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基米尔・亚库宁：“转型经济”的两种模式

[俄] 弗拉基米尔•亚库宁 等/著，肖德强/译

爬行的乌龟和奔跑的兔子

现代化理论为认识经济发展转型阶段的客观性提供了方法论基础。研究者将目前的现代化模式分为两种――自由模式和保守模式，后者在经济方面有以下几个特点：国家具有特殊作用、家长式管理、意识形态统治对劳动有促进作用。前苏联和其他一些传统上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实行的正是这种保守的现代化模式。在起点落后于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的情况下，这种模式能够集中资源加快发展进程。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指标至少说明了保守模式的竞争潜力。但集中各种力量来保证指标却不是能够长期做到的。在执行现代化任务的同时，管理也应该加以改进。改革的主要任务是从动员体系向稳定发展体系转变。

与此同时，西方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已进入了现代化的第二个历史阶段，即从工业经济体系向后工业经济体系转型。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来说，完成新的现代化任务迫在眉睫，这些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曾与西方国家不相上下，但是，后来落后了，这是因为西方大力推行了后工业化新技术，从而改变了它们的经济结构。于是，选择什么样的现代化模式就成了摆在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面前的一个问题，他们急需建立一套能够实现后工业化突破的复合型管理体系，中国领导人在70年代末着手建立的正是这样一种体系。

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家们所走的道路似乎更为简单，在向工业社会转型中用来摆脱落后状态的保守主义现代化经验完全没有得到考虑，在“极权经济”的口号下采用该方案的设想在思想上受到了批判。西方经济制度所选择的作为基本模式的后工业时期现代化并不是一种现代形式，而是它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雏形。现在已经能够明确断定，这种模式不仅无助于解决新的现代化问题，而且把结构改造直接引向了相反的方向。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经济转型国家存在两种改革方案。他认为两种路径的差别首先是改革速度的不同，“休克疗法派”和“渐进派”的立场是对立的。斯蒂格利茨认为，“休克疗法派改革家”得到了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力支持，这就决定了他们的经济纲领大多数情况下都会被接纳。但是，后来爆发的危机证明了渐进派改革家的英明，“渐进派改革家”准确地预言了“休克疗法”的消极后果，不过他们还是低估了即将到来的灾难的程度。斯蒂格利茨在对争论进行总结时说：“爬行的乌龟终于超过了奔跑的兔子。”

破坏还是改革?

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进程进行比较，就会对当前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是绝对低效的陈腐论调产生质疑，社会主义所展现出来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高于西方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与过去发展条件严重落后所不同的是，现在的差距正在逐年缩小。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和农业领域的经济增长速度都明显加快，西方国家只是依靠服务领域的快速发展才稍微弥补了经济的不景气。

我们通常说日本在战后60―70年代国内生产总值的高速增长是一个“经济奇迹”，但是，罗马尼亚在齐奥塞斯库执政时代曾有过快得多的发展速度。当然，人们“通常不会”谈论与新自由主义相抵触的罗马尼亚的“经济奇迹”。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改革后的罗马尼亚直到零零年代中期才达到1980年的水平。

否定苏联的保守现代化模式，更大程度上不是因为经济原因，而是思想原因。毫无疑问，制度首先需要改革的是刺激经济的促进作用和提高个人主动性。

然而，是否应该摧毁掉这种支撑国家管理经济的结构呢?这里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强迫别人接受全球变化模式的真正意图是改革还是遏制军事和经济社会的竞争对手?或是与这些所谓的“邪恶帝国”所进行的斗争呢?

中国没有听取西方的建议，选择了自己的渐进式改革方式，中国没有破坏原有的体系，而是对其进行保留和逐步改造，从而保证了其稳步向前发展，避免了发生在东欧国家的灾难性的倒退。白俄罗斯也选择了尝试类似的改革方法。

“休克疗法――这是我们的方式”

“休克疗法”这一概念首先是在波兰提出并开始使用的。其主要理论家是著名的货币主义的忠实拥趸杰弗里・萨克斯，他后来承认，超剂量的货币主义药方在很多改革实践中并没有发挥作用。

“休克疗法”理论上是在发达的市场体系基础上形成的，没有考虑到经济转型国家社会关系的实际情况，比如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居民收入水平明显比西方国家要低，但消费内容大致相同，东欧人所需食物的热量甚至要超过西方国家居民。如果说西方国家的物质福利主要由公民的个人收入构成，而社会主义国家则还包含了国家的补贴。例如，在波兰“团结工会”同苏联社会主义抗争的时期，国内消费者只需要支付相当于商品价格五分之一的价钱便可以买到牛奶，享用中央供暖和公用住房等服务，剩下部分由国家支付。东欧国家光是用于食物的国家补贴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在苏联则达到了12%。所以，价格的放开自然导致了大多数人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改革的宗旨本来是要达到西方人的物质生活标准，但结果却与预期恰恰相反。东欧国家居民的生活质量从主要指标来看直到今天仍低于西方，例如，因为实行激进的自由化，保加利亚直到1996年仍然有8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私有化论主张不惜一切代价破坏东欧国家经济社会稳定性的基础。改革前夕，国有经济占工业产值的比重从波兰的82%到捷克斯洛伐克的97%不等，私有化进程在工业领域引起了尤其严重的问题，居民没钱购买大企业的股票。在缺乏资本的情况下，自由化进程的基本机制就是向人们发放私有化债券(流通券、公债券)，从而使人们获得一部分国有财产。通过发放免费的私有化债券把国有财产转到私人手里。投资对国家财政支持项目的发展没有起到推动作用，相反，由于对国家预算支出的缩减，使得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缺少资金。

在取得股东地位的公民中普遍传播市场社会主义的理念没有成功，虽然在向劳动者灌输利用私有化债券参股这一思想的过程中，克服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劳动与资本的典型矛盾，但在实践中劳动者也没能成为所有者。

东欧各国普遍建立了私有化基金会(实际上是控股公司)，这些基金会大量收购私有化债券。在这一过程中领头的是那些在党的机关工作的人，例如，捷克40%的私有化债券集中到了10个基金会手中，这就意味着这10个基金会将分享这些私有化了的国民经济份额。私有化过程中的犯罪腐败现象在东欧遍地开花，成为(“不惜一切代价”)加速非国有化的普遍特征。

东欧国家的领导层比俄罗斯领导层醒悟得略早一些，例如，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早在1995―1996年就暂停了进一步的私有化，很明显，正是在停止私有化之后这两个国家才迎来了扭转国内生产总值负增长的转折。

在改革进程完成前夕，东欧各国国有经济份额远高于俄罗斯，在社会主义体系改造进展迅速的波兰，1996年前夕的私有经济只占56%;在更加保守的罗马尼亚是35%。而且，跟苏联相比，东欧各国经济的国有化程度要低，而私有经济，虽然被严格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但是改革前就已存在。

对农业合作社制度的破坏产生了一些消极后果。改革派认为集中农业生产资源的通用途径――合作社――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弊病，但是，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私有雇主的小份土地效益极低，非常有代表性的就是，他们中的大多数由商品生产退回到了自然生产。发展方向不是向市场经济转型，而是向商品制度以前的方向退化。直到今天，一些东欧国家的农业仍然是负增长(已经超过15年了)。

东欧国家重建和改革过程之初就在发展水平上与世界拉开了距离。如果说在80年代中期东欧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总体上超过了西欧，那么到90年代初期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当东欧发生剧变的时候，西欧国家仍在按以前的速度继续发展。两种制度竞争中一方竞争对手经济发展的中断难道不是造成激进式改革的真正原因吗?难道不正是由于这种中断使美国和西欧国家强迫东欧各国和俄罗斯接受那种在它们本国都从未出现过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吗?

20世纪90年代危机过后的恢复速度似乎至少应该能够弥补“休克疗法”所造成的经济倒退。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危机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还比不上这些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经营管理时出现经济衰退的时候。人们可能会有不同意见，认为这个时间差不足以评价改革的真正效果，弥补增长需要的时间应该更长一些。但是随着改革后第二个十年的开始，东欧各国仍没有迎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东欧国家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所占的份额持续减少，地缘政治作用也在下降。所有东欧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总量都大大低于苏联时期。由此可以证实，自由主义改革没有在任何一个东欧国家取得成功，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改革后的发展轨迹与预期的相差甚远。

苏联解体后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给各国的国民经济带来了更为严重的后果，大部分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包括俄罗斯在内，国民生产总值直到今天都没有达到解体前的水平，对其中一些国家来说，暂时甚至无法逾越1980年的水平。

请不要忘记，“二战”结束后，苏联用了五年的时间就足以把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从新自由主义改革开始，用一句国家计划术语来说，已经过去三个五年计划了。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那些选择了融入市场体系激进程度最低的模式的国家，像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都成功超过了1990年的经济发展水平。苏联解体前，各加盟共和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比获得独立后要重要得多。其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上所占的份额和国民经济在世界上的排名同苏联时期相比严重下降，只有土库曼斯坦(一直因缺乏民主而饱受批评)维持住了解体前的地位。

“中国模式”

为了证明改革派的正确，俄罗斯在社会上积极宣传改革中出现暂时的倒退是不可避免的论调。倒退的程度是由所改革的这种制度患病的程度决定的。实行共产主义的苏联客观上似乎比保留了部分资本主义制度的东欧国家在危机中陷得更深。

然而，同苏联一样带有经济国有化传统的中国的改革经验却证明，从行政命令过渡到市场模式的过程中不一定会出现危机，相反，恰当的改革本身可能是刺激经济的催化剂。中国的改革进程已经持续了30年，直到今天仍没有结束，在这30年中没有出现一次经济衰退。中国进入市场经济的重要变革包括五个阶段(1978―1984，1984―1992，1992―1997，1998―2002，2002―至今)，其中每一个阶段都在统一的长期战略框架内制定一个中期目标。当然，在这30年中，经济速度自然也有几次放缓，但类似东欧国家那样的经济崩溃却一次也没有发生过。

俄罗斯确实曾有机会选择中国的改革模式，但是，众所周知，它最终选择了新自由主义的货币主义模式。对哪一种模式更能有效实施向市场体系转型的统一战略方针这一问题的回答，就是对改革期间中俄经济发展进程的非常直观的比较。改革前夕，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比苏联低23%，过了不到10年，到1997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是俄罗斯的6.5倍。随后发生的俄罗斯经济崩盘使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也领先了俄罗斯好几年。

与俄罗斯不同的是，东亚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没有那么大。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还排在世界第十位的话，那么，到90年代的时候已经跃居第三位，而到了21世纪初，则已经挤掉日本上升到第二位。预计接下来的十年内中国的经济会超过美国。实际上已经超过了，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中83%为服务业所创造，是一种间接生产型经济、虚拟资本、虚拟价值。所以，如果剔除服务业部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世界排名将高于美国。

在东欧国家经济改革实行的货币政策中，其中一项就是与国家财政赤字的斗争。中国的改革家们比较幸运的是，没有受货币主义陈规的束缚，认为财政赤字不仅是一个正常现象，而且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这种情况一直伴随着中国的整个改革过程和经济的快速增长。虽然财政预算中的收入曾一度高于支出，但随着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的道路，财政预算中支出开始超过收入。中国的财政政策有理由让俄罗斯政权的高层们认真思考一下不惜一切代价保持收入多于支出的合理性了。

中国改革模式的本质特点是“谨慎、渐进、坚韧”。早在8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就提出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政策，同时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