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谨防跌入发展的“中国陷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道路，实现了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对外开放引进了资金、技术、经验，并为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岗位，这些因素均强劲地推动了经济增长。但在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矛盾。由市场配置资源实现了效率的最大化，社会财富迅速积累，但同时也出现了收入差距拉大、分配不公、就业受阻等问题。许多学者判定目前中国正处于发展的十字路口，必须慎重考虑如何选择未来的方向和道路。周天勇教授更是大声疾呼，我们应当未雨绸缪，谨防跌入发展的“中国陷阱”。

工业化超前与城市化滞后的矛盾

周天勇：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由于大干快上，超英赶美，50年代后期进入城市的人口增多，加上对农业的计划统购和价格剪刀差政策，导致农村生产的粮食满足不了对城市中过多人口的供应，于是从那时起，采取了严厉的农村和城市隔离的户籍制度。而改革开放以后，对于农民进城和推进城市化，也是半推半就。结果与人均GDP3200美元左右的发展水平国家和地区相比，我们的城市化水平滞后了15―20个百分点。

而我国工业化却在超前发展。经济结构中，工业偏重，服务业比率低，每万元GDP的资源消耗量较大，污染和碳排放量也居高不下。在农村人口增长和分散居住的情况下，人们的生活和发展导致对土地的浪费利用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许多方面的问题比人口集中到城市要严重得多。

中国经济时报：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结果就是，依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GDP上去了，但消费却很冷，特别是农民的消费始终启而不动。这是不争的事实。

周天勇：在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农村人口只有转移进入城市，才能提高他们的收入，才能改变他们的消费方式，才能使消费服务业的发展有市场容量，因此，城市化是发展中国家创造和持续扩大消费需求的重要机制和过程。而狭义的工业化，则形成创造产品的工业体系，是创造供给的重要机制和过程。只有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进行，才能使一个国家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相平衡。如果城市化滞后，工业化超前，不依赖于出口加以平衡，其必然的结果，就是生产过剩。

实际上，2009年我国国民经济国内消费不足、出口受阻、生产过剩的病症，从深层次看，就是结构转型过程中，城市化滞后和工业化超前流程不畅的一次大暴发。

土地和住宅体制潜在的风险

中国经济时报：经济发展中城市化的过程，总是与人们的土地、居住、流动密切相关。人们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和迁移，是不是彻底离开故土，原来的土地和院落怎么办？到城市后是暂时租住，还是长久居留？在整个城市化过程中，土地资源如何调整？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如何进行再分配？

周天勇：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人口的城市化过程，有一个人口从农村退出和向城市进入的过程，其退出和进入，必然地涉及财产、置换、交易等制度和行为，并且，退出的成本收益和进入居住的能力与成本，是人口最终能不能完全城市化的关键因素。在我看来，影响农民永久迁移进城的原因，实际上是退出农村的损失较大，以及进入城市长久居住的支付能力较低而支付成本过高。

中国经济时报：这恐怕与我国的土地制度有关。

周天勇：综合起来看，中国的土地制度问题包括：1.农民承包土地与集体所有土地之间产权和利益不清；2.政府征用城郊和农村集体土地为国有土地，没有按照不同所有制之间等价交换的原则，因此，给集体和农民的补偿太低；3.农村土地承包期的时间较短，加上城市出让期限较短，不利于土地产权的稳定性，并且土地使用期（包括住宅）到期后，是否再需要出让并再交一次出让金，成为土地所有者与土地使用者之间的一道难题；4.由于农民无权自行处置级差地租较高的承包土地，包括宅基地，而大片农田和边远山区的宅基地，退出复垦，国家也无补偿，无法变现换取城市住宅，农民向城市流动的退出损失太大，实际上形成了城市化中农村人口的退出障碍；5.农村建设用地、宅基地、耕地，都不能进行抵押贷款，也不能入股，交易也受到限制，因此，土地不能作为资产来为农民获得利益，使中国农民与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农民相比，少了一个重要的能增加收入的渠道；6.土地资源分配和管理方面，由于从县到中央，层级太多，土地按照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与土地的集中管理和分配之间，存在着较多的矛盾。而城乡规划由住房与城乡建设部系统组织进行，土地利用规划又由国土资源部系统来管理，实际上就是一种相互矛盾的管理体制。结果，管理成本高，管理难度大，管理的效果也不理想。

中国经济时报：我们看到，农民没有得到城市化和工业化在土地重新分配中带来的利益。

周天勇：在现有的集体土地被国家征用的体制下，农村和城郊的土地财富转化为了城市化和工业化中的电站、提供城市淡水的水库、高速公路、城市住宅、办公楼和培训中心、商业金融大厦、工厂等等巨额的实体财富，政府和开发商也在土地的征用和开发中赚得了暴利，村民世世代代守着赖以生存的土地，在被征用后，却形成了数千万的失地、失业和失保农民，农民没有因征地而致富，却因建设用征地而致贫。

居住成本的快速升高，对中国城市化的影响和其对未来社会稳定也积累了风险。2008年，我国城镇居民平均房价收入比为7.4，2009年上升到8.3，而全国进城农民夫妻二人房价收入比，2007年平均为16.52，农民三口人房价收入比为25.53，2009年估计分别上升到了22.08和29.44。从国外许多国家看，居民房价收入比一般在3―6，超过7就被认为较高了，而且他们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较小。中国的现状是令人担忧的。

中国经济时报：这种矛盾其实也存在于城市中。房价不断飙升，已经让老百姓感到了恐慌。

周天勇：我们从城市居民7等分收入看，实际上60％的居民已经无力购买住房，加上进城有购买住房意愿但实际无支付能力的农民，85％以上需要住房的居民没有购买能力。

在城市中，形成了15％以下靠出租房屋不劳食利的家庭和85％以上辛勤劳动而将收入的一部分交租的家庭，而且由于人口多、土地少，房租水平会持续上升，普通工薪阶层收入中越来越多的部分要用来交租给食利阶层。这种格局，必定会造成城市化过程中巨大的贫富差别。财富差距这样大，大部分人交租给少部分人，会形成巨大的心理反差，这是引发未来社会动荡的隐患。

上哪里去就业，分配如何公平

周天勇：城市化过程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是，大量的劳动者，在城市中做什么？在哪里就业？就业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之本，没有就业，从农村转移和城镇新增及其需要再就业的劳动力就没有收入，就会带来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而城市中大量容纳农村转移劳动力和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的组织和产业形式是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小企业以及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从印度、拉美两种模式与东亚模式的比较来看，印度、拉美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后，其服务业发展的层次低，其每千人口拥有小企业数量比东亚水平低。因此，不论是印度，还是拉美，都发生了就业困难，失业率很高。

中国经济时报：和大工业相比，中国的服务业水平是很低的。近几年，中国服务业形成的增加值，占GDP的40％左右，在其中就业的比率占到全部就业劳动力的30％左右。这比经济发展水平到人均GDP3200美元时的一般发展中国家水平，滞后了30个百分点。服务业发展的滞后，也是中国农村劳动力剩余过多和城镇就业难的一个深层次原因。

周天勇：大量的小企业，主要分布在服务业之中。因此，服务业发展较为充分的国家和地区，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较小，而服务业发展不足的国家和地区，实际上会造成收入分配差距，甚至使其拉大。

大企业和大工业，形成一个国家的工业体系，可以依靠技术升级，增强其国际竞争力，主要功能是强国；而小企业和服务业，解决劳动力的就业，提高劳动在GDP中的分配比率，减少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口，主要功能是富民。

虽然，近几年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后，各级政府也开始重视小企业的发展，但是，到目前为止，注册登记审批方面政策放宽的力度不大，各种监督执法繁杂、重复和交叉的问题总是没有得到解决，小企业融资难仍然存在。如果不进行政府管理和金融体制创新改革，小企业发展艰难，将会给我们未来城市化带来就业困难和收入分配不公的后果。

供养和税费负担积重难返

周天勇：供养规模太大、税费负担太重，已经成为抑制中国社会创业、百姓就业的体制性障碍。

我发现，政府实际的全部收入要大于每年公布的预算收入。比如，２００７年，预算公布的政府收入为５１５４９亿元，但是，加上土地出让金、收费罚款、社保缴费等没有进入预算的预算外收入项目，实际政府全部收入保守地算为８５２２３亿元，为当年ＧＤＰ的３３％以上。这个比例远高于一般研究认为的发展中国家ＧＤＰ税费负担率１８％―２５％为宜的范围。

中国经济时报：为什么收这样多的税费？原因之一在于供养机构和人员的规模过大，公务支出的比例过大。

周天勇：对。１９７８年以来，全国总人口增长３７。２６％，但是，事业机构公职人员从１４９７万人，增加到２００７年的２８７４。２万人，增长了９２％；行政机构公职人员从４６７万人，增加到２００７年的１２９１。２万人，增长了１７６。５％，其中还不包括协编和临时编制人员。考虑行政事业单位退休人员估计在１５００万人左右，这部分人员的工资福利，也需要缴税缴费供养，再加上政府及行政事业机构中的临编和协编人员，总的供养人员规模达６７００万人，占总人口的５。０７％。就是说，２００７年，实际上全国每１８。７２人就缴税缴费供养１人。

政府收入中公务开支比例更大。２００７年行政事业单位工资、医疗、退休、公车、公务招待、公出和办公经费等等，总计为２９４２５亿元。当年，对行政事业单位投资为８１０４。８亿元，其中行政机关投资为３１６６。１亿元，占全部行政事业投资的３９。０６％。一般性开支和投资开支，是政府预算内收入的７５％，占全部政府实际收入的４４％。从一些国家来看，日本行政公务开支占全部预算比例大体在２。５％左右，美国在１５％左右。

当然，如果政府的支出及其收费和税收，如果不影响创业、投资和企业，不影响国民经济的活力，我们没有必要讨论这样的问题。但是，关键是它影响了我们小企业的创业、生存和发展，影响了服务业的发展，影响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带来了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后果。

中国经济时报：政府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过大，势必会挤占对居民和企业的分配。老百姓的收入低，又何谈消费和创业。

周天勇：目前的税制结构，实际上是不鼓励创业、投资、劳动、创造财富，而是鼓励倒房子，鼓励积累财产并依靠资产不劳食利，鼓励污染，鼓励过度使用资源，这与鼓励创业、增加就业、保护生态环境、节约利用资源、抑制食利阶级产生等现代理念是格格不入的，必须进行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在行政体制上，我们的失误之一是没有建设现代的财政预算与机构人员编制的制衡制度，没有将政府和行政性事业机构人员规模控制住，没有将其收钱和花钱的方法管住。

谨防陷入发展的“中国陷阱”

中国经济时报：从发展模式看，我们还能继续朝着重点发展重化工业，工业化超前，以投资为主，用大企业、大资本、大项目，主要依靠资本和资源要素，来推动经济增长的道路向前走下去吗？

周天勇：在这种发展模式下，ＧＤＰ可以高速增长，但是，由于其是不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一种发展模式，并且随着技术进步，企业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劳动力成本的日益上升，产业和企业所用的劳动力会越来越少，要向外排挤劳动力。

因此，在这样的发展模式上继续往前走的风险是：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单位的职工从最多时候的１４０００万人，下降到目前的３５００万人左右，十几年中减少了１亿多个工作岗位；在人均耕地比印度还少一半的国情下，农业中还有３亿劳动力。而且，随着农业的现代化，在未来的２０年中，中国农村中至少还有２。５亿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中国每年需要就业的大学生在６００万左右；城镇建设占地，每年有２００万―３００万的农民需要重新就业；每年城镇新增５００万劳动力需要就业；由于矿山枯竭、产业结构调整、企业破产兼并、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工业企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技术进步等等因素，每年也需要３００万左右的劳动力重新就业。就业的压力非常之巨大。

如果我们还是在原有的发展模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