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恒胜：村治研究的路径与转向――一段学术史的回顾与检视

第一章 导论

一、选题的缘起和意义

政治学研究的重心下移到处于社会底层和边缘地带的农村的同时，也是国家在其强势话语下对广大的农村社会进行有计划改造的过程。在国家与农村的共同需要面前，政治学者得以在农村拓荒耕耘。随着研究的兴起并不断走向深入，“三农”问题日益在国家政治中凸显出了它的重要位置。因此，政治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农村政治学研究，而村治研究又成为农村政治学研究的主流。学术通过与国家政策的高度互动，从而深刻改变了以国家为主导的乡村治理格局。这一研究本身促进了中国学术的成长并型塑了一定的学术品格，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积累起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资源，从而有利于突破西方的话语霸权并获得一定的自主性。

因此，无论在宏观的国家话语面前，还是从政治学研究以及中国学术界中的地位来讲，村治研究都应被寄予更多的关注。我们不仅要理清这一研究的兴起、发展与转向的宏观脉络，还要探究它发生这一系列变化的背景、原因及其深层次逻辑。2006年7月，在与我的导师刘义强老师讨论硕士论文的选题时，他说，在目前学术发生转型的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对过去所做的研究(如村治研究)进行梳理，从而以“反思着的主体”身份审视这二十多年的学术历程，凸显出其发展变化的逻辑与规律。而在目前，对村治研究进行系统地梳理和反思，无论从现实层面还是从学术本身来讲，都具有一定的意义。从笔者自身来讲，我进入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以来，深受“华师风格”的影响和熏陶，积累了一定的知识资源，而我也试图摸清村治研究历程究竟是如何发生、发展和变化的，从而为以后的研究奠定基础。于是，在审慎考虑并与导师、学友讨论之后，我决定将对这一学术历程的考量纳入硕士论文的选题范围。

以上所述己部分地凸显出本文的研究意义。通过对自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村治研究做一全面的回顾和梳理，不仅可以使我们对改变中国传统乡村格局的治理模式有一个总体了解和宏观把握，而且还可能以此建立起一种框架(或看待问题的方式)，以便为各种角度的争论和各种思路的分歧提供一个可供广泛讨论与参照的平台，从而建构一个共同参与的学术话题。而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颁布20周年之际，对村治研究的发生发展进行系统地梳理，既可以回顾历史，检索过去，也可以展望未来，预测趋势，具有其应有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现状及其不足

与村治研究相比，村治研究的研究较为滞后且缺乏系统性。这些研究主要是对村治研究过程中所遭遇到的困境的反思，且多是针对某一方面的具体问题(内容、方法或研究思路)而进行的。现就主要观点作简要梳理。

柯丹青 (Daniel Kelliher)曾对中国国内关于村民自治的争论进行过专门阐述，认为村民自治研究兴起的一个重要背景是1980年代农村基层组织的崩溃和治理体制的缺失。在文章中，他对村民自治倡导者和反对者的观点和理由进行了梳理，并对中国走向民主之路进行了乐观的预期：“历史上的民主总是偶然出现的东西。在大多数场合，当一个威权政府下放一点权力给民众的时候，民主才会来临，尽管统治者放权放得很勉强、很不情愿，而且往往当作权宜之计。然后，无心插柳柳成阴。这种应急的纯粹工具性变革转变成一种权力之后，掌权者再也收不回去了。”

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逐渐在该领域积累起丰富的理论资源和实践经验。1998年，徐勇等一批学者在庐山召开的“村治研究与实验”研讨会达成了“庐山共识”，其后发表的《村治研究的共识与策略》为该研究提供了方法与途径。这些共识包括：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直白的文风、平和的心态、深刻的片面、分步的策略。这些共识无疑推动了村治研究的深入。其后，针对农村研究的方法问题，徐勇教授集中考察了经验性研究的局限：只见“社会”，不见“国家”；只见“树叶”，不见“森林”；只见“描述”，不见“解释”；只见“传统”，不见“走向”。为此需要超越经验，转换视角，特别是引入国家的视角。这种视角的转换也许在其《“回归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建构》一文中更清晰地体现了出来。在此后的多篇文章中，他从多个层面深入探讨了“国家”是如何进入乡村社会的。

与此同时，村治研究的取向也开始发生转型。全志辉认为1990年代后期村民自治研究的取向有明显的分野：研究目的上出现政策研究与学理研究之分，研究方法上出现宏观研究和个案研究之别。它们大都可以进行不同的组合：宏观政策研究中的争论焦点是如何评价村民自治的地位、作用和发展前景；个案基础上的政策研究的宗旨主要是回答有关村民自治的民主性等问题的同时，着眼于对村民自治各项制度的理解和改进；个案学理研究则是试图作出对村民自治实践普遍性的解释。他还提出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乡村社会对村民自治的反应，村民自治发展的区域比较研究，村民自治与中国现代化关系研究。

村治研究在现实中遭遇的极大困境，促使众多学者对其展开深入而又不乏学术性的争论，并对村治研究本身进行整体性反思。争论的开端是应星在《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l期发表了《评村民自治研究的新取向―以<选举事件与村庄政治>为例》一文。文中提出了几个极为尖锐的问题：村庄政治的主题究竟是村民自治，还是村庄治理?乡村研究究竟是需要“野性的思维”，还是需要“社会学的想像力”?田野调查究竟是要更广泛的，还是要更深入的?文中认为，“无论是在研究的主题上，还是在研究的方法上，乡土派的研究都存在着一些可商榷之处。”而如果要“捕捉到中国乡村社会在转型期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和微妙状态，从而可望走出一条真正的理论创新之路”，“只有同时依靠对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精深阅读和对中国乡村社会实践逻辑的敏锐洞察，也即依靠理论素养和经验直觉的相互滋养”。全志辉随即对应星的批评作出了回应。他认为“村民自治是否触及村庄治理的实际目标并不重要，甚至选举是不是村庄政治的基础和核心环节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这一事件的研究是否能够发现村庄政治的核心和隐秘”，“从村民自治中能否发现村庄治理的内在机制”。他认为时事问题也可以成为学术问题的来源。在时事问题学术化的时候，不一定非要遵循既有的主流研究。他还对以“村庄社会关联”进入村庄和学术传统问题进行了探讨，并以多个案比较方法的“映照”来回应应文的批评。吴毅等人在《村治研究的路径与主体》中在回顾了“乡土派”研究的学术进路之后，从“研究视角与研究框架”、“‘反西方’与‘反理论’问题”对应文的批评进行了反驳，并阐述了当下中国农村研究的基本理论主张。

以上各种争论都是村治研究者站在自身的角度来阐述观点的，难免带有较浓的价值关怀和为自身研究论辩的色彩。这无疑会影响学者观点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在学术发生转型的背景下，人们对村治研究历程的审视，逐步站到了一个旁观者的立场，试图从中探讨它的运行轨迹。

《农村政治研究：缘自何方，前路何在》、《模糊的边界与多元的视角》、《二十年农村政治研究的演进与转向―兼论一段公共学术运动的兴起与终结》几篇文章以“农村政治研究”为论述对象，分析了其发生、发展和“终结”的历史，并从方法论的角度阐述了“多元交汇中的分析视野”，如“国家与社会”、“国家政权建设”理论、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而农村政治学研究的进路是多元的，包括政治学进路的农村研究、人类学进路的农村研究、理论进路的农村研究与问题进路的农村研究，但它却没有一个明确的边界和固定的取向，这些特点促成了研究的多角度进入和多层次争议与分歧。对村治研究的路径转换进行较为系统阐述的是吕德文的《村治研究的传统与现状》一文，虽然论述对象为“华中村治研究”，但却能够反映出研究进路的基本面貌。文章对村治研究的传统、转向、现状、趋势进行了阐述，使人们对这一理路的变化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然而无法否认，这些研究都是针对某一特定层面展开论证的结果，且论述者都同属于一个学术群体并拥有近似的学术背景，因而其针对这一历程的观点、理路有着众多的相似性并将其模式化，因而难以全面而真实地反映村治研究这一学术历程。

在对村治研究进行正面梳理的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对这种研究进行了批驳或提出了质疑。这种批驳或质疑的起点和因由，则是他们对村民自治这一民主实践形式的怀疑。沈延生对村民自治从冷到热的历史进行了回顾，对村民自治的实际绩效进行了评估，并从政治改革系统思维的角度、村民自治与国家政权建设和政治发展的关系进行探讨，进而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村民自治是中国特色现代化的“制度创新”吗?他希望村民自治倡导者“不要太痴迷于创造‘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经验范式，并对由西方国家经验中产生的西方民主理论构成挑战’，应当尽快抛弃‘群众性自治’的理论怪胎，在与国家社会接轨的基础上展开对中国特色地方自治和社区自治的探索”。另外，在《村政的兴衰与重建》、《对村民自治的期望与批评》中他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还有学者对村民自治研究的热潮进行了“冷想”，有的学者提出了“‘村民自治’是民主政治的起点吗”、“中国乡村民主政治能走多远”的疑问，对村民自治和村民自治研究提出了质疑。这些批驳与质疑无疑促进了村治研究者作为一个群体的深刻反思。

这种梳理虽然相当不完备，但结合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研究多是对村治研究的观点阐述、方法论探究和学术历程的梳理，我们从中很难窥视这一历程的运行机理和发展逻辑。在众多的文章中，出于某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原因，研究者缺乏一种意识，即将村治研究这一学术历程置于特定的时空场域中，从而导致其对村治研究的背景缺乏交代。在本文中，笔者试图探讨这段置身于国家与学术两种场域中的话语史，从而展现村治研究的生命和历程。

笔者作为一个初涉该领域的研究者，虽然选择该课题会面临许多困难，但这也使笔者得以以“旁观者”的身份冷静地反思这段历史，从而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而如果在对该研究发展脉络的阐述中展现村治研究的路径和转向，在具体的历史平台中型塑和勾勒出其本身的轨迹，从而将其作为一个学术事件呈现出它发展的因由，则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笔者正是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尝试着进行这项工作。

三、基本思路、理论架构与研究方法

本文拟对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的村治研究作一回顾和检视。村治概念随着研究的深化和发展，其内涵和外延也随之发生变化。笔者试图在变化着的历史中展现学术研究所遵循的路径与转向。根据村治研究所关注的主题、取向及其背后以国家话语为主导而发生的深层次变化，笔者将这一学术历程分为两个大的时间段：一是1980年代中后期至1990年代中期国家话语影响下的村民自治研究，二是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走向学术主位的乡村治理研究，即本文第二章和第三章所主要阐述的内容。

在第二章中，笔者主要考察国家的强势话语是如何渗入(或影响)村治研究的发展历程的，以及学术本身为何和如何不自觉地倾向于迎合国家的诉求，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学术本身所呈现出的困境以及学术所应追求的指归为如何，等等。本文认为，在政治学从殿堂走向田野的过程中，这种并非起于自觉的学术重心下沉很快在国家层面催生了“民主”的话题，导致了研究重心虽下沉到底层农村社会，但研究者的天下关怀仍在“庙堂”的上下错置的局面。这直接导致了村治研究中对现实的强烈关怀、政策研究取向、对治理问题的忽视，以及所遭遇到的乡村社会中的“民主”困境。另外，村庄视野的限度也促使研究者在对村庄进行“深描”时进行横向上的拓展和纵向上的提升。

在第三章中，村治研究逐步转向了以价值中立和非意识形态化描述为基础的学理研究，研究重心才开始了真正的下沉。研究者将视野下沉到底层农村社会，试图挖掘出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乡土社会的性质和真实面貌的同时，其观察视角也逐步转向了以“国家”为外部视角来透视乡村社会整体面貌和运作过程的内外兼顾的方法论角度，从而避免虽“身在此山中”却“不识庐山真面目”的认知困境。其表现为以徐勇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主张“回归国家”，将“国家”看作一种分析路径或视角，并以此观察农村。

除了第二、三章作为本文的主体部分外，第一章为导论部分，主要交代选题的缘起和意义、研究现状和不足、文章的基本思路、架构和研究方法。另外，对作为一种概念体系的“村治”进行界定，以厘清思路，避免混淆。

第四章为“村治研究的多重话语权分析”，提出村治研究应“还原学术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