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新文：理解邓小平

1993年7月7日，邓小平在审阅其文选第三卷的若干文稿时指出：“不管对现在还是对未来，我讲的东西都不是从小角度讲的，而是从大局讲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页1362）当时他正在对十多年来的“立言”进行审阅修订，以便做出最后的“政治交代”。这句话就是他对自己思想的总体澄清，可谓意味深长，值得认真体会。

邓小平说这句话的时候，已是一位90高龄的老人了。难道他是在担心，日后有人会把他的思想往小处而不是大处理解，看不到他的良苦用心，只顾枝节而失其大端？或者有人对他的言论断章取义，各取所需，误解甚至曲解他的思想？在邓小平发动的改革开放事业正处于关键时期、各家各派竭力争夺对邓小平的解释权的今天，准确而全面地理解邓小平的事业和思想，已经成了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一项不容回避的理论任务。

一、改革与革命

文革结束后不久，邓小平复出。当时国内各种思潮纷然杂陈，对于新中国过去的20多年，特别是对于文革10年，国民的看法不尽一致，赞扬者有之，痛诋者亦有之。至于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究竟向何处去，很多人都在观望，间之以各种困惑、疑虑和期待。在中央高层和社会精英那儿，有两派立场较为鲜明，一派试图延续毛泽东的文革路线，是以有“两个凡是”之主张；而另一派则倡导 “非毛化”，彻底否定文革乃至建国以后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另起炉灶，学习西方模式。

面对这一情势，邓小平在改革之初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看待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如何处理毛泽东时代的遗产？如果按照“两个凡是”派的逻辑，亦步亦趋，改革就是不可能的，邓小平复出也没有正当性。但如果同意“非毛”派的主张，改革就变成了另起炉灶，就会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现实正当性，进而危及中国共产党的改革主体地位。因此要开启改革大业，邓小平就必须避免上述两种极端，排除“左”和“右”的干扰，在此问题上提出新的看法，且能被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他究竟是怎么做的呢？

邓小平首先充分肯定了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历史地位。他深情地指出“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邓小平文选》卷二，页148-149）邓小平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这一定位，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态度，有力地回击了改革初期那股“非毛化”的逆流。

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肯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不仅关乎毛泽东本人，而且更关系到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利益。否定毛泽东就会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会在人民中造成思想混乱，进而从根本上动摇改革的正当性，损害中国的大局。他特别强调，改革是对毛泽东的事业和思想的继承和进一步发展。“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文选卷二，页300）邓小平是把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而加以崇敬和爱戴的，而把自己定位为“守成者”或“中兴者”，坚决反对有人把自己凌驾于“开国者”、“老祖宗”毛泽东之上的僭越做法。在评价自己一生的功过时，邓小平认为自己是六四开或五五开，而认为毛泽东是七三开，并一再提醒人们，对自己的评价不要分量过重，不要过于溢美。邓小平的这一表现，应该说是发自内心的。

当然，邓小平并不讳言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他在毛泽东生前就委婉拒绝了要他主持对文革进行总体肯定性评价的请求，后来又坚决抵制了试图神化毛泽东的“两个凡是”论。但他也明确指出，分析毛泽东的缺点和错误，既要看到毛泽东的个人责任，更要分析产生错误的复杂历史背景。他多次表明，在毛泽东所犯的错误中，自己也有份。那种将错误都推诿于毛泽东的做法是不合乎实际的。他严肃批评了对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批评“过分”、“出格”、“讲得太重”的倾向，强调绝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泽东。

邓小平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上述评价，其目的是要破除对毛泽东的迷信和极端个人崇拜、纠正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同时又反对对毛泽东的无端攻击和诋毁，以此凝聚全国人民的最大共识，为改革事业建构逻辑起点。完成了这一工作，就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推进改革了。

改革启动的一个重大标志，就是告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工作上来，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农村，通过废除人民公社，逐渐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广大农民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在城市，改变原来权力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方式，简政放权，推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为核心的企业改革，增强企业自身的活力，同时强调市场调节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与此相应，对外实施全方位的开放政策，其重点是积极与港台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引进资金和技术，学习他们在发展经济时的很多做法和经验。80年代中期以后，改革从经济领域逐渐扩展到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一发而不可收，直至发展到今天这样的态势。

在邓小平的心目中，改革决非权宜之计，而是一项意义深远的战略，关系到中国未来永续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大局。“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所以，改革不只是看三年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下世纪的前五十年。这件事必须坚决干下去。”（文选卷三，页131）邓小平在1985年所说的这段话，表明了他对改革的目标定位以及排除一切困难和障碍，推进改革的决心。

在改革的性质、目标和方向上，邓小平的思路是明确的，是不允许含糊其辞的。但在改革的策略、手段和步骤上，则可以“摸着石头过河”，允许试验和调整，而不主张一刀切或毕其功于一役。发现错误就马上改正，实在不行，还可以退回来。因此，邓小平并没有陷入那种“允许改革失败，但不允许不改革”式的“改革强制”或改革的自我目的化。在主张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同时，他也允许那种怀疑改革的态度存在，允许观望和等待，坚持不搞强迫和运动，也不搞争论。用他的话来说：“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 （文选卷三，页374）他希望拿事实来说话，相信改革的实际进展会说服那些怀疑和反对改革的人。

表面上看来，邓小平的改革终结了毛泽东的革命，改革思维与革命思维存在着根本的对立。似乎前者是小修小补式的、渐进的、继承传统的，后者是大开大合式的、激进的、否定传统的；前者以建设为中心，后者以斗争为要务；前者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在群众实践的基础上进行总结和提升，后者则通过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改变社会，实现领袖的意志。革命和改革的对立或断裂是目前左派和右派在解释邓小平时所使用的共同框架，不管他们对邓小平的态度是褒还是贬。

这种改革和革命的二元论其实是一种皮相之论，在邓小平那儿并不存在。“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改革开放事业的总设计师”在他身上是完全统一的。改革的必然性不仅不否定革命的必然性，反而以承认这种必然性为前提条件。革命和改革都不是从抽象的观念和原则出发，而是从应对中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出发的。革命对现实问题的有效应对为改革应对新的问题提供了条件，同时改革也是要把革命的精神发扬光大。正是在此意义上，邓小平才强调“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文选卷三，页113）

对于毛泽东主导的新中国前20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邓小平心中充满了“了解之同情”。他多次赞扬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实践，肯定1957年的“反右”是必要的，认为和苏联的斗争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即使对于文化大革命，他也主张要进行历史的、科学的分析，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主要是为了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只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毛泽东整人也不都是一棍子打死，而是区别对待。而且文革中党和国家的工作也不是一无是处，外事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中国的大国地位得到了提升。（参见文选卷二，页149、172）

邓小平强调改革的正当性，并不是以否定革命的正当性为代价的。他深知，革命和改革是前后相继的关系，改革的前提条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体制，改革的中坚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而这些都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成果。离开了革命，改革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否定了建国前30年，中国共产党作为改革的主体地位就无法确立。

不仅如此，改革和革命在性质上也有相通之处。邓小平接着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的话，进一步发挥道：“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文选卷三，页370）为了破除一些人对革命的狭隘理解，邓小平还特别指出：“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文选卷二，页311）这样一来，改革就成了另一种形式的“继续革命”，是要在原有革命的基础上完成其未竟的事业，同时减轻和舒缓革命带来的阵痛。

在对待历史文化传统的问题上，改革与革命也不是完全对立的。完全脱离传统，改革和革命都不可能取得成功。邓小平无疑从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中吸取了很多营养，“小康”、“共同富裕”、“翻两番”、“讲信义”、“公道”、“长治久安”、“韬光养晦”这些邓小平经常使用的语汇，在中国传统中都有其根源。但毛泽东的革命也不是要斩绝与中国传统的关系，他对那种脱离中国传统和实际，言必称“苏俄”或“希腊”的俄化或西化倾向是非常厌恶的，早在30年代他就宣称中国共产党要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中国优秀传统，倡导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民性的精华”而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即使在建国后毛泽东也没有完全丢掉传统，而是对传统进行了新的建构和阐释，特别是强调了传统中法家的要素。总体上而言，革命和改革对传统都是采取了“古为今用”的态度，认为并没有一种现成的传统可以照抄照搬，而是要从当下和未来的需要出发，创造性地建构传统，为革命和改革奠定历史和文化的正当性基础。

强调改革和革命的相通性并不意味着邓小平否认二者在主题、对象、表现形式上所存在的差异。20世纪70年代末，国内人心惶惶，开创新局已成时代要求；而在国际上，美苏争霸俱显疲态，第三世界力量开始壮大，世界性战争在短时间内爆发的可能性不大，和平和发展成了时代新的主题，改革的条件已经具备。邓小平最早意识到这一点，并敢于从实际出发，打破革命时代所形成的那些脱离实际的教条，及时调整工作的主题和重心，完成前人未竟的事业。这既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内在要求，又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实事求是”、“常变常新”、“折中损益”的智慧。邓小平在这方面堪称大师级人物。

二、开放与自主

与邓小平的改革事业密切相关的是对外开放，它通常被认为是一项打破闭关锁国状态、并彻底改变了中国面貌的重大决策。邓小平把开放看做是全方位的，既包括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敞开大门，引进他们的资金、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发展经济的一些做法，也包括向苏联、东欧家和第三世界开放，与它们积极交往，发展经贸合作关系，还包括向港澳台地区开放。

邓小平认为开放是需要一定条件的。毛泽东在世时，中国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还设想过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是没有条件做到这一点的。 “我们建国以来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这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不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国际上反对中国的势力，反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势力，迫使我们处于隔绝、孤立状态。”（文选卷二，页230）70年代初，在毛泽东的领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