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海：工作队：当代中国农村工作的特殊组织及形式

〔摘要〕向农村派驻工作队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的一种工作方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共向农村派出了各种形式的工作队。由于中共在各个时期面临的历史任务不同，组建工作队的方式不同，工作队的性质、对象以及工作的内容和重点等也随之改变。历史地看，农村工作队是中共农村工作的一种有效形式，及时地处理了农村急需解决的问题，对于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推动农村经济社会稳定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工作队；农村工作；中国共产党

中国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离不开农民的积极参与。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农村和农民工作，始终把发动和组织农民作为各个时期的主要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作组织和方式，即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紧紧围绕党在农村工作中的重心和主要任务，向农村派驻工作队―――深入农村，组织农民，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贯彻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促进农村的建设和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工作队不仅仅是从事农村工作的一个特殊组织，而且是透视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一个关键性词汇。作为一个关键性的词汇，它的内含及内容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形成的。

一、工作队的由来与历史

工作队，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原型意义上的，特指军队；另一种是指“有组织的集体”。在中国，工作队的出现首先是原型意义上的，指“干工作的军队”。干什么工作呢？从当代中国历史来看，显然不是武力和军事性的战斗任务，而是与群众有关的工作。这首先反映在毛泽东的思想中。１９２７年底，毛泽东在总结红军攻占茶陵经验时就指出，部队必须执行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其中，第三项任务就是红军作为工作队的主要工作，并且是革命军队的三大任务之一。

１９２９年１２月，古田会议进一步明确提出：“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群众路线成为人民军队的三大法宝之一，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是人民军队的重要工作。它带来的结果是，农民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不同时期的武装力量―――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绝大部分成员都是穿着军装的农民；而且，农民还是中国革命的依靠力量，除了正面战场上的军队外，普遍组织并建立了自卫军，如“厦青团工作队”、“武汉民众战时工作队”等，有一些地区还建立了民兵组织；并且，农民还积极参与到后勤、保卫和服务等工作中。很明显，这一时期，工作队成为人民军队的一个代名词。

解放战争后期，特别是三大战役胜利后，中共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认识到，严重的战争时期已经过去，共产党面临的新任务是如何“接收并管理大城市”，并且“除城市外，还有广大乡村的工作要你们（军队干部和战士们）去做”。因此这一时期，人民军队的主要任务应该由革命斗争转到城市管理和农村工作上来。基于此，毛泽东“及时地提出了人民解放军不但是一个战斗队，同时必须是一个工作队，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主要地要担负工作队的任务”。这一思想反映在１９４９年２月８日他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写的回复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的电报《把军队变为工作队》中：“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这种认识上的转变意味着工作队的内涵和内容将要发生变化。

这一转变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得到了体现，并有所突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同时更为主要的是，“人民解放军又是一个工作队，特别是……随着战斗的逐步地减少，工作队的作用就增加了”。很明显，由于革命形势的转变，人民军队作为“工作队”的任务将上升到主要地位，而作为“战斗队”的任务将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不仅如此，还“有一种可能的情况，即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将要使人民解放军全部地转化为工作队……我们必须准备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解放战争后期随军南下的“南下工作队”证实了这一点。另外，随着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和深入，土改工作队的队伍也在不断壮大，工作队员的来源也日趋广泛。根据相关研究，华北土改工作队员的来源大致有三种情形：一是各级党、政、军、群机构的脱产干部，二是已完成土改村庄的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三是事业单位、民主团体中的知识分子。

党的工作任务的转变导致了工作队含义的第一次变化。从历史可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工作队是在原型意义上使用的，不仅包含“有组织的集体”的含义，更是直指具有军事性的组织―――军队。在土地改革时期，工作队的来源发生了变化，且主要任务是发动农民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具有社会革命的属性，因此，这一时期的工作队就具有了“社会革命”的属性，并替代了原型意义上的“军事性”，不过，“有组织的集体”的含义仍然保存了。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展的“四清”运动进一步强化了工作队的“社会革命”属性。在对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全国城乡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称“四清”运动。“四清”运动的目的和性质直接决定了“四清”工作队的属性。根据１９６３年５月《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是“分清敌我矛盾，分清人民内部矛盾，分清是非，以便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共同对付社会主义的敌人”。１９６３年９月，《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明确：“这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１９６４年底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更加明确，这次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因此，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四清”工作队的任务主要是从事“社会革命”。

改革开放以来，工作队的工作内容被注入新的内涵，其属性又发生根本性变化。这主要与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形势有关。改革开放特别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村面临着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如组织涣散，凝聚力不强；城乡差距扩大，西部和边远农村经济发展问题越来越突出；一些农村地区的教育、文化建设相对滞后等。特别是新世纪之初，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农村发展的新战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同样面临着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重任。为了加强党组织建设，重建党组织在农村工作中的号召力和凝聚力，社教工作队、党建工作队、“三个代表”工作队、先进性教育工作队等先后被派驻农村；为了搞好农村社会综合治理，先后派驻了村建工作队、依法治村工作队、综合治理工作队等；为了减轻农民负担，解决贫困问题，先后派遣了减负工作队、扶贫工作队、温饱工程工作队、小康工作队等；为了实践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战略，各省市行政机关及事业单位均组建了新农村建设工作队或派员参加。因此这一时期，工作队在保留原型含义的基础上，向组织建设、经济发展、综合治理等领域拓展，社会革命的属性被改革、建设和发展等替代，工作队开始演变为一个综合性的中性词汇。

这个时候，工作队就不再仅仅是人民军队的代名词，而是指“工作的组织集体”或“干工作的组织集体”，并且主要是针对农村工作的。正是在此意义上，可以把从事农村工作的工作队定义为：中国共产党通过政党组织和行政系统向农村派驻的，完成特定历史时期党的任务的工作组织。很明显，它是在中共的领导下组建的农村工作组织；它的人员选择和构成必须经过党组织的考察和审核；它的工作地点是在农村，工作对象是农民，工作内容是农村工作。

二、工作队的组建形式、规模与人选

（一）工作队的组建形式

从工作队的含义来看，它是中共通过政党和行政系统向农村派驻的工作组织。以此为前提，并根据工作队从事农村工作的实际情况，把它的组建形式分为八种。

第一种：“党――军”模式，主要是指新民主主义时期的革命队伍。这种模式在土地革命时期就有了具体的含义。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曾经派出大批干部战士组成工作队，协助地方党政机关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随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每解放一座城市，便派出大批干部战士组成工作队，参加接收和管理城市工作。很明显，这种工作队即“革命部队”，而革命部队服从党的领导，形成了“党―――军”的组建模式。

第二种：“党―――党、政”模式。工作任务的完成不仅依赖于党组织自身建设，也依赖于政府组织的大力参与，具有代表性的有１９６１年江苏省委派出的“三整”工作队、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的党建工作队，以及新世纪初的“三个代表”工作队。

第三种：“党―――党、政、事”模式。这种模式是上一模式的拓展，其目标是在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为农村综合发展服务，主要是指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的小康工作队，以及新世纪以来的新农村建设工作队。这种模式借助事业单位特别是高等院校的力量，目的是要利用其知识和文化资源来促进基层组织和农村经济社会建设。

第四种：“党―――党、政、军、企、事”模式，主要是指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四清”工作队或社教工作队。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不仅国家部委、各省委、地委、县委、公社要组派工作队，而且各个企事业单位、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也要派人参加，并且军队干部、复员军人也要参加进来，甚至农村中的贫下中农积极分子、下乡知青也要参加。

第五种：“党―――事”模式。这种情况比较特殊，也很少见，具有代表性的有：１９８９年下半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工作队和２００２年郑州大学围绕河南省委提出的四项驻村任务而派出的驻村工作队。

第六种：“党、政―――政”模式。这种模式主要围绕农村两项工作展开：一是农村经济工作特别是贫困问题，代表性的有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的扶贫工作队；另外一项是以经济工作为主兼顾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代表性的为１９９４年云南省为完成“九五计划”和“七七扶贫攻坚计划”组织的１６６００多人的村建工作队。这种模式在现实中常常被扩展为“党、政―――党、政”模式、“党、政―――政、事”模式、“党、政―――党、政、事、企”模式，其目的在于在更大范围内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帮助农民脱贫致富。

第七种：“党―――党”模式。这种情况非常特殊，如河北省石家庄市１９９８年组建的“下访工作队”。从实际情况来看，这种模式是党内自我监督的一种方式，虽然它涉及农村和农村工作，但工作对象是与违法违纪有关的事件或行政、领导干部自身。

第八种：“政―――政”模式指由政府机关直接派出同级或下级人员组成的工作队，在时间上主要限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在内容上主要围绕农村社会治安及综合治理展开，具有代表性的有依法治村工作队、综合治理工作队。

在八种模式中，第一、四种模式均是特殊时代的产物，随着时代的远去而只具有文献意义；第八种模式也出现在比较特殊的时代；第七种模式是党内组织自我监督和约束的工作形式，涉及农村农民只是其工作方式创新中的一个方面；第五种模式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前者是特殊时代的产物，后者由于企事业单位性质与农村工作性质之间的巨大差异，且是单方面地参与，不可能持久，只能是阶段性的工作或任务。

从现实情况来看，农村工作队组建的形式主要有第二、三、六这三种。其中，第二种模式主要是针对农村基层组织工作特别是党组织建设，第三种模式则是在基层组织建设的基础上着重于农村社会综合发展，第六种模式主要是针对农村经济工作特别是贫困问题，且兼顾农村组织建设工作。这三种模式之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即只有当农村出现党组织建设问题或者经济问题的时候，党政系统才会考虑向农村派驻工作队。可能的原因是，农村经济发展是中共农村工作的基础性任务或主要内容，而党的组织建设是农村工作的关键性工作。

（二）工作队的规模

工作队的规模与组建形式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根据以上八种组建模式，分述如下。

第一种模式即指土改工作队。关于土改工作队的总人数，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想法是，“准备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而实际转化为工作队的总人数，并没有权威的统计数据，只是有研究者估计，“每年均在３０万人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