的目标不仅没有前进，而且有所后退；另外，腐败问题日益突出，已经成为心腹之患和最大的社会污染。与经济发展相比，中国政治发展相对缓慢；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与对外开放相比，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尚未在党内、政府、人大等权力机构引入和建立起来。”[3]此二人均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给予了消极甚至否定的评价，认为政治改革严重滞后，问题很多。在此基础上，胡鞍钢提出要实现中国的第二次转型，第一次转型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发展，第二次转型就必须以国家制度建设为中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推动民主政治发展。

与上述观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俞可平的看法。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政治开始从整体上发生重大变化，已经出现政治转型，其具体表现就是作为政治发展初创时期主要表征的一些政治现象开始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向更高级的政治现代化方向发展。例如，政治上高度集权的模式开始解体，权力开始分化，从绝对的一元化向相对的多元化发展；全社会的高度政治化现象开始逐步改变，社会的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个人崇拜现象开始逐步消除；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开始得到有效遏制，党政分开的工作正在着手进行；随着机构改革的开始，组织机构的分化与整合程度以及政治角色的专门化程度开始明显提高；逐步从人治走向法治；民主从单纯的手段逐渐成为既是手段又是目标的统一；政治过程的连续性明显提高，开始从断续走向连续；国家开始从封闭走向开放。[4](P135-141)在高度评价中国政治中的一系列重大变化的基础上，俞可平说：“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的最重要发展，就是中国正在走上一条增量民主的道路，这是在中国目前现实环境下唯一一条通向善治的道路。”[4](P155)因此，在他看来，中国政治改革已经实施，政治转型已经开始，政治发展顺利，不仅中国政治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正在向民主与善治迈进。

大致介于以上两种立场之间的是林尚立的观点。他认为，80年代中期虽然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整体构想，但具体的改革政策和行动没有大张旗鼓地展开。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再没有出现过80年代那种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意义的改革构想和行动，但是政治体制改革依然逐步进行，并且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制度创新中获得了在80年代改革中无法获得的政治发展资源。因此，90年代的政治体制改革虽然进展有限，但是90年代的政治发展却比80年代的来得深刻，其中最关键的是当代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发展经过几十年的探索，终于开始形成自己最有效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5]很明显，这是一种从基础和条件的角度对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解和评价，如果就政治体制改革本身而言，林尚立则明确认为进展有限。

在国外关于中国政治改革与政治发展的大量研究中，多数学者在肯定20多年中国政治的变化的同时，基本上都认为那些变化只是政治体制或政治过程的局部的变化，在中国政治体制的宏观结构和基本运作过程方面依然如故。[6](P50)但是，最近几年相继有一些国外的学者注意考察中国政治的一些变化，并认为中国经过多年的政治改革正在从过去的集权体制逐渐向民主体制发展。[7](P6)唐亮也认为，虽然现在的中国政治体制离实现民主化还很远，但是与过去相比中国政治正朝着民主化的方向缓步地前进；虽然限制言论自由和政治活动的事件还时有发生，但这些都没有改变中国的自由化和民主化潮流；虽然中国的人权状况与先进国家相比还停留在较低的水平，但是在很多领域已经比过去有了很大改观。可以这样说，政治改革在中国已经取得了许多“阶段性成果”。[7](P2)

以上关于中国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揭示出了中国政治发展的不同方面，虽然各种见解和观点之间分歧颇大，但人们还是可以从中获得关于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转型的一些基本认识。简言之，那就是中国政治的变与不变的问题。一方面，我们注意到，中国政治的基本形态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正如我们经常强调的那样，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其中特别重要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方面可以说是毫不动摇，没有变化。另一方面，中国政治的基本理念和实际运作过程已经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不仅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而且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尊重和保障人权等新的治国理念和治国方略；不仅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增强了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和作用，而且在全国的农村和城市广泛推行了基层直接选举，民主政治开始真正走近中国亿万人民的日常生活。这种复杂且独特的政治发展似乎正在展示一条新的政治转型的不同路径。

正是中国政治的这些变与不变构成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主旋律。笔者曾经将中国政治发展的这一特征概括为“政治发展的二重性”，认为中国在维持权威主义体制的同时，进行了大量的政治改革和政治创新，在加强党内民主、完善人大制度、扩大基层民主、保障公民权利等方面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发展。[8](P38)后来，一些学者提出了类似的看法。例如，何增科认为，“经过20多年的渐进政治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已经从高度集权和全面控制的集权主义和全能主义政治体制，走向后全能主义政治体制。这种后全能主义政治体制是一种混合型政治体制或二元政治体制，它兼具集权体制和权威体制的特征并含有民主体制的某些因素。”[9]这些特征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的基本内涵，就是在继承中求发展，在稳定中求改革，在坚持中求创新。

二、权威体制的似是而非

由于中国一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断加强中央权威和反复强调政治稳定，同时大力借鉴外国特别是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中国的政治发展模式在国内外被普遍称之为“权威主义”。罗伯特・斯卡拉皮诺在1998年讨论中国的政治发展趋势时指出：“当今中国政治的最基本趋势就是从列宁主义逐渐转变为权威主义的多元主义，而不是民主主义。”[10]与此同时，他还认为，这种权威主义的多元主义在东亚各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得到了广泛的采用，一方面是因为这与他们的政治文化相契合，但更为重要的是，这有助于在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由此导致的急剧社会变迁中维持稳定。日本的著名中国政治专家毛里和子曾经指出，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政治“是一种权威主义体制，或者说至少是在向权威体制转变。”[11](P232-234)国分良成在讨论九十年代的中国政治发展时说：“中国的目标就是模仿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模式，构建自己的权威主义体制”。[12](P38)天儿慧在分析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政治的特征时也说中国是“选择了某种形式的亚洲型权威主义统治。”[6](P51)萧功秦是80年代后期的“新权威主义”政治思潮的代表之一，他曾明确提出：“中国在历史文化与民族性方面，在高度集中运行的政治社会体制向以市场型的运行体制的结构转型方面，均与东亚各国和地区有着类同之处。”[13](P97)

在“新权威主义”讨论中，就有学者主张中国应该像韩国等东亚国家一样建立权威主义统治，以维持政治稳定和推动经济发展。邓小平在1992年初的南巡谈话中，指示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在赞扬新加坡的良好社会秩序时说：“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14](P378)于是，一些学者就认为中国是在模仿东亚各国的发展经验，建立自己的权威统治体制。然而，只要我们仔细考察就会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