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正茂：从胡适到雷震、殷海光――自由主义在台湾的浮沉

殷海光说：“自由是许多人恐惧的乌云，也是另外许多人欣喜的朝阳”，他不断地阐扬自由主义思想，其言：“我们对于反对自由主义的人，至少有义务要促起他们，知道自由主义，是怎样一回事。”

一、苦闷年代的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的讨论，在二战后的台湾现代史上，特别有其意义。因为它所涉及的，不只是重要的民主思想启蒙、战后西方各家重要思想家或其学说的介绍，更是亲自在对抗蒋氏专制独裁政权的第一线，提出强烈批判的尖兵斗士，他们都是义无反顾地、准备实践其理想的殉道者。这批标榜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有理想、眼界广、实践力也往往超越常人，以今日视野观之，他们在战后台湾社会上，均享有崇高地位和正面评价的文化人、知识领袖，或称为引领风骚的伟大启蒙者。因此，拙文在此特别提出几位自由主义经典性的重要人物，简述其生平事迹与思想，藉以让今人理解其所作所为，及其能使后来者，有所深感之处。

众所周知，二战后的五○年代，是中国现代史上石破天惊大变动的时代，纠缠多年的国共内战，在国府勘乱失败后，神州易帜，仓皇撤退来到台湾。来台后，于风雨飘摇中，面对巩固政权与生存威胁的考虑下，国府断然采取更严厉的统治手段，此即开始实施尔后长达38年的戒严体制，以建立起独裁政治的威权统治。

在此氛围下，于大陆时期尚可标榜独立自主、走“第三条道路”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台后，由于批评国共两党的议政空间益形紧缩，是以其所受到的箝制力量也愈大。但是他们秉持着自由主义的传统与知识分子的良知血性，继续坚毅勇敢的批判蒋氏父子的专制独裁体制。当然，其最终之下场也就可以预期。然也因此，其所散发的人格光辉，才更难能可贵。

基本上，在1949年以前，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虽遭两方夹击，但他们尚可置身于或左或右的偏离或偏倚的有利条件。职系之故，当年国共两党对彼辈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尊重和礼遇，甚至企图拉拢之。只是，此种情况在五○年代以后即已不再，原因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已不能拥有自由选择偏离与偏倚的条件，因为摆在眼前的，只有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威权体制。所以在五○年代初期，跟随国民党政权到台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虽不情愿，也不得不在现实上，接受这样箝制思想的政治环境。

所幸，当时的国民党政权，虽然是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威权体制，但因其政权的存在与立足，必须全面依附美国，在考虑美国观感下，也曾给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点点说话自由的权利。换言之，当时的国民党独裁政权，也曾把这一点自由的权利，作为一种象征，来装饰台湾，用当时的话来说，即是以所谓的“自由中国”，来对照极权国家，或用来讨好美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只不过，像胡适、雷震、殷海光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只有那点微薄的力量，所以在“朝鲜战争”后，国际局势改变了，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立稳脚跟后，蒋介石乐得马上连这仅存的象征物也不要了。以下即略叙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于五○年代初，与蒋和国府疏离及交恶之缘由。

二、威权体制之巩固―――自由主义分子的疏离与整肃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使美国为围堵共产主义，不得不重新重视台湾的战略地理位置，而命第七舰队协防台湾海峡。美国此举，使濒临崩溃的国府政权及蒋介石起死回生，度过那危急存亡的关键年代。然国际形势对蒋的愈趋有利，使蒋介石威权独裁的本质又开始展现，仗着美国不可能弃他与台湾于不顾，蒋介石不再需要孙立人、吴国桢等来装点门面，维系美对台之支持。蒋经国与孙、吴等人之冲突，与其说是零星事故、事件之磨擦，不如视孙、吴之失势，实为恰好证明蒋介石强人威权体制在台湾的建立与巩固。

外交情势的有利，美国的支持，使蒋对整肃党内自由主义分子毫不手软，先前“复行视事”时起用的具有自由主义色彩之人士，逐一遭到罢黜。1953年11月，王世杰因“陈纳德民航队欠款事”被蒋免去“总统府”秘书长职务。以王世杰在蒋和自由派互动间所扮演的角色来看，其被迫辞职之意义，不只是王世杰个人与蒋关系之恶化，究其实，它代表了拥蒋的自由派分子与蒋友好关系的画下休止符。

至于雷震“国策顾问”遭除名，不单单只是雷震的《自由中国》杂志言论触怒蒋而已，它其实是象征蒋及国府加紧政治控制及箝制言论自由的进一步强化。当时政府对一些超过言论尺度的报章杂志常给以停刊若干日处分，另外对新闻自由也加以限制。蒋经国对党内标榜自由派、或倾向自由派份子，更是深恶痛绝，他在阳明山演讲时公开抨击“大陆是自由丢掉的，现在又来台湾自由”。

到了1953年底，国府执政当局对自由派的批评更加变本加厉，政治上与自由派分子的疏离愈来愈明显，雷震之事最后更演变到《自由中国》事件及组党风波，雷震为此更付出了牢狱之灾。胡适虽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院长，但是蒋对他也是尊而不亲，只因其在海内外无人可及的崇高声望，当局对他尚有若干顾忌和礼遇而已。总之，从五○年代起，党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几乎噤声，台湾已是处于一个失去舆论批判和制衡力量的苦闷年代。

而早先争取海外自由民主人士支持蒋介石，甚至组成“联合阵线”以及召开“反共救国会议”之举，也因美援恢复，台湾转危为安，国府的态度转趋强硬而流产。蒋对海外民主自由人士的疏离，导致张发奎、顾孟余、张君劢、左舜生、李璜等结合成一股“第三势力”的力量，曾在五○年代以“反共反蒋”为诉求而活跃一时。

总的来说，蒋之所以能够快速地建立以其个人为领导中心的威权体制，实有其特殊的时空背景使然。“朝鲜战争”以后国际的大环境有利之，以“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为蒋松绑宪法束缚其总统的权力、把“万年国会”掌握在手中，如同御用“传声筒”和“表决部队”;而“戒严法”之下达，使白色恐怖弥漫台湾社会各个角落。兼以“2・28事件”后，台湾人的反抗力量基本上已遭瓦解。在这种种因素杂糅配合下，凡有碍于强人威权体制者，皆在排挤打压之列，因此蒋氏父子轻易顺利地掌控全盘，建立其不可摇撼的威权独裁体制。

而此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蒋的关系如何呢?平情来说，胡适以其当时在海内外德高望重的地位，作为独裁者的蒋介石，尚不能不在表面上，对其容忍或礼敬一番。但对于以胡适为精神领袖的《自由中国》杂志社，雷震、殷海光等所谓“胡适自由主义文人集团”的活动，蒋介石就没那么礼遇了。尤其后来雷震的主张越走越激烈，欲组“中国民主党”时，蒋介石的容忍显然已到极限，因此设法罗织罪名将其入狱;并将殷海光台大教职停职等，最后，连最年轻的自由主义信仰奉行者―――《文星》集团的李敖，也身陷囹圄。

因此，整个“胡适自由主义文人集团”，随着1962年胡适的去世，死的死、抓的抓、关的关，几乎被国民党摧残殆尽。而以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五○年代的台湾议政，虽掀起《自由中国》时代的高潮，但也随即在国民党的反扑下，缘起缘灭，倏忽地风流云散矣!虽系如此，“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宿昔”，雷震、殷海光、甚至李敖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典范，抚今追昔，仍是值得吾人加以肯定效法的，兹简介其生平事迹及其思想如下。

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雷震

雷震(1897-1979)字儆寰，浙江长兴人，早岁留学日本京都帝国大学习行政法学和宪法。民国22年至27年间，任职于王世杰主持的教育部，因王与胡适关系密切，因而也决定了胡、雷间的私交。抗战胜利后，他先后出任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制宪国民大会副秘书长等要职。长期周旋于各党各派间，深获蒋之信任倚重。雷震虽为一老牌国民党党员，但在多年与各党派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交往过程中，使他深刻体察到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弊端，兼以其早年留学日本的法政专业素养，使他对民主宪政有一份憧憬与理念的坚持。

据胡虚一在《读〈爱荷华忆雷震〉书后》所言，雷震早在1947年即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表示不满，曾在日记中写下其曾向陈立夫进言情况：“余进言谓今日办党，应变更作风。过去为一党专政，今后为多党政治，不独方法不能同，而一切作风，均应改变。”同年7月25日的日记又言，他与罗贡华、程希孟等人讨论选举问题，及今后对付政治办法，雷震以为民主势力不扩张，中国今后必无出路。

在1949年前夕，雷震与蒋廷黻等人，既不赞成共产党的武装暴力革命，也不满青、民两党仅是国民党的附庸，毫无在野党制衡的力量。因此，蒋、雷希望国民党内主张“民主宪政”人士，从中分离出来，另组一新政党，和国民党作公平而自由的政治竞争，以发挥监督和制衡的民主宪政功能。而蒋、雷心目中，最理想的“新党”领袖，即为胡适，唯胡适并无意愿。

有趣的是，当时蒋介石并不肯担任宪法架构下，权限并不大的中华民国总统候选人，反而拱胡适出马，但遭到国民党内部的反弹。为此，蒋介石还特别约见胡适致歉，并希望胡适出面组党，胡却反而建议国民党，最好自行分化为两、三个政党，来婉拒蒋之好意。由此可知，在国民党自由分化产生新党这点上，胡适、雷震、蒋廷黻的主张是一致的，这种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完全是“胡适派文人集团”一厢情愿的幻想。

他们既不满意国共两党的专制，也不满民盟及青、民两党的依附性格，因此在国民党惨败来台后，雷震等为挽救败局，从根做起，乃试图发起一场“民主自由中国”运动。换言之，此时的雷震等，对国民党尚存有希冀和幻想，因此才会在大陆局势逆转后，敦请胡适出面领导，欲组织“自由中国社”，创办《自由中国》半月刊，藉助舆论，一面宣传民主反共，来鼓舞民心士气。

《自由中国》杂志于1949年11月20日创刊，雷震任主编，它群集许多在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于其上发表文章，试图以评论政治或引介思想的方式，在台湾传播自由民主思想的种子。而另一方面，雷震也有企图以“自由中国社”为核心，联合信仰民主宪政人士，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之用心，并希望藉此逐步发展成一新党，也能够监督制衡国民党。然而，雷震当初欲以“自由中国社”所发起的组党构想，却因时局恶化太快而未能有进一步活动，但却是尔后来台《自由中国》创刊，及蒋廷黻等在美拟成立“中国自由党”的最初构想。

其实，当年雷震在台成立的“自由中国社”及创办《自由中国》半月刊，还曾得到蒋介石的首肯及支持。因国民党欲借此行动，来起死回生，使外界对其能耳目一新。只是当时蒋介石的支持，其后证明，仍是极有限度的。此即意味着，当时“自由中国社”所做的一切言论行为，必须、也只能在当局容忍的范围内，才能有所开展。因而，这就决定了雷震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局限和历史宿命，此一局面，当然亦导致胡适、雷震、殷海光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其后无可避免被清算或遭整肃的悲剧下场。

五○年代初，蒋廷黻虽曾拟定在美成立“中国自由党”，但因胡适婉拒出面领导，故很快无疾而终。反而雷震当时所办的《自由中国》杂志，却愈办愈红，影响力越来越大。此情况在蒋介石立稳脚跟后，就触犯了当局的大忌。因蒋介石本人，一向把自由主义，视同如共产主义般，为毒蛇猛兽，所以长期以来，对其排斥不遗余力。

试想，早在二○年代，蒋介石对胡适在《新月》时期的言论，尚不允许其批评国民党、孙中山及政府，如今台湾处于风雨飘摇，大陆惨败和台湾地方民主势力抬头，蒋早已心存余悸之刻，又如何能听得进胡适、雷震等“乌鸦”般的逆耳忠言呢?所以，蒋介石最后对雷震等，会毫不手软地将其打压入狱，也就不足为奇了。

或许有人会认为，雷震不能算是自由主义者，因为他曾做过国民党的高官，和民、青两党人士往来密切，后来又搞反对党，政治关系复杂，这就表示他不一定有一贯的自由主义思想。其实，雷震在其早年留学日本时，学校的课程，已奠定其民主法治的学理基础。在京都大学时期，雷震主修行政法学，其师森口繁治教授，对于民主的坚定信仰，特别是对于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的重视，以及反对军人干政的态度等，都大大影响了雷震日后从政的理念。

基本上，雷震不属于理论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相反的，其可贵之处，是以实际行动，来实践自由主义者的政治理念。观诸雷震在大陆时期，对在野人士的尊重，对结束一党训政，和实现民主宪政，都曾做了许多推动的工作。来台后，他尤其能不顾强权，向国民党提出改造意见，甚至要求军中，不得设党部，搞权力圈圈。因此，他常在《自由中国》杂志上，撰述许多争民主、争自由、争法治或争人权的文章，均曾脍炙人口，流传一时，而战后台湾民主思想的启蒙，诸多系由此逐渐发展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