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涛：文明国家与政党国家

面对近代中国应对西方列强挑战之时的节节溃退与衰朽，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中国所处乃“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敌人之生猛威力不仅往昔未闻未见，而且其背后之文明在若干处反让中国“由夏变夷”。于此，向西方寻求新真理，以求器物、制度、文化乃至国民性的自强、自新，重新挤入“文明世界”，便成为近现代中国史上绵延不绝、持续至今的现象。

随着西学与西制东渐，一批批有识之士竞相搬用西学概念与西制经验理解中国历史与社会，以此建构未来中国之想象，但伴随着这些不可不谓真诚之努力的是，中国历史与社会之特性被逐渐忽略、否定以至遗忘。虽然，在清末民初，梁启超和严复有回归传统、重新体认中华文明优越性之语，在五四运动后期，梁漱溟、杜亚泉及张君劢等人有兴起文化保守主义、发皇儒家道统之举，但在此后汹涌而来的政治大潮之中，学习与模仿西方之诸种挫败与紊乱所折射而出的重新认识和阐发中国历史与社会之特性的必要，却显得越来越没有必要了。

然而，经过30年改革开放，中国已经走出一条令世人为之惊讶且又困惑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我们虽因中西物质实力对比的变化而感到些许自信，但对经济发展重构原有社会和精神氛围所导致的棘手问题和困境充满不安与忧惧，而且亦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讨论揭示出的中国历史与社会之特性以及这些特性所具有的潜在与长远的意义把握不清。不过，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源自西方历史经验和西学的社会科学概念、范畴和原理在解释内涵着中国历史与社会之特性的中国崛起上已经捉襟见肘，而且中国在未来也绝对不会轻易地“融入”或“被融入”以欧美模式为预设并为欧美国家主导的所谓“文明世界”。

中国崛起以及围绕着“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展开的讨论给我们提供一个契机，摆脱种种西学定见所制造的“主义话语”，心平气和地寻找、发现、阐释乃至重新承认仍旧存留于我们之中，但并未被言明的历史延续性。可以想见，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的顺利发展必将与我们对中国历史与社会之特性的深刻自觉息息相关，而且我们的智慧、自信和力量也必将来自于对自身本质的深切把握。

何谓文明国家？

人们已经惯用“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个术语来指称现代中国，而且现代中国作为自欧洲近代以来形成的由民族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之重要一员，确实呈现出民族国家的形态，但是单纯运用民族国家的概念，又难以解释现代中国的历史来源、族裔复杂性和幅员版图等因素。尤其，当人们观察到现代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持续数千年而不断之中华文明的延续，历经外患内乱而终为浑然一统之共同体的新生时，源自于近代欧洲战争与分裂经验的民族国家叙事，遂失去解释的效力。

尽管现代中国的确具有某些民族国家的特性，但它的独特文明根底、悠久历史和文明延续性，让其超越了民族国家，成为一个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现代中国不仅是现代国际体系中一个主权国家，而且还代表了一个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相互鼎立的中华文明体，拥有着与其他两大文明在某些方面相互共通但又截然不同的文化价值、生活方式、礼法制度和文明理想。现代中国之所以是一个文明国家，在于它继承了传统中国（天下体系）的遗产，又没有像其他传统国家那样，在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发生裂变与消亡。传统中国之特性，以另外一种形态和必然性延续至现代中国。理解现代中国的前提，便是理解传统中国。

在传统中国，政统与道统合一，政权通过儒家思想与礼教来治理社会、维护自身之正统性和社会的伦理道德水准，同时儒家思想与礼教又依赖政权的庇护保证自身的贯彻与传承。政统护持道统，道统支撑政统。以儒家为核心的华夏文明，便在政道合一的王权和朝贡体系的扩张之中，从中原传播开来，远至东亚。

在传统中国，虽有皇权在上，但政治治理的基本形式是精英政治。经受儒家经典教育的士大夫统治团体构成政统与道统的结合体，不仅担当治国理政的责任，而且还传承文明，保证社会的教化和伦理水准。士大夫是传统中国的中坚力量，中华文明体的维系最终是依靠这一群体。尽管于晚清科举制度的废除，士大夫传统从制度上中断，但士大夫的精神却为后代社会精英所继承。传统中国之所以能历经万险，转型为现代中国，便有赖于那些一代代具有身系天下大任的士大夫精神的政治精英。

大一统中央皇权有两个制度基础支撑，其一是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其二是以天下观念为基础的朝贡体系。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于秦代形成，其后虽有分封制和诸侯鼎立之重现，但在分合之中，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始终是历史的主流和大势。对秦以后的任何一个朝代和政权来说，谋求巩固或建立大一统中央集权都是重要的任务，而且它作为一种强大的历史惯性和地缘政治传统，仍旧约束着我们的政治选择。

在天下观念的引导之下，传统中国与周边地区和国家通过朝贡体系构成了一个天下秩序。天下秩序虽以传统中国的文明优越感和自我中心主义为基础，但它的理想却是“王天下”、“太平世界”、“天下大同”，而且虽然天下秩序具有等级性，但它却是开放的、包容的。朝贡体系的存在维持了东亚的和平与稳定。以儒释道为核心的华夏文明通过朝贡体系在东亚的传播，深深影响了东亚国家的语言文字、文化思想和政教礼俗，以至于这些国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当它们力求通过去中国化来塑造民族特性时，陷入了截断历史起源、自我认知紊乱的局面。

传统中国自立于世界，数千年不倒，正是由于其内在的以儒家为核心的文明主义因素之传承，一如梁启超所说的“国性”（语言、文字、思想、宗教、习俗依次衍为礼文法律――“《大中华》发刊词”），只要“国性”存在，国家就会存在。传统中国不仅是一个政治体，更是一个绵延不绝的文明体。传统中国在近代与西方的遭遇，超出了经济、政治或军事意义，成为一种文明之间的碰撞冲突。由此，传统中国面临的任务比一般意义的民族国家更为艰巨，它所要做的不仅是谋求自立，而且还要进行文明的转型和更新。

西方列强通过武力打破传统中国“自成一体”的格局，强行将中国拉入“列国并立”时代。为了适应西方列强裹挟而来的民族国家潮流，聚集民力和资源进行现代国家建设，不少有识之士力图在人民主权观念的基础上，将传统中国塑造成一个民族国家，而这些努力仍旧不得不服从文明国家的现状。辛亥革命打着反满的汉民族主义旗号，但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孙中山便转而提出五族共和。其后，毛泽东提出“各族人民大团结”，也是力求适应文明国家这一事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了传统中国留下的文明国家遗产。无论是从政统道统合一的基本结构和精英政治传统，还是超越于种族民族主义的民族政策和中央集权结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传统中国有着无法割断的联系。因而，文明国家的这一事实，要求我们重新理解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历史进程，也同样要求我们以此为出发点来筹划现代中国的未来发展。

政党国家的兴起

传统中国在近代面临的危机是全盘性的，从政治、经济到思想文化，无不遭遇重大挑战和质疑。当满清统治者有所悔悟，于1901年开始全面推进改革之时，他已经没有足够的中央权力和国家权威来掌控改革进程，遂在日益高涨的立宪运动中丧失主动权，最终在南方革命起义的打击之下，被赶下政治舞台。然而，中华民国几乎是在一次军事政变和强人的政治交易之中建立起来，整个社会的运转并未有深刻地改变，从西方移植而来的政治系统与传统中国的社会文化系统完全脱节，中华民国不仅不能重建中央权力、整合社会秩序，反而在肮脏的党争和政治丑剧之中，让国家分崩离析，社会状况日益恶化。在普通老百姓眼中，民国政府甚至不如晚清政府更有权威、更感习惯可靠。

中华民国的政治试验虽未缓解中国危机，但极为明确地凸显出解决中国危机的关键在于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通过建立具有现代化取向的强大中央政权，推动中华文明体的转型，而要做到这一点，非要出现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力量，动员大众力量参与革命，进以清除帝国主义和军阀不可。

马基雅维利曾在《君主论》中塑造过一个倡导新体制、新秩序，从民众之中获取力量，进而凝聚民众意志、打倒反动势力，以结束分裂状态、建立统一国家的新君主形象。葛兰西认为，现代君主就是政党，“通过它，那个得到承认并在行动之中多多少少得到维护的集体意志开始凝聚成形。”（《现代君主论》）自清末民初，中国就已进入政党政治的时代，但能够成为马基雅维里和葛兰西所说的“现代君主”、重整中华文明体的政党还不存在。即便是对于民国初年的国民党，孙中山也充满了失望之情，“……革命事业并没有完成，就是因为党之本身不巩固之缘故……党中的党员，均不遵守党中命令，各自为政，既没有盲从一致信服的旧道德，也没有活跃于自由中的新思想……。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决心重建向其本人宣誓、效忠的中华革命党，以此打造思想和行动统一的革命党，再度兴起革命，但此举招致往日同志的反目、离弃，并未真正实现。

真正在中国开创政党建国进程的事件，是1924年的国民党改组。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之下，国民党按照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进行改造，健全组织、纪律，强化对党员进行三民主义教育，使之成为“能宣传主义、运动群众、组织政治之革命的人才”，而且运用政党来动员群众参与革命运动，进而夺取政权，并使党成为“掌权之中枢”。重要的是，在此次改组之中，孙中山明确提出了政党建国的设想：“以党建国”，“先由党造出一个国家来”，“将党放在国上”，用“本党的主义治国”。一时间，在各种党报党刊和党人口中，充斥了“一切权力属于党”、“党国”、“党军”、“党化”等名词（《党员、党权与党争》，王奇生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黄埔军校的诞生，则为政党建国增添了一个利器，近代中国从此出现了一支服从政党领导、为主义而奋斗的现代军队。政党构想建国规划，通过吸收精英、宣传主义、动员大众来凝聚意志和力量，运用掌握在政党手中的军队，来扫清阻挡创建现代国家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适应了中华文明体在转型过程中对领导力量和权威的需要。

然而，国民党并没有像人们期待的那样，成为一支如苏俄共产党或后来中国共产党那样的革命政党。在国共合作破裂与国民大革命失败之后，国民党曾一度陷入党内分裂与组织涣散的状态之中，而且反共立场使其对工农运动感到恐惧，尽管党员人数大幅增加，但其中工农成分却急剧减少，阶级基础进而转向农村地主阶级、城市资产阶级、买办、官僚和各类投机分子，其动员工农大众的功能日益弱化，革命性逐渐消退。国民党在南京从革命党成为执政党之后，蒋介石仍旧不重视国民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建设。相比于党组织，他更喜欢依靠军队，并想通过建立以军权为基础的个人独裁替代党本身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统一。而且，在内部关于自身阶级基础的争论中，国民党左派提出应该代表工农小资产阶级，但强调国民党应该代表全民利益的声音却占据主流，即除工农之外，还应该代表地主、资本家、买办等革命对象的利益。国民党不敢明确自身阶级基础的模棱两可，固然有作为执政党的无奈，但搞全民党的后果便是国民党为那些强势地主、资本家和买办左右、利用，工农小资产阶级被弃之于外。国民党成为一个丧失革命斗争意识、腐化堕落的既得利益集团，最终在与充满活力朝气的共产党的斗争中，被民众厌恶、抛弃。

尽管国民党没有学到苏俄共产党之精义，未能成功地以党建国，徒有党治国家之名，但以党建国，通过政党国家（party state）来重建社会、经济和道德伦理的需要，仍然存在。1930年代民国政治学之中有关“民治和集权”的争论反映了这一点。与今日学界相比，民国学者反而能够摆脱各类意识形态之影响，对中国问题有更为切近、清醒的把握。一大批留学于欧美，熟谙西方政治制度和理论的法政学者，如陈之迈、杨幼炯、蒋廷黼、萨孟武等，都敏锐地认识到当下中国的关键问题是建设现代国家，而建国事业的担纲者非一强有力之政党莫属，进而研究以党治国之要义，提出党治理论，把国家主义、党治主义甚至一党专政视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王向明著《民国政治与民国政治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国民党最终失败了，不过它体现了中华文明体现代转型的内在必然性，开启了创建政党国家的进程，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正是对这一进程的深入推进。

在国共各自代表的不同政党国家前途的竞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