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兴：气候治理的政治学问题

内容摘要：在当代进程中，气候失律导致气象灾疫频发，并危及人类存在安全和可持续生存，为此，气候治理成为必然并孕育气候政治学诞生。气候政治学研究就是为气候治理和人类自救提供政治引导智慧和方法。气候政治学须获得全球视野和世界胸襟，搭建解决气候治理上出现的认知冲突、伦理冲突、利益冲突、责任冲突的政治共识桥梁，并以原则政治原则、生境政治原则、责任政治原则为根本准则和价值导向，探讨气候权力规范，构建社会正义和气候资源平等分配的全球框架，为从根本上解决"气候何以得治"和"人类何以实现自救"铺平广阔的政治道路。

关键词：气候失律 气候政治 气候权力 社会正义 气候分配

当今，其爆发频率越来越快、烈度越来越强的气象灾疫，却直接源于气候失律；但导致气候失律的最终之因却是人类活动。由于人类活动成为气候失律的最终原因，气候治理才成为可能。气候治理的必然要求孕育气候政治学的脱颖而出。气候政治学，是研究气候治理何以需要政治和政治怎样引导气候治理的科学。本文就是围绕此而对气候政治的基本问题予以尝试考察，以求引来对气候治理的广泛政治学关注。

1、人类活动造成气候失律

气候作为一种天气过程，有其自我运行的时空韵律，亦称"气候节律" 。气候节律的丧失，就是气候失律。

气候失律就是气候以突变的方式出现寒冷和酷热的交替无序的运行。单纯的寒冷或单纯的酷热，都不叫气候失律，而是气候运动节律的大尺度变化，比如历史上的"冰期气候"、"小冰河期气候"，就是这类气候运动大尺度变化的典型例子。气候运动的大尺度变化，仍然是合自然状态的气候变换运动，因为它是宇宙和地球相向作功而生成的宇观运动，与地面性质和地球生物活动没有多少关联性。真正的气候失律，必定与地面性质和地球生物活动直接关联，更具体地讲，导致气候失律的最终推动力量，不是宇宙和地球力量，而是人类活动。

人类活动影响气候并致气候失律，却是通过改变地面性质－－包括改变大地甚至地质结构、山水、江河、海洋、草原、森林、湿地、荒野等存在状况和改变大气的结构成份，来改变气候运动变化，换句话讲，人类影响气候并导致气候失律，是通过层累的方式来实现的。并且，人类活动影响气候并导致气候失律是近两个世纪的事。近两个世纪以来，世界人口急剧膨胀。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公布：1804年世界人口10亿，到1927年增长到20亿，1960年达到30亿，1975年增长到40亿，1987年上升到50亿，1999年世界人口突破60亿，到2011年10月31日，世界人口达到70亿。"全球变冷本质上是由人类造成的：人口增长，快速城市工业化对气候的影响和'自然进程'对气候的影响一样大。变冷被归因于滤光镜效应，该效应使所需的太阳光无法到达地球表面：这被称作'全球变暗'。大气'混浊度'比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更重要，并且同样是人类活动造成的。需要承认的是，所有种类的自然进程，如沙漠风暴或丛林大火，都会产生大气中的尘埃。但是大城市与重工业，以及汽车与飞机排放所产生的尘埃更多。特别是航空旅行会造成云量的实质性增加。于是，人为原因的积聚使'自然'原因成为次要的了。"[1](P218)

人口的急剧增加，缔结起"人与自然"的全新关系，这主要表现为人与气候的关系和人与土地的关系。人与土地的关系是种植的关系，更具体地讲，是人向自然谋求生殖的关系：人的生殖是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上的，是以大地为土壤、为源泉的。人与气候的关系，是力量的关系，更具体地讲，是人向自然要力量的关系。所以人与气候的关系的每次变化，都带动了人的自我变革。这种自我变革最为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全面发展科学，开发技术，发展产业，这一自我变革的全面实现的对象化形式就是工业革命；二是用技术武装自我展开对自然的改造与征服，并通过改造和征服来实现资源掠夺，推动工业革命不断向广度与深度领域拓展，这就是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运动。

在自业革命以来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运动进程中，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采掘和利用地球资源的能力和向大气层排放废气污染及温室气体的能力不断增强，由于前者，地面性质不断遭受多层次的改变；因为后者，大气层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浓度持续升高。由此形成"今天的人类社会和气候环境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紧密。人类通过农业活动和工业活动改变着气候环境，而这些变化却反过来威胁到了人类。几十年来，气候问题已逐渐演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1](P244)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是人类与环境关系的'划时代开端'。在几十年间，看起来似乎可以逃脱经济与生态的古老束缚。廉价的能源造成了城市的无计划发展，工业在新地区的扩张、消费品的全国性供应和汽车在乡村的普及。基督教徒菲普斯特认为，这'在环境上，是从工业社会向消费社会进行历史性跨越的开端'。吞噬能量的商品开始进入千家万户：电炉、洗衣机、电冰箱、烤箱、冰柜、微波炉、洗碗机、吸尘器、熨斗、电动牙刷、头盔式烘发器、电视机、录音机、录像机、电脑、打印机和扫描仪等－－每个家庭都变成了一个电器公园。地下室、车库与工具房中也装潢了电气设备：钻机、电动锯、绿篱修剪器，等等。每个房间都有暖气片和许多电灯：在20世纪初，人们对所有这些都一无所知。在20世纪50年代前，即使技术已经存在，但对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陌生的。'在1973－1974年的第一次油价危机前，在机器和家电使用中还没有节能的观念。只是在石油输出国组织使油价上升后，人们才开始讨论低能耗的机器、替代性能源、热量保存，等等。"[2](PP208-209)二氧化碳等微量元素气体在大气层中的结构的改变之所以改变了气候，导致了气候失律，科学研究给出了答案："科学家们认为，如在人类活动不存在的情况下，以目前的情况而言，储存和缩减储量之间脆弱的平衡是需要维护的，而有益的温室效应几乎是稳定的。需要注意的是，他们有时会使用较为形象的语言：储存碳的场所就被定义为碳'井'，而储量缩减的场所则被称为'源头'。确实，如今，人类活动是这惊人的储量缩减的原因。因为所有燃烧的化石燃料在进一步增加大气中的碳含量。如今大气中每年有超过63亿吨的碳被清空，这都归因于人类的活动，也就是说，是能量生产过程和有关化石或植物（森林正以每年1400万公顷的速度消失，相当于尼泊尔的面积大小）燃料排放的总和。然而人们观察到这类排放的增长十分迅猛：1950年的排放量还没有超过20亿吨，但这个数字在50年内增长了2倍多。自1992在联合国组织下召开有关地球生态的里约热内卢会议以来，在美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量已超过了8%。"[1](P232)

2、气候治理的政治学实质

气候失律将可能导致社会政治解体    在今天，气候失律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作为问题，它源于"气候的影响并不决定事物发展的方向，但'它却取消了先前生存方式的延续性'。"[2](P59)这方面的例子不可胜数：德国史学家沃尔夫刚・贝林格认为，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气候动荡总是造成社会对统治者的合法性的质疑。因而，"掌管公共机构的国王或牧师必须在其文化参数中回应自然条件的恶化。如果危机处理手段不充分，那么宗教和政治危机就会伴随着社会和经济危机而出现，最终导致政权倒塌或文明崩溃。"[2](P61)古史学家们研究发现，导致古埃及文明衰落的最终原因却是气候失律，因为气候失律，使尼罗河停止泛滥，导致公元前1768年开始的大饥荒，法老和他们所统治的王朝的合法性遭受质疑，正是这种广泛的社会质疑最终导致了法老统治的崩溃。[3](P223-269)印度学研究表明，古印度河流文明在三千多年前被终结，仍然要归因于气候的持续动荡所引发出来的巨大的环境灾难。考古学家们提供了这方面证据：大约公元前1700年，因气候突变，印度河流域突然干涸，农作物大面积歉收，城市缺少食物供应，其灾难性后果就是人口随着城市的消失而消失，印度河流文明随之被遗忘。[4](P177-189)大约公元前1500年左右，来自于南亚的游牧民和特马人才在一次印欧人的移民潮中涌进该地区而重新定居。[5](P9-13,25-44)

在中国人的常识记忆里，认为经历640多年的商朝（公元前1766-前1122年），其灭亡是因为政治的腐败，但实际上却为气候所断送。在商朝最后几十年里，这个拥有广袤土地的帝国上空出现了巨大的气候动荡："干雾"遮住太阳，三个太阳呈现，反常的寒流，七月霜冻，黄河流域夜间冰冻（正常情况是非常热的），庄稼歉收，饥荒四起，七年干旱之后，其尾随而来的却是暴雨和洪灾。正是这些导致了强大的商朝的覆灭。气候失律所形成的巨大社会动荡，一直持续到周朝的初年。[2](P66)大汉朝的衰落与消亡，虽然有其它很多因素，但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却是气候的巨变与恶化。"中国汉朝的衰落与罗马帝国的衰落是同时发生的。皇室冲突和遗产争夺无疑对此起到一定的作用，宗教引发的民变也是原因之一。与罗马军营皇帝们的时代一样，军队接管了政治。220年，大汉帝国被军阀们瓜分了（'三国时代'）。严寒、干旱、歉收、与饥荒加居了帝国的衰落。长江不止一次全面结冰，大江大河在干旱的年份中多次干涸。309年，人们不打湿脚就有可能走过黄河或长江的河床。自然生活的艰辛，以及政府的无能，激发了骚乱和起义。"[2](P57)古老的玛雅文明，到了中世纪就走向了崩溃。玛雅文明的崩溃之谜当然有许多说法，但史学家们研究发现，导致玛雅文明崩溃的原因除了战争、人口过剩等因素之外，就是过度使用自然资源所造成的环境破坏，因为环境破坏造成了庄稼歉收、饥荒和传染病的爆发，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反对上层社会的暴动。考古学家理查德森・吉尔（Richardson Gill)指出，在过去七千年间最缺水的时间是公元800-1000年，在这个时期，玛雅社会先后经历了四次极端干旱：即公元760年左右持续多年的干旱、公元800年左右持续9年干旱、公元860年左右持续3年干旱、公元910年持续6年干旱。"干旱掠夺了文明的存在基础，危机中的饥荒使人口暴跌，战争与暴乱只是最后一击。"[6](P211)

气候失律的政治学实质   乌尔里希・贝克在《世界风险社会》中指出，自冷战结束以来，人类进入了风险社会，全球生态危机形成，而世界风险社会和全球生态危机的核心问题却是气候问题，气候失律正一步步演变成为时代的主导话语，"气候变化的主导话语，在世界政治领域具有实质性的垄断地位，但却是指向未来的。不过，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气候变化在'当下'已经发生了，并且正在转变政治、经济、科技、法律、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视野，而且速度非常之快。也就是说，风险是一个涉及当前－未来预期的问题。与此同时，气候变化已经从'低级政治'向'超级政治'转变：气候变化议题的潜力如此之大，以至于能够重塑社会和政治的视野。没有一个政党敢于宣称自己忽视气候变化。"[7](PP136-137)气候失律改变着一切，尤其改变着政治，因为气候失律激活了政治的敏感性，激励政治敏锐地获得两个方面的发现：一是气候失律制造出人类存在的窘迫和生存的艰难转向，先前的存在姿态和生存方式，包括生产与消费方式都将不得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且这种改变不是朝着物质的更加丰裕方向，而是需要朝着更为简朴和节俭的方向改变，这对已奢侈成性的人类来讲却是异常的难以转变，所以，气候失律构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二是气候失律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伴随着气候失律的持续强化而变得异常的复杂，这种复杂性所体现出来的方方面面，最后都联结起了政治，政治构成了气候失律所产生的问题网络的"网结"。这是因为气候失律从根本上动摇了人类的存在安全和国家的可持续生存及发展，人类要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