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改革经验的批判性评估

原编者按：马丁・哈特一兰兹伯格（Martin Hart-Landsberg ）近期给本刊发来题为《对中国改革经验的批判性评估》的文章。文章指出，经济学家通常认为，中国1978年以来的市场改革政策带来了世界上最成功的经济发展。一些进步人士认为，目前，中国有能力成为非美国主导的新的全球经济助推器。而少数人则认为，中国的改革经验证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行性和合理性。马丁・哈特－兰兹伯格对以上观点持批评态度，并对于这些问题提出了以下四点看法。第一，改革导致了一些非社会主义事物的恢复。第二，改革的成就被严重夸大，改革早期的成功主要得益于经济改革前毛泽东时期所建立的经济基础，但改革进程已经开始破坏这一经济基础，使中国更加依赖国外的投资、技术以及市场。第三，改革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大量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里，这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是不可接受的。第四，改革引起的增长过程依赖于范围更大的跨国重组，被跨国资本所操纵。所以，中国不仅无力承担主导全球经济的角色，其自身改革实际上进一步导致全球既有权力结构的加固，以及由此加剧了全球的不平衡和紧张关系。本文作者的部分观点并不符合中国实际，但有些观点最有利于中国转变增长方式，故将该文的主要内容介绍如下。

一、引言

经济学家通常认为，中国1978年以来的市场改革政策带来了世界上最成功的经济发展。经合组织在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中曾这样评价：

“自从25年前实施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在过去20年中，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达9.5％，这种势头似乎还在继续。这样的增长速度也是过去50年世界上经济增长最为持续快速的经济转型案例之一。”

值得关注的是，许多进步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予以肯定。事实上，当美国经济显示出结构性弱点时，许多人认为我们可能会见证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瓦解，代之以更为进步的、中国主导的新的经济秩序。许多人的证据如下：中国政府作出承诺，坚持发展社会主义；中国的工业发展使进口需求增加（从东亚进口成品以及从拉美、非洲进口初级产品），这似乎带动了许多第三世界地区的经济增长。

如果这一观点准确，那真的很令人兴奋。然而很遗憾，正如我在下文加以论述的那样，事实并非如此。首先，尽管中国承诺坚持社会主义，但中国并非正在开创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式，而是已经恢复了一些非社会主义的事物。

其次，归功于1978年以来的经济改革的成就被严重夸大。中国改革的早期成就应主要归功于毛泽东时代所建立的经济基础。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革进程已经开始破坏这种经济基础，同时，中国越来越依赖海外的投资、技术以及市场。此外，经济改革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大量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里，这对于大多数普通劳动大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

最后，不能割裂同全球资本主义的联系而单独理解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的积累过程在结构上已陷入困境，依赖于跨国公司控制的生产网络的运转，这些生产网络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国市场改革提供动力。所以，中国不仅无力承担主导全球经济的角色，其自身改革实际上进一步强化了全球已有的权力结构，导致全球经济失衡，政治关系紧张。

二、结构转型

1978年以来，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包括逐步用市场作用代替国家计划，允许私有制经济的发展，允许外资企业和海外市场与国内企业和市场展开竞争。政府认为这些改革使经济得以持续、快速的增长，而经济的增长则证明了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的成功案例，即市场社会主义的成功。

改革确实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形式。例如，商品交换目前主要由市场价格所决定。零售额中价格受国家控制的份额从1978年的97％下降到了2003年的2.6％。更为显著的是，生产资料价格受国家控制的份额则从1978年的100％下降到了2003年的10％。

此外，工业领域中私营成分在显著增加。1978年，中国经济中所有工业增加值中国有企业占100％。到1998年时，国有企业的份额下降到了54.8％。到2003年时，这一数字进一步下降到了41.9％。不过，这些数字还是夸大了国有经济的份额。

鉴于许多国有企业目前存在私人利益的情况（要么通过合资企业的形式，要么通过股权的形式），经合组织认为，国有企业直接或间接地被控制，这取决于国有实收资本是否超过总资产的50％。在工业增加值中国有企业直接控制的份额1998年下降到了38.9％，2003年下降到了22.9％（2003年所占份额不足工业增加值的四分之一）。这五年期间，私营成分由27.9％增加到了52.3％。

如果我们进一步关注制造业部门（工业部门的一个组成部分，包括采矿业和公共事业设备），就会发现国营部门战略重要性的下降趋势更为明显。经合组织将中国的制造业分为两类：第一类包括五个产业，它们依然被国有企业所垄断。这五个产业包括：石油加工及冶炼业、黑色金属冶炼业、有色金属冶炼业、烟草加工业及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第二类也是较大的一组，占制造业增加值的75％以上。它由23个不同的制造业构成，主要包括食品加工、纺织业、服装业、化工产品、医药制造业、塑料、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机械制造业、电气设备、电信设备等。这些产业目前被私营企业及日益增长的外资企业所控制。经合组织认为：

“1998年，以上23个私营制造业中只有5个实现利润增值。2003年，以上所有23个私营制造业都实现了利润增长。其中有一半私营企业实现产量增长达四分之三以上。总的来看，私营企业雇用了三分之二的劳动力，创造了三分之二的工业增值，占出口额的90％以上。”

电信业为最近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例证。其在所有工业增加值中所占的份额从1998年的6.4％增加到了2003年的9.5％，发挥的作用最大。不过，这一增长主要是外资发挥作用的结果。工业增值中外资的份额从38％上升到58％，而国有份额（直接或间接的）由45％下降到了25％。由于这一行业是中国主要的经济增长点之一，所以这一趋势表明，国有份额和国家控制的工业增加值份额注定会持续下降。

国有企业的地位仍然举足轻重，中国政府依然控制着经济领域中的关键性部门，不过这些领域并非核心工业部门。2006年，约160个最大的“国有垄断与寡头垄断的国有总资产令人吃惊地达12.2万亿人民币（约合1.6万亿美元），即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7％”。然而，其中一半是由三大石油巨头所创造的。事实上，“与去年同期相比，2006年实现的80％的利润是由石油、石化、电力、煤炭及金属等领域的垄断企业集团或垄断公司所创造的”。

改革进程也大大强化了外资的作用。例如，在中国全部制造业销售额中，外国制造商生产的份额从1990年的2.3％上升到2000年的31.3％。更为显著的是，一份来自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6年的报告总结到，在中国最主要的28个工业部门中，其中21个部门的大部分资产为外资拥有。国家经济研究局认为，跨国公司活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大。例如，在1995－2004年期间，大约30％的经济增长是由跨国公司的商务活动所创造的，这使得外资在2003年到2004年期间上涨了40％以上。

这种发展态势的后果是，中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出口。约46％的外资工业生产需要依赖出口，而国内生产企业的出口率只有16％。如今，外资企业控制着中国的出口活动：它们占中国整个出口额的比例在1985年为2％，1995年达到30％，而2005年则上升为58％（在高科技产业的出口更是达到了88％）。此外，全部由外国公司生产的出口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例如，在1993－2003年期间，中国完全由外国企业生产的、与计算机相关的出口占总出口的份额由51％增加到了75％。正因如此，出口占GDP 的比率稳定增长，由1990年的16％上升到2006年的40％多（亚洲发展银行）。

总的来看，尽管国家的宏观规划及国企依旧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长期积累起来的国家权力目前已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私有的、以赢利为目的的公司的影响，且受到国外跨国公司的掣肘。这些外国公司主要着眼于海外市场（主要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或者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已经在恢复非社会主义的事物（关于这一点在下文中会进一步讨论）。

三、国家能力受到侵蚀

许多经济学家（他们大多推崇资本主义，并支持市场优化政策）充分意识到上文所强调的主要趋势，尤其是跨国公司在将中国经济转化为出口导向型经济中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然而，他们大多忽略了由于发挥市场力量（尤其是国外投资）的作用，虽然中国的技术能力得到了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中国出口商品的技术水平，也带动了中国公司的发展，但是最终导致中国严重依赖出口。他们的观点也得到了当前中国政府的肯定，这激励了许多进步的经济学家在其他国家鼓吹实行类似的政策。

对此观点我并不认同。首先，该观点误认为市场化、私有化及放松管制对帮助中国摆脱技术落后的境地是必要的。其理由是，中国政府承认毛泽东时期的政策是导致经济灾难的根源。事实上，尽管中国经济在毛泽东执政晚期出现了一些问题（包括决策上的过分中央集权化、过分强调发展重工业而不惜损害其他经济领域），但国家计划和生产依然给中国带来了许多显著的成就。

正如迈斯纳（Maurice Meisner ）指出的，在1952年到1977年间，中国工业产量年均增长率为11.3％，这一速度是现代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在工业化时期都无法比拟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已经在大批量生产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和现代化远洋轮船。此外，中国还在生产核武器和远程弹道导弹，于1964年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原子弹爆炸试验，并于1970年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将以上成就综合起来，不难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的工业基础比比利时的工业基础还弱，但在毛泽东执政晚期。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六个工业生产国之一了。”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成就主要是依靠中国自己的努力所取得的。毛泽东时期中国与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相隔绝，被迫发展自己的科技能力，同时摆脱了外债――这是毛泽东执政时期最令人难以置信、却不被人重视的成就。

以计算机行业为例，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的观点如下：

“20世纪50年代，中国这个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模仿苏联模式建立了科技研发网络，其电子领域的研究者连续研发了几代计算机，在许多方面几乎毫不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的第一台计算机于1958年问世，只比日本晚一年。集成电路则于1964年研发成功，比美国的该项专利仅落后五年。1977年，中国的第一台微型计算机问世（甚至早于IBM 公布其个人电脑），1980年研发出了微处理器和巨型计算机，1983年则研发出了兼容机。”

如果对取得以上成就的时代背景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便会发现毛泽东时期中央政策的优势和局限。中国的研发活动分级别进行，并相应地提供资金。最高一级是中国科学院，它管理许多研究机构和大学。下一级是军事和政府部门控制的实验室。第三级是由地方工业局控制的研究机构组成。政府利用这种制度确保国家研究计划能够保证军事和重工业的优先权。正如上文所强调的，这种模式在发展所需的关键技术的过程中是行之有效的。

然而，这一科研制度并不重视与军事无关的研究。例如，高层研究机构和轻工业之间的联系便微乎其微。此外，在这种国家制度高度集中化的情况下，国有企业集中力量完成中央重点扶持的发展计划，与军事无关的企业则无需发展新的计算机技术和应用程序。因此，由于没有机制的激励，所以中央计划在保证了大量的技术成就得以研发的同时，也阻碍了技术的广泛传播。

有理由相信，为了解决该问题，中国政府一直在调整其科研计划的优先顺序。1972年尼克松访华使中美关系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不久之后，即1974年，中国提出了‘四个现代化计划’（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这意味着从致力于军事和重工业的结构形式转变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换言之，一旦其感到来自美国的威胁解除，中国便提出了其他方面的新的计划，旨在鼓励研究，提高日用消费品的质量和种类。

当然，这一计划能否成功目前尚不得而知。毛泽东在1976年去世之后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