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建明：两岸关系、台湾政治生态与中国国家认同

摘要：本文归纳出关于两岸关系现状与台湾政治生态的特征事实，而这些特征事实又可归结为台湾民众的中国国家认同形成退化趋势的问题。本文研究发现，台湾民众的中国国家认同退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大陆的集权主义政治体制与大陆民众不完善的民生、民权状态以及大陆对台策略的失当所致。因此，中国大陆需要改进其集权主义政治体制与提高民众的民生、民权状态以及反思、改善大陆对台策略，以促使台湾民众的中国国家认同进入良性循环，建构新的两岸“想象共同体”。

关键词：台湾政治生态；中国国家认同；大陆对台策略：“想象的共同体”

一、引言

两岸关系是中国政治现实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客观、理性地研究这一问题。也正是因为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所以国内学术界（李家泉，1991；章念驰，2002；潘叔明，2003；徐博东，2003；阎学通、漆海霞，2005；刘国深等，2006；王曦、李杰，2006，2007）对这一问题非常关注。但他们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基本上集中于如何解决问题，注重于提出对策建议，或是针对台湾地区政治与两岸关系中重大事件的描述，但对事实的分析与解释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因此，其理论分析水平与学术品质有待提升。这种研究状态在台湾学术界也同样存在（包宗和、吴玉山主编，1999：34），只是没有大陆学术界这样普遍和深重。

这种欠发达的学术研究状态的出现，可能正如邵宗海与苏厚宇（2005）所评论的，是由于两岸关系错综复杂的特性，其不仅有二十世纪世界历史潮流与国内各种之间势力的问题交结，也有现阶段不同政治体系与理念之间的冲突、纠葛，因此难以一般的研究方法来对之进行解释。但是，在两岸关系的理论建构方面，台湾学者已经走在中国大陆学者前面，如吴玉山（1997）的小政治体在大政治体的阴影下的抗衡或扈从的极端点选择模型。

本文试图在理论上建构一个“（台湾民众的）中国国家认同形成退化”模式，以对两岸关系现状与台湾政治形态的特征事实进行解释，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反思近二十年来的大陆对台策略，以改善中国大陆的对台策略，更理性地增加台湾民众的中国国家认同感，而不是非理性地以牺牲自身劳工、环境的利益来拉拢台商，同时却以讽刺性的报道来贬低台湾的民主成就。这也是本文试图在改进两岸关系态势的政策制定上的雄心所在。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本文从外部因素（中国大陆的对台策略），而不是从内部因素，来解释两岸关系现状与台湾政治形态的特征事实。

本文首先归纳出关于两岸关系现状与台湾政治形态的特征事实，而这些特征事实又可归结为台湾民众的中国国家认同形成退化趋势的问题。其后，本文通过理性选择分析的进路，发现台湾政治生态中的这些特征事实与中国大陆的自身状态及大陆对台策略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也就是，台湾民众的中国国家认同退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大陆的集权主义政治体制，与大陆社会低度的民生、民权状态，以及大陆对台策略的失当所致。因此，中国大陆需要改进其集权主义政治体制，提高民众的民生、民权状态，以及改善大陆对台策略，以遏制这一退化趋势和优化大陆的对台态势，并促使台湾民众的中国国家认同进入良性循环。

本文所研究的两岸关系状态与台湾政治生态的具体时间段，是自20世纪90年代起至今的二十年，这二十年是台湾地区脱离威权政治体制并继续推进民主化的时期。

本文的以下结构是这样安排的。第二部分归纳了关于两岸关系现状与台湾政治生态的特征事实，而这些特征事实又可归结为台湾民众的中国国家认同形成退化趋势的问题。第三部分介绍本文的立论前提与研究理路。第四、五部分解释了两岸关系现状与台湾政治生态的特征事实；研究发现，台湾民众的中国国家认同退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大陆的集权主义政治体制，与大陆民众不完善的民生、民权状态，以及大陆对台策略的失当所致。进而，本文在第六部分反思了二十年来的中国大陆对台策略，并相应地提出改善大陆对台策略的建议。最后一部分是文章的结论。

二、两岸关系与台湾政治生态的特征事实

所谓的特征事实（StylizedFacts ）是指在一个较长时间段内，稳定地出现的、显现规律性的、能够反映社会现实运行的真实情况和基本特征的具有代表性的关键性事实。对于特征事实的描述与解释是社会科学研究中进行理论建构与检验理论解释力的一个重要契机。

二十年来，两岸关系现状与台湾政治生态中出现了三个特征事实，这也构成了台湾政治生态的一个基本面相，而且，这些特征事实具有反常于政治科学中的一般性命题与惯常政治现实中的普遍现象的典型性。这三个特征事实是：

（一）“蓝绿之争”成为台湾地区政党政治的突出议题。

在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中，一般是以民众的个体自由、权利、福利改善、政府的服务效能为归宿的社会经济公共政策即“左右之争”为突出议题，其它议题往往居于次要地位，难以成为政党政治中的突出议题。相应的，其政治格局往往出现政党轮流执政的“左右钟摆”现象，如美国偏左的民主党与偏右的共和党在总统选举与国会选举中的均衡对峙，英国左派的工党与右派的保守党在议会选举中的执政地位轮替等。

而在在台湾政治民主化转型及稳固的进程中，统独争议成为主宰着台湾政治运作的主要社会分歧，这一话题是台湾政党形成的一个重要分野，所有的政党都依附在统独的议题上。1

可见，台湾选举政治中“蓝绿之争”成为突出的话题，其反常于一般的选举政治形态。

（二）两岸的经济交流越热，政治上统一的认识距离越远。

一般来说，两个地区随着经济交流与合作的开展，相互的认同感就会增强，政治上的向心力就会增强，越容易形成政治上共识。例如，曾经是两次世界大战发源地的欧洲，经过半个世纪各国之间在经济、能源、社会问题等各个领域的合作与交流，降低了相互之间的敌意与不信任，淡化了主权意识，并形成了一个超级国家联盟――欧盟（包宗和、吴玉山主编，1999，第二章）。

而两岸之间却出现了与之相反的局面。两岸在经济层面合作一体化，而政治认识上却疏离，即“经济合作”与“政治疏离”共存的悖反现象（包宗和、吴玉山主编，1999：3）。而且，这种“经济结合、人心分离”（若林千丈，中译本，1994）的状态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已存在。2

依据“国立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重要政治态度分布趋势图”中“台湾民众台湾人／中国人认同趋势分布图（1992年06月2009年12月）”，从1992年6月到2009年12月，自我认定“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人数比例一直在40%-50%之间；但自我认定是台湾人的比例持续上升，至2009年12月已达到51.3%；而自我认定是中国人的比例持续下降，至2009年12月仅剩下4.2%，还不到1992年6月时的六分之一。“国立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重要政治态度分布趋势图”中“台湾民众统独立场趋势分布图（1994年12月-2009年12月）”显示，从1994年12月到2009年12月，“偏独立”的人数比例持续上升，到2009年12月时为20.1%；而“偏统一”的人数比例持续下降，到2009年12月时仅为9.9%.

3主张“尽快独立”的人数比例都超过主张“尽快统一”的人数比例，而且主张“尽快独立”的人数比例持续攀升，而主张“尽快统一”的人数比例则持续下滑。到2008年3月，主张“尽快统一”的人数比例为1.7%，而主张“尽快独立”的人数比例为6.0%.而且，主张维持现状以后“独立”的人数比例为17.1%，主张“永远维持现状”的人数比例为20.0%.4

（三）以“统一”为识别符号的政党淡化了这一识别符号。

原先以“统一”为识别符号的中国国民党进行了政党路线调整，转而强调“台湾优先，以台湾为主”、“不排除公投”等，淡化了“统一”色彩，甚至可能抛弃原有的“统一”主张，也就是“加台去统一”。而坚守于中国统一的亲民党、新党在台湾的选举政治中迅速泡沫化。“国立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重要政治态度分布趋势图”中“台湾民众政党偏好分布图（1992年6月2009年12月）”显示，偏好亲民党的民众比例从该党建立之初的17.5%持续下降到2009年12月的1.0%，偏好新党的民众比例更是下降到了0.8%.

以上的三个特征事实也是构成了台湾政治生态的基本面相与两岸关系现实结构中的主要事实，因此，对于这三个特征事实的解释，可以构成对两岸关系现状进行实证分析的理论框架。

我们将在后文表明，以上关于两岸关系现状与台湾地区政党政治的三个特征事实，其实都是围绕台湾民众的中国国家认同问题展开的。因此，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台湾民众的中国国家认同会出现持续退化趋势？

三、研究路径

本文立足于四个基本前提假设，在这里，我们将要论证这些基本假设并不是任意的，而是合理的。

（一）民主选举制度使得民众的自主意识和本土认同感增强。

在威权政治体制中，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最高统治者或统治集团，民众基本上没有影响力。而在民主选举制度中，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民众手中的选票，民众可以自主决定谁上谁下，而且，民主政治体制的运行也以民众的自主意识为基础，因此选举制度使得民众的自主意识增强。

由于投票总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进行，在选举过程中，这一地域范围内的各种选情信息充分流通。而由于一个人的选票不可能让自己满意的候选人当选，因此，需要考虑和了解到其他人的投票意向，这样也增加了这一地域范围内的相互认同感。并且这种本土认同感会随着民主选举制度的开展而不断增强。

而且，在选举时期，各种关于公共政策的辩论充斥着印刷品、媒体，在该选举范围内，人们能够投过印刷品、媒介与不认识的他人享有共通的情感与共通的公共意识，于是与不认识的他人形成了“想象的共同体”

（二）民主选举制度下的各个政党，作为选举机器的运作，需要以不同政治主张作为其识别的标志。

台湾地区经过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政治转型，已告别了“疑似列宁主义”党国一体的体制（若林千丈，中译本，1994），政党退出了公权力，实现了政党仅仅作为选举机器的运作。无论是内造型的政党还是外造型的政党，其政党运作都是以选举（总统选举和立法院选举）为中心，作为识别标志的，主要是“蓝”“绿”这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这时政党的竞争类似于厂商之间竞争，在选票市场上竞争。

（三）中国大陆集权主义政治体制与对台湾含有主权要求的军事压力的存在。

中国大陆集权主义政治体制所导致的大陆社会处于低度的民生、民权状态。两岸的政治主体都宣称对对方享有主权领有，但由于双方在综合实力上差距过大，事实上只能是大陆对台湾的主权要求才有可能兑现（吴玉山，1997）。而在军事上，大陆进行以台湾为日常性军事布置的对象，并且在敏感时刻与敏感区位进行针对性的军事演习（如1995年与1996年）。中国大陆对台湾含有主权要求的军事压力对于台湾地区现存较为完善的民生、民权状态而言，则是事关生死存亡的。

（四）存在一个强大的、对民主政体有着强烈偏好的美国。

这是指美国对中国大陆集权主义政治体制的不信任，和对台湾民主政治的认同。这个假设较有现实性基础，这是因为对民主政体的坚定认同是美国的立国基础，也是美国国家认同的基石（亨廷顿，中译本，2005）。那么，如果美国以台湾问题来遏制已实现民主政治的中国的和平崛起即不是基于对民主政体的偏好，而仅仅是针对中国，那么这一行为就可能会威胁到美国国家认同。因为外交上的“国家利益来自国家认同，要知道我们的利益是什么，就得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亨廷顿，中译本，2005：9）而且，周琪（2000）通过对美国外交政策传统的考察，发现由于美国政治文化中的“美国例外论”，即美国人自认为是上帝的子民，其自由价值和民主制度应当推广到全世界，因此，美国的外交政策比大多数国家都富有理想主义和使命感，其在当代的表现就是在全球追求普遍的民主和人权。也就是，我们可以假设美国只有对民主政体的偏好，而没有特意针对中国、遏制中国的企图。

我们通过理性选择分析的理路，来研究上述两岸关系现状与台湾政治生态基本面貌的三个特征事实，通过假设－演绎法来解释这些特征事实，以理解两岸关系现状与台湾政治生态所形成的理性基础。这也可以证明本研究所立足的四个基本假设是稳健的。

四、国家认同的形成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