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彦卿：生产力决定论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

摘要：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随着科技生产能力的提高，经济社会的发展，民主建设，即政治体制深化改革同样需要与时俱进，隔一个时期上一个新的台阶。当代中国基本进入市民时代，和谐小康社会的健康发展，需要权力的进一步下放。

关键词：生产力决定论；政治体制改革；权力下放；中国

生产力决定论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概括，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性规律。依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论的指导，结合我国建国后的经济社会发展实况，总结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可以明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规律，给当代和谐小康社会建设带来有益的启示。

一、生产力决定论

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33页）恩格斯也说：“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76页）“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页）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经济基础

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像马克思所设想的那样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而是首先在东方落后的国家获得突破，这是否就可以说不符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呢？当然不能。东方社会主义国家获得胜利，主要在于，欧美资本主义生产力在开拓世界市场争夺殖民地之前已获得较大发展，为他们开拓世界市场掠夺东方殖民地提供了强大的物质生产力后盾，在开拓世界市场的过程中，采取暴力侵略、野蛮掠夺等手段，抢购原材料，倾销工业品，进行商品输出，并且后来资本输出，按照本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复制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使殖民地的社会生产力对比原封建专制等时代有着质的飞跃，同时也培养着殖民地的现代产业工人。因此，东方社会主义国家获得胜利的社会生产力基础，是欧美资本主义生产及生产模式扩张的结果，是资本主义近代文明强制性推广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所说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277页）其次，是欧美资本主义残酷压迫剥削的结果，包括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东方落后殖民地的生产力并不是出于道义和帮助，而是赤裸裸的政治压迫和经济侵略的需要，要把东方落后国家变成其资本家发财致富工厂里的一根链条、一道工序、一个环节，把东方民族变成产业工人，其榨取剩余价值的奴隶。一个很小的例子，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帝国主义直接或向中国政府提供贷款间接修筑的铁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是次要的，主要成了列强的侵略深入内地的凭籍，直至激发广大爱国民众的维护路权斗争高潮。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所以，如果说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胜利是世界现代史上特殊的产物，主要是指东西方之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的结果。再者，这是事物与矛盾发展过程中的否定之否定，是螺旋式上升与波浪式跳跃式前进。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早熟，是社会形态发展中否定之否定，既否定了封建专制的腐朽，同样由于西方资本主义比较充分发展而暴露出的诸如殖民侵略战争、贫富两极分化、经常性的经济危机等社会痼疾而得到应有的否定。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设计的五权宪法、节制资本使之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等建国大纲的构想，都事实地说明了后发展国家在社会形态的革命变革中所做出的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的理性选择，是历史潮流和民心所趋。所以毛泽东同志说，中国共产党正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和发展者：“被国民党反动分子所抛弃的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由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分子继承下来了。……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宣言，承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5、1045页）。当然，我们国家是建立在一穷二白的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农业国，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决定了经济体制改革和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以便健康快速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任重道远，是一个新的长征。

所以，社会规律的客观性制约着人们的生产活动，人的自觉活动对社会规律又有能动作用。新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是人类社会发展特殊性多样性的一个表现。

三、建国初至改革开放前时期我国的政治体制

毛泽东同志说，我国是一穷二白的农业大国、人口大国，很好地概括了在古代长期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下与近代一百余年西方列强的殖民压迫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生产力条件、经济基础。

建国初期的宪法（1954年）规定，我国的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各级机构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年召开一次，行使立法权，常务委员会主持人大日常工作，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监督国家行政、执法机关的权力。地方各级政府不是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而是由上级行政部门任命。地方各级人大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因此，在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大国、人口大国内，由于国际资本主义势力的抵制，我国实行了“一边倒”的外交策略，虽然宪法规定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是政治层面，在国家治理与建设上主要仿苏联斯大林计划经济模式的时代，政府部门实际运作的是中央集权制。并不是说此时的中央集权制好坏优劣，而是在生产力比较低下的农业大国内，也只能实行中央集权制，这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政治上层建筑建设水平与进度。马克思所说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社会，机器大工业产生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用在这里基本不合适。因为我国以马列主义与工农革命运动相结合而产生的共产党的领导，不但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政权建立的政治基础就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工人阶级的领导，经济基础是以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为主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与封建社会的地主阶级专政不同，与封建地主的土地私有制不同。此时的中央集权制，可以强有力地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继续打击还击国内外敌对势力的侵略与破坏，有效地维护国家与民族的统一、独立，这是现代国家所必需，同时也能够比较有效地发挥社会主义国家里集体力量的优越性，是后发展国家内利用国家干预，集全国之力办大事，办当前形势下有关国计民生大事的时代要求，并取得了可喜的伟大成就。

但是，这种集权有一个前提，一是社会生产力比较落后，人民大众生活水平与综合素质相对较低，二，这种集权必须有一个度的把握，叫做适度集权，集权过分了，不利于国家与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建国初期到改革前，我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与发展探索的一些重大失误，如1954-55年社会主义改造急于求成，过渡的有点早有些快，1957年反右扩大化，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1966-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都是中央高度集权所造成的。中央高度集权，在剥削阶级统治时代，弊端是容易走右倾路线，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相对不发达阶段，弊端是容易使国家的大政方针脱离国情民力，犯急躁冒进左倾错误。这也是邓小平后来总结建国以来我党历史经验时强调的一点：要防右，但重点是防左，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都要不得。不过，这在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大国生产力水平基础上，是难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没有逃脱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论，因为民主是现实的，以社会生产力经济发展水平做铺垫的。

四、改革开放到目前阶段我国的政治体制

文革结束伊始，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总体思路，并认真反思建国以来所取得的成就以及经验教训，在开启改革开放与经济体制改革大潮之后，从三个方面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一是党政分开，二是权力下放，三是政府及企事业机构精简，并带头实行领导干部职务事实上的终身制的改革，解除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政治体制方面不适应因素，以配合经济社会的发展。经过三十年的社会经济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完善，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对比改革前有了质的飞跃，人民大众生活水平与综合素质有了整体上大的提高，人们在总结改革开放伟大成就时也一致认为，这是中国在二十世纪的第三次历史性巨变，中国的综合国力在国际上排名前茅。这是经济体制上实行改革开放，激发人民大众主人翁在生产上的积极主动性，尤其是农村亿万农民生产主动性的提高，和广大的中西部农民工进军东南沿海、大中城市，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巨大贡献的成果。这也是政治体制改革上党政分开、权力下放的积极成就。事实证明，党管一切应主要体现在大政方针上，国计民生重大问题上，国家统一与安全重大问题上，而不能事无巨细，涉及到政府日常具体繁琐的行政事务上，如果那样的话也管不好。中央集权必须适度，高度集权束缚了地方和部门工作人员的积极主动性，地方和部门成了简单完成上级任务的执行机构，造假应付上级检查，报喜不报忧，结果工作无生气，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速度与建国历史不对称。权力下放之后，极大地提高了地方政府与部门领导的主观能动性，提高了在工作中结合地方实际和特色的关联度，相对于中央高度集权时代更加务实进取，有力地促进了地方和部门的经济社会发展。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历史性巨变，一是国际社会发展的压力。打开国门看世界，短短几十年的功夫，日本、欧共体、“四小龙”通过一系列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发展，先后晋身先进发达国家与地区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