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寿龙：市场经济与政府治道变革

摘要：市场经济是人类二百多年来的重要发明。市场经济可以在短短的时间里生产出巨大的财富，让人类过上体面的生活。但市场经济呼唤有效的政府、有限的政府、廉洁的政府，尤其是多中心的政府，需要政府从传统的治理之道走向现代的治理之道，也就是善治。

关键词： 市场经济； 治道变革； 多中心

政府？ 为什么有限的政府，不是等级的政府？为什么等级的政府不可能廉洁，廉洁的政府必须是多中心的政府？ 什么是多中心的政府？ 政府如何进行治理之道的变革？这些都是本文探讨的核心问题。

一、市场经济呼唤有限政府

在历史上，人类文明主要和农耕有关系，人的最基本需要是吃和穿，要对付的灾难和祸害主要是天灾和人祸。天灾需要人们集体努力，依靠权力运作来抵抗。人祸也需要人们团结起来，依靠命令和等级体系来防御。一个强大的国家，有一个发达的命令和服从的体系，不仅能够有效地应对天灾，也能够有效地抵御外敌，当然，如果要扩张也轻而易举。一旦帝国建立，战争就会结束，人们就可以在和平的环境下辛勤劳作，幸福生活，这样的历史延续了很久。在那时，人们认为农业是根本，而制造业和商业都是奇技淫巧。政府重农抑商，轻视手工业和制造业。十八世纪中期，亚当・斯密发表了《国富论》，认为国家富强的秘密来自分工和交易。政府的职责是国防、治安和基础设施，其他都是市场的事情，市场看不见的手，可以让逐利的个人导致国家的共同富裕。他甚至认为，号称利他的人，对公共利益的贡献从来没有像自利的人贡献大。

这就是经济繁荣的秘密：有限政府和经济自由。只要个人是自由的，他所珍重的财富就不会仅仅停留在可以吃穿的产品上。而且一旦有了个性化的发展，每个人对吃穿的产品也会有各种不同的要求。比如，有10瓶矿泉水，如果严格由政府来分配，其结果就是10 个人一人一瓶矿泉水。假定政府定价，一瓶矿泉水1 元，其GDP 就是10 元。如果一开始1元很贵，矿泉水一般只会特供给高级领导人，普通人是喝不起的，他们只能去喝开水。如果由市场来配置，刚开始未必有市场，因为一瓶水1 元钱，还是很贵的。人们宁可烧开水喝，也不愿意用1元钱来买矿泉水，所以，GDP 可能是零。但是10元钱用于其他更重要的消费和投资，创造了更多的GDP，人们收入增加了，对饮水有了多样化的需要，矿泉水就进入了平常百姓家，而且有了细分市场。同样品牌的矿泉水，在不同场合定价出现了细分，2瓶1元，2瓶5 元，2瓶10元，2瓶15 元。结果10 瓶矿泉水的GDP 已经远远超出了10 元，达到62元。而且矿泉水种类也增加了，有些是低端产品，有些则是高端产品。一头猪，一头牛，在市场没有发展的时期，所有的定价没有差别，而且一般都是节日才享用的。但市场发展之后，不仅猪牛肉上了日常餐桌，而且还会细分，猪牛不同部位的肉，价格就有了差异。而且猪和牛本身也有了差异，有些猪牛养法不一样，是笨猪笨牛，其价格就远远高于饲养的猪。市场的物理空间越大，产品的种类和档次就越多，而且同样产品的差价也越大，其GDP计算的财富也就越多。

在有市场的情况下，我们发现财富的量发生了变化。从数量上来看，人类可消费的产品越来越多，内涵也越来越丰富。人们几乎不再知道饥饿是怎么回事，担心的不是吃不饱，穿不起，而是担心吃得太多，无法减肥，担心不知道穿啥衣服，啥款式适合什么样的场合，于是不仅吃穿有了市场，而且少吃减肥也有了市场，而衣服大部分产值来自时装和品牌，过剩的过时的衣服超级便宜，远远跟不上成本价。从质量上来看，很多产品比如Windows和苹果，几乎一年一次更新换代，日新月异，超出任何想象。住房也是如此，过去祖孙三代都住同一个房子。现在一代人，10年不换房，人们就开始纳闷，怎么还没有搬家。人们开始喜欢健身、旅游，健身和旅游就形成市场。从生产角度来看，生产能力已经远远超过消费能力，国家不是担心产能不足，那是极少数没市场的国家的事情，国家宏观调控担心的是产能过剩。显然，这一切都与经济自由有密切的关系。有了经济自由，人的有效需求就得到充分展现，人的生产能力也因分工和合作而得到充分的扩展。人类历史上的经济危机都是短缺的危机，灾荒的危机，人们担心工作太辛苦，太劳累，担心短命。现在市场国家都开始担心过剩的危机，担忧灾荒救济如何到位，人们担心的是没有工作的问题，太闲的问题，社会保障则担心人过于长寿，也就是社会老龄化的问题。

神奇的经济自由，不仅造就了市场，造就了惊人的生产能力，而且还造就了无数的产品，而且还使财富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是金银财宝，然后是吃的粮食和穿的衣物，现在是以成交价格计算的GDP。当然，更多的企业家则是以企业为财富。你的财富在哪儿？在企业里。一个成熟的企业，有前途的企业，就是企业家的财富。如果一家企业前途很好，就可以在产权市场上卖个好价格，甚至通过IPO在证券市场发行股票，并获得很高的溢价。而且如果有创意，如Facebook 创始人，在数年时间里，年纪轻轻，20 多岁就变成大富翁。

这一切都是拜经济自由所赐，当然其另一个条件就是有效的政府。也就是说，政府要确保政治和平，要确保良好的治安秩序，一个战火纷飞、盗贼丛生的地方是不可能有市场的，也不可能有经济自由。现在处于内战的叙利亚就是这样，500万人流离失所，他们的生活主要靠救济。政府还要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没有基础设施，物流很难发展，交通很难发展，要有良好的法律秩序，没有法律秩序，生命权和财产权就得不到保障，市场交易就无法进行；政府要有良好的领导力，搞好公共服务。

除此之外，政府应该是有限政府。有限政府，一是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政府。政府权力受到宪法和法律的制约，所有的政府行为都需要有法律依据，而且受到法律监督，接受司法审查。二是受到公民权利制约的政府。政府要保护公民的基本自由权利、人身自由权利、财产权和言论自由权等权利，政府的权利边界是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三是确保公民消费自由、生产自由、定价自由，企业管理自由和资本自由。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市场经济得到充分的发展。

回到前面矿泉水的例子，如果政府不是有限的，干涉公民的定价权，规定矿泉水只能卖1元钱，其结果就不会有很好的矿泉水市场。10瓶矿泉水的GDP，可能没有10元钱，更不会有62元钱。对矿泉水如此，对房地产、对能源、对教育价格干预，都会导致这个结果。有人会说，如果政府不限制价格，老百姓就喝不到好的矿泉水，就享受不到优质教育，更住不上好房子。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政府管制这些价格，老百姓一样喝不上这些矿泉水，甚至连水都喝不上。优质医疗、优质教育、优质住房，还有豪华轿车、高档时装，也是如此。价格管制，不会让这些消费平民化，反而让这些市场消失，而且低端市场也随之萎缩。其实正是有了高端产品的盈利，才有低端市场的低价格供应。市场一旦发展起来，中间商的利润大大减少。君不见，网络电商省掉了多少中间销售成本。

如果政府干涉企业自由，企业就会官僚化，缺乏创新能力，也缺乏灵活适应市场的能力。如果政府干预股票市场，企业家就无法把企业在市场上买卖，企业本身的价值就无法体现为市场价值，坏的企业就会生存得很好，好的企业就会发展不起来。如果政府干预资本市场，资本就会短缺，国家就永远会是招商引资的国家，即使有大量的资金，也会依然缺乏资本。

所以，经济自由、有限政府、宪政法治，是经济繁荣的核心秘诀。国家的政策往往都是针对问题去的，要解决问题就要采取相应的公共政策。但是，如果为了解决问题而破坏经济自由、放纵无限政府，损坏宪政法治，那么一个国家的经济就会停滞不前，甚至大幅度倒退，或者一直在贫困线上挣扎。而一旦实行了经济自由、有限政府和宪政法治，那么经济增长的引擎就会发动。如果因为经济快速增长而放弃对经济自由、有限政府和宪政法治的追求，那么国家就会陷入中等收入的陷阱，也就是说到了中等发展的水平就停滞不前，永远无缘于发达国家。

二、有限政府不是等级政府

市场经济需要经济自由，需要有限政府，也需要有效的政府。但是，为什么转轨国家尤其是中国，要实现有限政府那么难呢？这需要我们探索市场经济的政府是怎么运作的，更需要我们去探索计划经济中的政府是怎么运作的。

在计划经济时期，生产什么，消费什么，谁有资格消费什么，都是政府决定的，而政府是按照管理幅度和管理效率，按照等级设置的。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大约有国家级、省部级、地区级、县级、乡镇级和村级六个级别。由于计划经济事务繁多，管理幅度必须缩小，因此在一些级别里，又产生了一些级别，比如国家下有大区，或者让有些重要省市的官员成为政治局委员。省下设副省级市、计划单列市，或者让有些市的官员成为副省级领导、省委常委成员。地级市下也可能有副地级的县市，县下则有区，或者副处级的镇。

在这样的经济里，生产单位是有级别的，消费单位也是有级别的。生产单位，大的可能到正部级，小的可以是正科级，或者没有级别。消费单位也是如此。生活待遇上，住房分配是最典型的，正部级220平米，司局级120 平米，正处级90平米。用车的排量也是按照级别确定的。这样的体制里，发展的权限是有等级的，即使是借债的权限也是有等级的。重庆成了直辖市之后，就充分享受政治局委员级的发展空间。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这样的体制有了很多变化，比如很多商品的生产和消费尤其是价格，不再决定于政府。其结果是很多人都可以从中赚钱，很多企业家白手起家，挣了很多钱。他们买别墅，买比很多部级官员还要大的房子。很多人买了好车，远远超过官员的公车。电话过去要有级别才能安装，后来是商业化高价安装，现在是家庭有电话，每个人都有了手机。网络发展起来以后，更是人人平等，即使贵为副部级的官员，在微博上和一个新手也没有两样。

但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政府的基本治理结构依然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政府的级别依然如故，而且官本位越来越严重。在市场经济国家，娱乐精英、学术精英、媒体精英和企业家精英在地位上和政治家没什么区别，有的比政治家还要高。但是在中国，这些精英的地位和政治家相比，似乎越来越远。一位学者自以为地位很高，别人给他的答复是，你自我感觉良好。教授的地位过去是副厅级，现在也就是副处级。大学生最想就业的岗位是公务员，其次是国企，然后是事业单位。

结果整个社会根据与权力的远近分了很多层级，掌握权力的官员为最高层，这部分人员按照行政级别排座次。官员还划分为有实权的和边缘化混级别的。其次是事业单位，大约有几千万人，内部分为参公的，全额拨款的，差额拨款的，自收自支的，还有聘任制，最边缘的是合同制的劳务外派。事业内部也有各种行政级别，从正部、副部到老百姓不等。第三部分是和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靠点边的，不是正式公务员，是协助性质的。他们有的可以转正，有的很难转正。他们享受到了好处，却不牢靠。除此之外，就是一大批草民。这些人的高端是城里人，城里人按照城市的级别分成三六九等，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都是按照行政级别编排的。这些人的低端是乡下人，他们过去没有商品粮吃，现在依然在向土地要吃的，更多的是在全国各地到处打工，叫做进城务工人员，拿着身份证，没有工作地户口本，但会有一个临时居住证。

这种社会分层显然不是市场经济的社会分层。市场经济按照一个人的成功程度来分层，而不是按照身份来划分的。娱乐圈最成功的，就是市场价值最高的那群人。学者圈最成功的是对学术最有贡献的那群人，企业家最成功的是对经济贡献最大的那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