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繁斌：服务型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知识扩散

[摘要] 社会治理实践的操作场域是共同体类型及由其决定的政府类型塑造的结果。在后工业社会的情境下，出现了公共服务意识形态化的趋势，社会治理实践的操作场域也因此而体现出一种旨在获得合作秩序的知识扩散，并展现了取代工业社会以理性官僚秩序为中轴知识的社会治理规训之迹象。这将是一场脱离工业社会思维框架的运动，也是服务政府建设的语境，其必然趋势即是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实现知识积聚与知识扩散，进而创造出社会治理的全新局面。

[关键词] 社会治理；服务型政府；知识扩散

[作者简介] 孔繁斌：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 南京，210043）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中，人类的共同体形态及其治理方式都面临着全面转型的问题，描述、解释和预测这一历史性社会转型的趋势，已经成为公共行政学乃至社会科学的重要课题业。本文尝试在知识学的视界中对后工业化诱发的"共同体-治理"的转型作出公共行政立场上的回应，涉及的主题是阐释政府知识化及其知识扩散对社会治理的影响，进一步地说，试图阐述两个理论命题：（1）现代性条件下政府类型的建构是知识叙事的结果；（2）知识扩散而不是权力支配成为政府影响社会治理的方式。

社会治理主题的拓展是与反思现代性的思想密切相关联的。冲击人们思维的不仅是社会治理实践所遇到的接踵而来的风险，也包括人们把握世界的方式遭遇了各种各样反思性批判。在反思现代性的思想涌动中，对支配近代社会科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学术批判变得越来越尖锐，学术思考方式和表达形式都正在发生重大转变。社会治理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呈现出有别于传统理性官僚制的实践操作场域，虚拟社会的底色日渐凸显，法国学者皮埃尔・卡蓝默甚至将此描述为一场"治理的革命"。的确，这是一场革命，其实质就是多元治理主体的合作关系对政治-行政关系的知识置换。也就是说，一场社会治理变革运动正在服务政府建设的引领下展开，而服务型政府的知识积聚与扩散又将使社会治理模式实现整体性变革。人类社会从地域性共同体到全球共同体的演进都越来越把社会治理的重要性推展到新的高度，无论政府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都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治理。服务型政府建设无非是要服务于后工业社会的治理要求，因而，在后工业化进程中，服务型政府的知识建构本身就是对一种全新的社会治理模式的探求。

一、社会治理叙事的知识学转向

社会治理是一个历史范畴，又是一个理论范畴。在社会治理进入分析和研究视野之后，实质上围绕"共同体-治理"就逐渐构成一个综合性学科领域。但这一研究领域的知识如何构建，则成为决定其研究结果及其实践效应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一般来讲，"一门科学就是任何一种知识，它是人们有意努力加以完善的对象" [1][P21] ，"它发展了寻找事实和解释或者推理（分析）的专门技巧" [2][P22] 。从这一理解来看，有关后工业化语境下"共同体-治理"的知识叙事，其问题和方法都是对以前的问题和方法做出的尝试性反应。熊彼特在阐释经济学史时认为，经济学的发展"是与我们自己和我们前辈人头脑里创造的东西永无休止的搏斗" [3][P17] ，"它的前进不是受逻辑的支配，而是受新思想、新观察或新需要的冲击以及新一代人的偏好与气质的支配" [4][P18] 。熊彼特的这一理解，大致可以说明为什么社会治理叙事需要有知识学的转向。

在现代性反思的思想氛围下，凭依知识学视角改进社会治理的叙事，并非仅是公共行政学的某种志趣，可以说大凡自觉意识到现代性反思思想侵袭的研究领域，都出现了叙事的知识学转向的行动。先看思想方法层面的例子。刘小枫在《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一书中，提出把握现代现象的形态结构成为现代学赖以成形的基本课题，但是存在面对这一题域存在不同的叙事，或是知识性的论述或是主义性的论述；主义式的叙事华美而不乏深度，但缺乏知识学的限制和确定性，知识性的叙事则注重实证性的说明、描述和分析。现代性作为关于现代性事件的知识学，它要求首先抑制现代主义式的主观感受性表达和现代性的情绪躁动。现代主义的话语是一种现代性的叙事，而现代学则是一种关于现代性的叙事。这一认识，实质上使我们对贯穿20世纪中国社会治理叙事的状态做出了取舍：社会治理的变革不是以排山倒海式的政治宣称和行动纲领促进的，缺乏关于社会治理变革的知识学的思想方法，缺乏一种对社会治理变革有观察距离的知识学论述体制，这是中国现代性转型中一种致命的缺失。刘小枫的上述阐释，对汉语社会科学研究回到知识学叙事轨道，有积极的参照价值。

再看具体领域的状况，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政治学科中关于"政治知识化"问题的研究。 "所谓政治知识化，不仅包括借知识'识'的政治一面，更还有将政治本身建构成知识、转化为知识的一面。也就是说，政治知识化是把政治本体建构成'见而知之'、'闻而知之'的寻常现象和借助其他知识来把握这一现象的统一。成功的政治知识化需要有漫长的积累，一般包括政治理念提炼（哲学化）、政治制度与方法验证（科学化）和政治知识与技能传播（社会化）三个基本环节。"[5][P254]在政治学领域开辟政治知识化的题域，其学术关怀就是要改变政治学局限于"权力物理学"的状况，这样的见解多少带有后现代知识学的色彩。

此外，历史社会学研究中也有极为典型的行动。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历史学界受到结构主义、符号学和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开始改变过去那种对经验实体的研究，转而考察语言和文化对建构社会意义的作用。如语言对阶级意识和社会群体的社会认同的作用，各种象征符号的能动作用等。由于这些历史学家强调语言和文化在社会变迁中的独立性和能动性，并使它们成为了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由此，促使历史学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历史学界把这种变化称之为历史研究中的"语言转向"或"文化转向"。[6][p297]

从一定意义上看，社会科学研究最终都要归根于社会治理。上述几个例证透露和显示了社会治理叙事的知识学转向的重要事实，我们可以认为这些转向的出现，是与我们自己和我们前辈人头脑里创造的东西永无休止的搏斗，这一转向不是受某种先验的知识学逻辑支配，而是受现代性反思思想、全球治理革命事实和后工业化嵌入的新思想、新观察或新需要的冲击，受摆脱被工具理性殖民的解构主义一代学者的偏好与气质鼓动和支配，并逐渐形成了学术研究趋势。

当然，上述分析仅是试图从"学案"之中直观地表明社会治理叙事的知识学转向，却经不起这样的质疑：古典时代难道不就是存在叙事的知识学之维吗？亚里斯多德的城邦治理叙事正是经典政治学的知识起源；难道笛卡尔、斯宾诺莎、康德，乃至舍勒、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构建，不也是构成了知识学的学理源头吗？在一定意义上，这些"学案"中涉及社会治理叙事的知识学转向，还未触及吻合后工业化气质和秉性的后现代的一些知识学主张。撇开古典知识学不论，在现代性反思进程中的知识学陈述，存在着相互交织的两种元话语：第一种是知识社会学性质上的，强调的是知识是如何获取问题，这实际上是知识的的认识论，这一元话语早在费希特的著作中就提炼成型了，例如费希特把他的哲学称之为"知识学"，认为知识学不研究关于个别知识的正误之类问题，这是科学的任务，知识学探讨的是知识的一般发生的问题，是要弄清楚知识是怎样发生的，知识成立需要有什么先决条件，知识有哪些基本要素，它们是怎么来的，它们彼此之间有什么关联等等"。[7][P5] 这实际上后来被舍勒、曼海姆发展成为知识社会学的对象。第二种则是现代性反思语境下的知识学，是建构主义式的视知识为一切社会现象的本体，对知识学所做的是本体论的设定。然而，正如于知识社会学中的理性、人性及方法论这样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不可能一次就得到解决，具有建构主义本体论性质的知识学的阐述也存在理解共识和研究积累的局限，对于现代性反思视界的知识学的释义，我们还只能结合关键文献描述其纲领性要义。

从知识学的性质来看，建构主义知识学与知识社会学的立场有了根本的差别，考查知识获取可能性的意图已经不再是学术注意力的对象，其抱负已经面向"后现代形而上学"。哈贝马斯在《认识与兴趣》一书中表达了对知识学的重构式理解："知识学替代认识论，表现为认识着的主体【人】不再是坐标系……知识学放弃认识着的主体【人】的问题，把注意力直接集中在科学上，即集中在作为命题和处理问题的方法体系。"[8][P67] 在批判建构主义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意味着作为现代性反思之后的知识学，已不再是主客体关系中认识论的附属，而是由认识理性的单一维度转化为整合了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总体理性，世界社会的本体也从各种决定因素蜕变为知识状况本身。批判建构主义的知识学提供的不是求知方式，而是形而上学的思维工具。

在现代性反思的思想氛围中，知识学最直接触动学术界神经的文本应该非福柯莫属，主体就是被知识建构的结果的命题或结论，几乎成为人文学科的新教条。在福柯冠以知识考古学的口号式研究方式下，一种全新的对理性史的知识描述，使得人文学的话语获得了精致的结构，在权力-知识-规训的谱系工具运用下，历史首先是被转化、浓缩为控制和管理机构，进而被建构成话语单位，话语的展布结构方式等同于权力意志的效用。正如有的学者理解的那样，理性时代主体的命运不仅体现为权力主体、伦理主体，也还存在只是主体，而福柯正是在这三个主体的交叠转换中即完成了理性时代的批判人类学研究，也在研究成果中宣告了知识学的力量。"知识考古学"在理性时代研究中展现出的破尸取魂般的冲击力，使得社会科学叙事转向知识学成为无须加以证明的套路。

建构主义知识学基础性陈述的文献，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利奥塔反思并重新诠释了知识的性状，认为如果知识"仅仅是指一套指称性的陈述，那就太偏狭了"，"大体而言，是不能被简化为'科学'，更不能简化为学问"。[9][P74] 在权力支配的现代社会创制共同体向今后发展中，我们要设法把知识等同于"如何操作的技术"、"如何生存"和"如何理解"的能力问题。[10][P74] 而伴随后现代转向，知识的主体及其正当性也不同于以往，"知识的主体不在于人民，而在于思辨的精神"，"知识的主体，要靠一套体系方可具体显现。语言游戏规则的合法化，不是属于国家政治层次，而是属于哲学层次"。[11][P111] 面对网络化社会利奥塔发表的了重要的意见，以"求得自理自治"开拓知识的合法化 [12][P115] ，而"悖谬逻辑的达成"将是"降低冲突而有效地获得知识"的过程[13][P189] 。在今后的社会治理实践的主要差异，存在于"有偿性知识"与"投资性知识"之间。总之，利奥塔的意思很明白，后现代知识不是权威的一种工具，它提炼我们对于差异性的敏感性，并且强化我们容忍那些无共同尺度标准而无法比较的事务的能力。

当然，后现代叙事涉及知识学本体论的文献并不至于上述范围，例如知识学思维模式进入社会科学叙事的后结构主义、符号学路径，注意力、想象力等范畴等等，都丰富而驳杂，需要专门化厘清。尽管如此，有别于传统知识社会学的建构主义知识学还是呈现出其核心轮廓。社会治理叙事的知识学问题提出，是一种既有其根据又在隐约中展示其影响力的研究范式，这对研究后工业社会的"共同体-治理"问题给予了视界的启蒙。

二、服务型政府的知识化

按照知识本体论的叙事观，社会治理模式总是可以还原为一定的知识本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