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警惕权利缺失形成“新底层社会”危险的贫富差距

中国的贫富差距到底有多大？

在国民收入分配改革长期不得进展之时，中国媒体再次发力。新华社“调研小分队”经过大范围的调查认为，中国贫富差距已经逼近“红线”。“劳动者不体面，体面者不劳动”，“挣钱不费力，费力不挣钱”，“起得比鸡早，干得比驴多，活得比马累”，诸如此类的说法，被舆论认为是普通劳动者们的现实写照。

与情绪化表达不同，真正让中国民众精确地看到收入差距的是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他在2007年的调研让相关整体数据浮现出来。

2005年-2006年对全国几十个城市和县的两千多名不同收入阶层的居民进行了家庭收支调查。按照统计数据，这10%的城镇最高收入家庭2005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8万，而王小鲁推算的结果是9.7万。据此推算，全国居民收入的遗漏大概有4.8万亿，约占总收入比的26%，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31倍，而不是统计显示的9倍。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而不是按统计数据推算的21倍。

王小鲁的调查采用社会学方法，取得了相对真实的收入消费数据。另外根据居民的家用汽车、商品住宅、出境旅游、银行存款分布等数据验证，证明最高收入者的推算是基本可信的，甚至可能偏于保守。

这些收入为什么统计不到？王小鲁告诉南都记者，道理非常简单，因为这些收入本身就多数是不合法的“灰色收入”，因为统计局的入户调查完全依赖个人提供信息。王小鲁的“灰色收入”研究提供了国民收入分配改革的基础数据。

王小鲁在接受南都采访时认为，由于数据不充分，他难以重新计算基尼系数，但肯定会明显高于世界银行计算的0.47的水平。王小鲁表示，他们仍在做相关的最新研究，新的结果约在两个月内统计出来，但初步看，这部分隐性收入还在继续扩大，而且扩大的速度相当快，结果可能远远超过“警戒线”。(据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唐钧提供的数据，2007年的《社会蓝皮书》中，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按照严谨的社会调查抽样方法”得出的调查结果是：2 0 0 5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496。中国人民大学的有关调查数据计算，200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561)

贫富差距不可怕，可怕的是中国式的贫富差距。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的50%左右，而在我国则不到10%。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常修泽告诉南都记者，从收入法核算的G D P来看，2000年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为51.4%，基本还属于“控股”，而在2007年，这一数字已下降至39.7%。这一下降趋势已经持续22年。

权力侵蚀市场导致收入流失黑洞

与得到贫富差距的精确数据一样，我们同样必须找到贫富差距的精确根源。我们不妨从收入的黑洞继续追溯。

王小鲁认为，在一个正常的市场体制下，收入差距再扩大，无非是资本回报拿得多，劳动回报拿得少；但这些如果都有一个合法的理由，这些收入应该是可以通过统计记录在案的。但现在面临着收入流失的黑洞，既不是资本回报，也不是劳动回报、人力资本回报，剩下的就只有对权力的回报了。

我们在各个环节都可以发现收入黑洞。世界银行2006年进行的中国120城市竞争力调查指出，企业的旅行和娱乐花费可以衡量对政府官员的“非正规支出”(基本等同于“行贿”)。这项花费占企业销售额的比例最低0.7%，最高2.3%。如果以0.5%作为企业正常支出水平，按2006年全国工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销售收入55万亿元计，企业用于行贿的旅行和娱乐花费约为5000亿元。这可能还只是行贿的一小部分，未包括现金、实物、信用卡划账、股权赠送等行贿方式。这些收入，分摊到全国大大小小的官员身上，已经是一笔大数字。

近年来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数额巨大(2006年4.5万亿元)，层层转包，层层剥皮，漏失巨大。据王小鲁的调查，有些项目的情况，施工单位实际拿到的工程投资还不到工程拨款的三分之一。

除了腐败寻租行为、公共资金管理不善，转移支付存在漏洞之外，王小鲁还指出了最近十年来迅速拉大的几个环节：

一是未纳入财政管理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已达万亿元规模，各级政府与卖地收入及房地产业利害相关的利益格局；二是房地产业暴利，对房地产投机缺乏有效制约，预期2009年该产业利润达上万亿元；三是缺乏针对资源性和垄断性收益的合理税制，2009年仅煤炭、石油天然气、金属和非金属采选业超额利润5000亿元；四是垄断行业人均收入是其他行业5-10倍。

这些跑漏的收入，主要不在于市场化，而在于制度不健全，权力以及有权力背景的垄断企业侵蚀市场的结果。

权利的缺失使得资本与权力的合谋变成可能

一方面，权力在市场的扩张，导致了收入的跑漏，另一方面，初次分配的不合理使“强资本、弱劳动”趋势不断强化。这加剧了贫富差距朝着两极化的方向无限延伸。

因为贫富差距拉大的主要因素是制度不健全，是权力扩张的结果，所以结合到国民收入分配改革，就只能把改革的希望放在初次分配上，而不是再次分配上，制度不公下的二次分配会出现“逆向调节”现象。

中国的劳动者群体是世界上最出色的劳动群体，他们受过九年中等教育，吃苦耐劳，纪律性强，但占人口主体的部分却集体成了所谓的“弱势群体”，在这样的符号暴力下，甚至劳动者自己也认同了这样的标签―――弱势群体，能保住饭碗领上工资吃上饭，一切都就忍耐着过吧。

蛋糕已经被我们做得如此之大，劳动者的收入不见增长，低收入的状况没有改观，相反，“提高劳动者素质”却成了振振有词的口号，这岂不是天下最奇特的逻辑？更应该培训提高的根本不是劳动者。但是，人们好像永远在承受默认这样“低素质”的逻辑。

因此，在这里仍有必要重提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他有一套非常有启发性的分析方法，他把贫困理解为权利的缺乏、可行能力的被剥夺，贫困其实是一个健康人被种种法规堵住嘴、蒙上眼、捆住手脚的结果。“饥饿是交换权利的函数，而不是食品供给的函数”。

反观中国的权利体系，人们会发现阿马蒂亚・森真的不愧是发展经济学之父。你的灰色收入，正是拿走了本该属于我的那一部分。它其实是一种体制的抢劫，对权利剥夺的结果。如果说劳动者的素质低，那其实只是意味着他们的权利是残缺不完整的。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权利总是对接着现实的经济利益，权利不仅仅具备政治上的象征意义，更可以兑换成真金白银。不管是通过共产党自身的历史，还是现实的各个层面的状况，都可以证明工会是值钱的，农民的自治组织是值钱的，监督权是值钱的，选举权更是值钱的。

知名历史学者吴思提供了一个案例，从1927年起，山东枣庄的中兴煤矿工人工资陡升，原因就是来自一项政治权利的获得，或者说一条禁令的松动：工人有了联合起来与老板讨价还价的权利，有了组建工会的权利。一名来自山东菏泽的年轻人，发动了工人，组织了工会与老板集体谈判，结果将平均工资增加了37%。据吴思的测算，假如今天的农民工有权利组建自己的工会，倘若这些工会真能发挥在枣庄煤矿的作用，将工资提升37%，农民工的收入就会走出长期停滞，全国农民工的总收入将因此每年增加5123亿元。

笔者此前也曾调查过一个水果专业村的销售过程，很有意思。全程看到了这种价格的博弈，供求关系决定价格吗？非也。你的苹果你做主吗？非也。事实上，只有果农联合的力量才能对付单纯追利的资本(其实，这些资本还都是些小资本)，否则你就会一败涂地。你几乎赚不到钱，虽然你的水果质量很好，可以卖进大城市的超市。这样的案例，在有农会的韩国、日本、台湾，普遍存在。

那么选举权、监督权跟劳动者收入有关联吗？举一个最直接的例子，台湾在开始县乡选举之后，建筑工人成为台湾行业平均工资最高者，而按照现在的数据，建筑与纺织，是北京平均工资最低的两个，不足两万，而最高的证券业超百万。

监督权虽然不能直接转化普通民众的现金收入，但可以直接拉低最高收入者的收入，使得贫富差距变小。王小鲁教授同样赞成从政治体制改革的角度来破解贫富差距，他认为，要提高制度和管理的透明度，首先要取得社会公众的监督，没有社会监督，再完善的制度，也不能阻止腐败，也不能阻止寻租行为。

另外，从城乡收入差距的角度看，因为自由迁徙权、社会保障的不均等，二元的结构实质上变得更加深化。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曾解释，为何农村挣钱更难了？因为城市里人的钱绝大多数都不再往农村走了，而在上世纪80年代，这些钱大部分还是要往农村人那里走圈的。

正是因为劳动者的谈判权利被搁置被压制，企业才可以尽量压低工资开支，有足够的空间去“求租”。权利的缺失，使得资本与政府的合谋变成可能。普通民众的权利体系，与其收入之间，与贫富差距无限扩大之间，存在着简单的映射，或复杂的函数关系。

“新底层社会”正在形成并走向刚化

通过权利的正本清源，让劳动者增加自主组织性，从而增加集体谈判能力，实现政府、企业以及劳动者之间合理的初次分配，通过财政公开透明给人民赋予监督权，让人民选举真正代表民意的代表，加强对政府预算的监管。每一项权利，对接的都是现实的收入和利益。

当然，稳定偏好对于一个多民族的大国而言，从来就具有不证自明的意义。但僵化的稳定，只能一次次错失解决问题的时机。如果拿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最近10年对比，人们会发现一种比数据更可怕的趋势，这一趋势就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固定化。谁是穷人，谁是富人，现在已经差不多了，以后基本不会再有什么变化，从而形成了新的社会结构。穷二代、富二代、官二代，基本可以落实到人头，年轻人基本可以对号入座。中国社会由此开始丧失自下而上的流动渠道。

有一种美国式的贫富差距值得欣赏，虽然基尼系数也不低，但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两极化，而是一极化方向发展下的差距。在今天的中国，人们除了可以看到惊人的贫富差距之外，还可以看到因为缺乏社会保障和收入保障的“新底层社会”形成，包括失地农民、被拆迁的城市居民以及不能充分就业的大学生群体，还有因为高房价坠落的“城市中产”、未被利益集团吸纳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底层社会群体的一部分，加上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农民工、下岗失业工人，组成了庞大而复杂的底层社会，并且这个底层社会正在逐渐走向刚化。

当拥有被剥夺感的群体越来越庞大，这岂不是最大的不稳定，最大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