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晓全：改革开放与中国现代化路径的制度分析

摘要：改革开放是我国在历史关键时期的重要战略抉择，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意义是使我国的制度结构发生了重大变迁，即使我国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给我国政治、经济新发展创造了巨大的制度空间，它既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又能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得益于党的坚强领导，“政党中心主义”的现代化路径是改革开放成功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能够以解放思想为法宝，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以思想观念创新为先导，以改革的精神推动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与发展，成功地完成了经济体制的变革与政治体制的完善，从而使我国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改革开放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关键词：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中心主义

改革开放的开启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是推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改革开放战略近三十余年来的成功实施，最大的成就就是使我国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1]。十七大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旗帜，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我国基本确立。这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制度结构变迁的正式完成，标志着我国已经在制度结构上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结束了过去“摸着石头过河的历史”，从而找到了正确的发展道路。

从新制度主义视角解读，改革开放战略催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制度变迁的重大成功。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突破、大跨越和大发展；思想不断解放，观念不断更新，改革逐步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挥了巨大的制度优势；同时改革开放的成功实施也折射出我国独特的“政党中心主义”的现代化道路的正确性和优越性。

一、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就是催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确立，为制度变迁理论在中国的运用性研究创造了巨大的分析空间。杨光斌教授通过对制度变迁的比较研究，提出了著名的“制度范式”理论，即制度结构决定制度安排，制度安排决定制度绩效。在比较中印两国改革与经济发展过程中，杨光斌教授又运用建构主义的方法在制度范式中嵌入了“思想观念”，从而又使得制度范式的逻辑演变为如下：

思想观念影响制度结构并改变制度安排，制度结构影响制度安排，制度安排决定制度绩效。

制度范式把历史分为常规时期和关键时刻，其中关键时刻形成的制度决定着常规时期的基本政治走向。在常规时期，制度的样式决定制度的绩效；在关键时刻，“观念”对于制度变迁至关重要[2]。这里的“观念”不是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新生事物，开始为很多人排斥，而最后却成为一种主导性的观念和政策，最终成为“共享信仰”，内化为制度。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历史发展的转折点，也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预示着我国将经历一场制度变革。邓小平的改革思想开启了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这场改革首先是在思想领域发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源于思想观念的创新。

事实上，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观念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也是经历了一个被学习、认识、争论、接受或创造性发展的过程，才最终成为了指导中国改革的共享信仰。实行改革开放战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从思想领域开始，在冲破思想界的“两个凡是”错误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的情形下，通过1978年展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加以确认，最终成为人们的“共享信仰”，成功地引导和推动了中国的制度变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内涵之一――市场经济，其“观念”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并最终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目标的过程就印证了这一点。从市场经济的“思想观念”产生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及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历了漫长的探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大致经历了六个阶段[3]：

第一阶段（1978―1979年）开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

第二阶段（1979―1984年）实行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政策；

第三阶段（1984―1987年）提出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新思想；

第四阶段（1987―1989年）实行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策；

第五阶段（1989―1991年）重新使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概念；

第六阶段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至今。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发展方向，从此使中国没有争论地走向市场经济。

任何一个政党或国家，无论它多么民主或专制，在推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都会遇到诺思的“国家悖论”。

诺思教授认为，国家有两个相互冲突的目的，第一个目的是企图确立一套基本规则以保证国家（国家所代表的集团或阶级）的租金最大化，第二个目的包含一套能使社会产出最大化而完全有效的产权[4]。“在使国家（及其集团）的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机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这种基本矛盾是使社会不能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根源”[5]。该理论被称为“诺思悖论”或“国家悖论”。

“诺思悖论”事实上指出了国家的制度结构以及由制度结构决定的制度安排中存在的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国家面临两难选择，即在保持能使租金最大化的垄断性的无效率的产权与能使国家收入最大化的有效率的产权之间进行选择。

“诺思悖论”启示我们，任何一个政府，无论是一个多么希望社会产出最大化的政府，它都必须同时考虑到统治者租金的最大化。因为前者关系到经济发展，后者关系到政权稳定，对于国家来说，二者同样重要。因此在改革中，必须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既是国家的“统治者”，又是社会产出最大化的享有者。然而，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国有经济的地位决定了国有企业是人民民主专政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在我国，国有经济已经成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它构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命脉，是社会主义国家统治的基础。因而国家必须在保证社会产出最大化的同时也兼顾维护国有企业租金最大化。

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性质和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国家致力于社会产出最大化，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也证明了国家在努力推动和保护有效产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不断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而使社会产出向最大化方向发展。我国成功地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改革，使国有企业焕发了活力；成功地推动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改革。

在由邓小平正式开启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党和国家成功地调和了国家目的二重性之间的冲突，以社会产出最大化为施政目标，努力调和“统治者”租金最大化和社会产出最大化之间的冲突，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在稳定的基础上进行渐进改革，更加积极地推动和保护有效产权，从而在社会稳定的基础上使社会产出不断实现最大化。

基于“制度范式”的制度变迁理论告诉我们，制度结构决定制度安排，制度安排决定制度绩效。稳定、良好的制度结构必然带来良好的发展。制度化水平不断提高，制度安排不断完善，必将伴随着制度绩效的显著提高。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以来取得的成就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我国带来的制度绩效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核心的内涵是在社会主义框架下发展市场经济，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具有巨大的优越性，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然而在社会主义政治结构主导之下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则属无效产权，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而市场经济在实践中被证明是配置资源的最优手段。

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的最佳手段，在我国发展市场经济能够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然而市场经济并非万能，它同样会伴有许多负面效应，例如收入差距拉大，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等等，因此单纯依靠市场调节并不能带来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应当需要政府来调控经济发展。而社会主义的政府能够把宏观调控和微观调控相结合，对经济进行强有力地宏观调控，能够有效地避免自由市场带来的两极分化，能够消除不公平现象，建立一个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既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引进了市场经济，保证了资源配置的最优化，是一种极具生命力和优越性的制度。因此，我国在社会主义框架下发展市场经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能保证经济的快速发展，又能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终确立，表明我国的制度结构变迁基本完成，制度结构得以定型，我国成功地从制度变革期进入制度稳定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结构下，我国的制度安排必将不断完善，由此产生的制度绩效必将使人们过上体面、富足的和谐、小康生活。

无可争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给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新发展创造了巨大的制度空间。如果说社会主义解决的是民主问题，那么市场经济解决的则是民生问题。即在政治上满足人们的参政要求，使人们能够真正当家作主；在经济上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使人民过上体面、富足的小康生活。社会主义框架下发展市场经济给中国带来了滚滚财富，使国家有能力为社会提供尽可能多的社会福利。可以说，改革开放战略付诸实施三十余年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制度绩效，而十七大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口号已经向我们吹响了福利政治经济新时代的号角，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引领下，中国正在跨步进入福利政治经济新时代。

二、政党中心主义的现代化路径是改革开放成功的根本保证

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历程表明，无论各国的发展模式如何不同，无论其发展道路如何多样，其最终目标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实现现代化。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各国的路径大相径庭。从现实的国家治理层面来看，各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具有不可复制性，采取哪种发展模式要视其具体的历史背景和现实语境而定。

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有两种，“即英国－美国的商人阶层主导的社会中心主义模式、法国－德国－日本的官僚体系主导的国家中心主义模式”[6]。而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的道路，既不同于英、美的“社会中心主义”，又不同于德、日的“国家中心主义”，而是一条中国特色的“政党中心主义”道路。

政党中心主义道路通过党对国家的领导能够发挥中央权威强有力的主导作用，同时又能通过思想解放运动和保持党的先进性不断进行理论和思想创新，指导和推动制度发生变迁。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得益于政党中心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改革开放折射出了我国独特的政党中心主义的现代化道路的优越性。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党通过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来领导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改革开放战略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战略决策，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进行的，改革开放事业的成功与否关键在党。

制度范式理论告诉我们，思想观念影响制度结构并改变制度安排，制度结构影响制度安排，制度安排决定制度绩效。中国共产党要成功领导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正确处理制度范式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要通过思想解放与理论创新，适时更新自身的执政观念，适时改革制度结构中的弊端，正确处理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做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以利于以民生和民主为核心的制度绩效的最大化。正确处理好制度范式几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寻求合法性和增强政党适应性以提高执政能力的过程。

思想观念对制度变迁很重要，任何制度创新几乎都首先源于思想观念的创新。在我国，思想观念催生了改革开放，并成功地开启和推动了我国的制度变迁。但是思想观念转化为共享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