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家贵：抗战时期中共对土匪、会道门的策略

土匪、会道门是影响中共创建、发展抗日根据地的两大重要社会问题。抗战时期，中共从各地具体情况出发并结合不同时期的政治、军事需要，采取了积极、稳妥、灵活的策略，较成功地解决了这两大社会问题。本文以山东抗日根据地为主要研究对象，尝试对中共有关策略产生的背景、形成过程、具体操作方法等方面作一论述。

一

本文涉及到的「土匪」，就是指超越法律范围进行活动而又无明确政治目的，并且以抢劫、勒索为生的人。土匪是1949年前中国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它不仅人数众多，分布面广，还拥有自己的武装和根据地，甚至能左右当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从而形成「官匪分治」的格局。「会道门」是一种从事特殊宗教、社会或政治活动的，具有秘密宗旨和礼仪的，与政府抗衡的秘密团体。在1949年前的中国，所指的就是一些异端教派如黄天道（亦称黄天教）、先天道（亦称先天教）等（此类组织主要颂经拜神、制造和传播迷信邪说，迷信色彩极为浓厚）和会门组织如哥老会、红枪会、大刀会等等（此类偏重吞符念咒，练功习武，据地自保），也就是统治者所说的「邪教」1。

自近代以来，中国的土匪和会道门的活动一直是密切相连的。到了民国时期，它们的关系更加密切，已呈现错综复杂、难解难分的局面2，对中国政治、社会产生着日益重大的影响。基于这个原因，本文将二者视为一个整体予以研究。

史料显示，民国时期，东北的马贼、闽浙两广地区的海盗、太湖运河地区的盐枭以及苏豫皖、湘鄂赣、西北诸地区的土匪均以骠悍、善战而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保守估计，1930年全国土匪人数为2,000万左右3。山东是全国土匪问题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据统计，1918年，山东约30个州县曾拥有土匪三万多名，步马枪约2.3万枝，自来得枪3,000余枝，他种手枪2,800余枝4。而鲁西东昌一带就曾拥有「土匪一万余人，匪首300余人」5。到1930年，山东境内的土匪人数超过20万人6。山东土匪都是有武装、有组织的，大的成千累万，具有较强的战斗力（如刘桂棠部号称「黑旗军」，曾流窜整个华北）。1921年11月，北洋陆军一营剿匪官军在曹州刘庄便被击败7。至于发生于1923年5月的临城劫车案更是震惊中外的大事。民国时期，中国的会道门势力也极为强大。以当时山东的会道门为例，该省会道门有的影响力遍及全国，如一贯道；有的在华北地区产生影响，如八卦教、皈一道、九宫道、圣贤道以及以红枪会为中心的各种枪会；至于省内的会道门组织更是不胜枚举，计有150余种，据已知道的会道门就有：新民会（不同于汉奸新民会）、复兴会、保皇党、圣人道、斥堠队、黄天道、五道会、九宫道、万字会、先天道、黑旗会、红旗会、黄旗会、蓝旗会、白旗会、青旗会、皇天教、一贯道、八卦教、战坛会、道德会、红枪会、无极道、九宫会、同心会、快道万仙会、万国道德会、猴子会、大刀会、金钟罩、大地坛、小地坛、皈一道、黄中会、小刀子会、孙膑大师会、眼光会、清真会（妇女占多数）、西干会、金丹会、青年会、老年会、金钱会、中央道、圣贤道（又名一柱香、无形无像道）、秘密教等五十几种8。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大举南侵，华北一些省区迅速沦陷。国民党军队的迅速后撤致使一些地区陷入无政府状态，千百万百姓彷徨无主，众多的杂色武装应运而生，如处于山东抗战前沿的鲁北（即冀鲁边）之宁津、庆云、盐山以及惠民一带之乐陵、无棣、阳信、沾化、临邑、德县、商河、德平等县，「处于战争的混乱状况，土匪也趋机而起」；鲁西、鲁西北地区，「土匪乘机蜂起」9。一些封建迷信团体如会道门等，依仗其在民间的巨大影响，也迅速活跃起来。据统计，山东、安徽等省的民间武装至1938年已达100万之多10。这各色各样的民间武装多属土匪或会道门武装，按对日态度可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属于不堪忍受日本侵略军的蹂躏而由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他们以各种形式打击日军，并同国民党、共产党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一类是被地主、豪绅组织、操纵的联庄会、会道门武装，其中有的已「变坏通敌，成为汉奸，同我们作对，破坏抗日」11。1938年，山东莱芜中央道道首张无海自称「铜头铁罗汉」转世，纠集徒众万余人投降日军，被编为第九旅，即是典型事例；最后一类是抱有各种不良企图的人假借抗日名义组织起来的土匪武装，他们常常打着抗日的旗号，到处横行霸道，穷苦百姓过着「白天怕见人跑，夜间怕听狗咬」的日子，提心吊胆，不得安宁12。有的土匪武装公开叛敌，如土匪朱信斋，他本已被八路军收编，但又于1938年8月率部叛变，一夜之间捕去中共党员、干部200多人，杀害近百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浮鹏山事件」。有位中共领导人在回忆录中不无忧虑地写到，这「众多的土匪武装多为敌、伪、顽主要的直接后备力量。他们与我们争人、争枪、争地盘」13。民间杂色武装的出现、发展，严重影响着中共势力在广大农村的存在乃至发展。

山东国民党军队多为蒋系控制的原地方土匪武装。继韩复?后的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为代表的派系，绝大多数是在山东本土发展起来的，「带有浓厚封建性的地方武装，如鲁中的秦启荣、吴化文、厉文礼等部，鲁南的申从周、王洪九等部，滨海的许树声、朱信斋等部，胶东的赵保原、秦晋康等部，清河的何思源、张景月等部，冀鲁边的刘景良、张子良等部，鲁西的王金祥、齐子修等部，湖西的孙良诚、朱世勤等部」14。国民党也刻意利用和操纵土匪、会道门以达到反共目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就积极利用土匪吴德胜、刘景良、朱世勤等部反共15；对于会道门，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在制订的反共计划实施办法中，明确提出了利用、操纵迷信团体的策略：一，利用民众迷信心理，拉拢全省各地道门、帮会、基督教民之领袖份子，假借不伦不类之名义，先使入伙，使在不知不觉中为吾人效死；二，收买全省各地道门、帮会基督教民之顽固激烈份子，加以训导，使在不知不觉中服从本党指导为吾人效死；三，分别各项民众迷信团体之性质，选派本党中熟悉该团体内幕之干练同志，假借该团体所需要崇拜之人物，如道门中之师傅、宫长、坛长、法师、道长……，诡称由为该团体素昔认为之圣地到来渡世救人，如对道门则称由昆仑、峨眉、珞珈、灵鹫等地，以坚定其精神上崇拜尊敬信念……，民众头脑简单，如此一行，则莫不为信仰之团体效命致死，而实际则为本党效命致死；四，假借迷信方式，……，复将本党训民众之方法秘密融化运用，使其自己虽入?而不自知；五，利用以上方式，假借各该团体崇拜人物训示命令为号召，发起对中共之大规模暴动屠杀行为；六，在进行过程中，随时运用其固有组织与反抗心理，使其不断流血，俾其与中共结成百世不解之仇16。

日本侵略者也充分认识到会道门的重要作用，并专设有会道门工作部，有目的、有计划地培植、利用汉奸会道门为其侵华反共服务：一是创造会道门，这些会门实际上是一种汉奸组织，如道德会、协和会、大同会、新生会等；二是进行改造会道门，把旧有的会门加上伪政治工作（派政工人员）使其质变名不变，如经敌改造了的安清道义会、一贯道、秘密教、提篮子会、硬拳道、黄沙会等；另外，日本侵略者曾花了极大力量，以「万道归一」的口号企图统一会道门，如将红会、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一贯道等会道门组织成为「山东宗教联合会」；1942年，京师普济佛教会为适应东亚和平的需要，在日军授意下改名为「未来和平宗教会」，不久在济南组织分会并建立「山东保卫团」，协助日军进攻中共的抗日根据地；三是利用会道门，这不同于改造，而是相互利用，这些会门更多，如铁板道、皈一道、部分天主教，据统计有二十多种。日本侵略者利用会道门主要做下面工作：

（一）在沦陷区，以会道门形式组织群众，提出所谓「保家防匪」的口号，阻止八路军深入其占领区活动，如在「治安区模范县」山东峄县，日军强迫当地农民参加红枪会组织，每天晚上都要开讲、练功夫，即使农忙季节也不例外，有时还胁迫他们去峄南抢粮17。

（二）在边缘区，则以发展会道门作为向抗日根据地封锁或蚕食的先锋队。

（三）在抗日根据地，则利用会道门作特务活动线网之掩护；其次利用中共政策弱点（如负担重、差务多、站岗放哨多等），组织群众反抗政府，「扫荡」时作内应，或武装暴动，有的则长期埋伏18。

上述事实充分说明，土匪、会道门问题已对中共创建、发展抗日根据地构成了严重威胁。能否积极、稳妥地解决土匪、会道门问题并为抗日所用，成为中共能否顺利创建、发展抗日根据地，乃至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关键。

二

早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为了团结和争取一切抗日力量，中共对土匪、会道门以及与这些团体有关的地方武装便广泛开展了争取教育工作。1935年底，中共及其主力部队到达素以匪祸严重著称的西北地区不久，便着手解决该区的土匪、会道门问题。对于土匪问题，中共在艰苦、恶劣的武装斗争中已积累了丰富经验，井冈山时期王佐、袁文才武装的改造便是典型事例。中共川陕根据地陕南特委将「神团」改造为游击队，也为中共解决会道门问题提供了成功的经验19。1936年7月15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人民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布了对哥老会等组织的宣言，号召他们和全国人民一起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要在共同的抗日救国的要求下联合起来，结成亲密的、兄弟的团结，共抱义气，共赴国难」，「欢迎四路好汉弟兄都派代表来或亲自与我们共同商讨救国大计」20。1936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设立哥老会办事处，成立了中华江湖抗日救国委员会筹备处，并于同年10月15日在陕西省志丹县的马头山召开了全国哥老会代表会议，也就是「马头山开山堂」。抗战全面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争取、努力下，中国建立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包括各党派各界各族团结抗战的局面，为争取、改造土匪、会道门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条件。中共山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决策和中共中央北方局提出的「每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应该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口号，制订了团结、争取一切武装力量，发动武装起义的方针。鉴于山东的特殊省情，中共山东省委决定要选择在韩复?溃逃，而日军尚未到达或立足未稳的时机发动武装起义，因为如果起义过早，则可能遭到韩复?的扼杀；起义过迟，日军则深入侵占，会增加发动起义的困难，而且地方反动势力和土匪也会蜂拥而起，民间枪枝就会被攫取21。在此前后，中共山东省委即以各地党组织领导成员为核心，以党员、民先队员、延安派来的红军干部及平津流亡学生为骨干，积极团结争取各阶层爱国人士、各地方势力及土匪、会道门，不失时机地在全省各地发动了抗日武装起义，初步开创了建立山东根据地的局面。

应该说，中共争取土匪、会道门参加抗战的决策并非一开始就为全体中共人士所接受。抗战全面爆发后，王明从苏联回国。他片面夸大「统一战线」的作用，坚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反对积极发展人民抗日武装。这对中共抗日武装力量，特别是江南新四军力量的发展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中共东南局书记项英深受王明思想的影响，曾多方限制部队的发展，限制群众运动，如拒绝批准新四军二支队收编土匪部队22。当然，这种错误思想还来自于其它方面。中共军事领导人罗荣桓就曾在回忆录中分析到：由于本身年轻，加上过去长期处于地下党的地位，缺乏执政经验，对政权的作用与认识不够，因此在政权的领导上也出现了偏差，从而「障碍各种工作的开展」，如在争取土匪、会道门工作上，突出表现为不敢发动他们，尤其是对于争取反正过来的伪军与收容编制起来的土匪，我们党「对他们的党政工作是异常微弱或者根本没有」，因而「往往把他们摆到边缘游击区而获得勒索抢掠的合法地位，这不能不造成我们在严重三角斗争相持的地带上遭到失败」23。

中共对这种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1939年底、1940年初，中共中央、毛泽东两次指示山东的党要把发展武装力量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山东那边民枪极多，主要是缺少干部和基干力量」，因此，要「在山东全境大量发展军队」24。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刘少奇针对项英等人批评新四军「招兵买马」的言论，说：「有马不好吗？为甚么要反对？有人不用，有马不骑，革命能成功吗？」251942年3月中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