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生：寻找真正的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如果存在的话，那就是温州模式

本刊记者 张欢 实习记者 游益萍 发自广州

1981年，国门初开。

著名记者、报告文学家黄钢把儿子黄亚生送去了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哈佛大学。在这位坚定的共产党人看来，只有让叛逆的儿子见识到资本主义的腐朽和堕落，他才能重新相信共产主义。

黄钢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剧本作者。电影里的主人公身处繁华的上海，却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并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

也许，黄钢对儿子的期待就是这样。

这个家族有红色的基因，黄钢的父亲黄负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一批的党员。当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时，黄负生在武汉办《武汉星期评论》。毛泽东去武汉时，就住在黄负生的家里。

1938年，组织找到从南京辗转到重庆的黄钢，告诉他：作为党的先驱黄负生的儿子，你必须要走正路。

于是，黄钢从“陪都”重庆去了“圣地”延安，当时经张道藩（徐悲鸿的情敌、国民党中宣部部长）的介绍，他已经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在国民党的中央电影摄影场工作，担任新闻组副组长。

70年后，这个红色家庭第三代的黄亚生教授出版了新作《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经济学人》2008年度书籍）。他的哥哥黄晶生先后担任过软银和贝恩资本中国总经理（在父亲的眼中，这也许是买办的角色）。

黄亚生教授并不讳言80年代时和父亲的争执，他认为父亲没有了解那个年代的真实情况，是位典型的理想主义者, 而不是一位实证主义者。

1988年，《新闻周刊》同时采访了这两父子：一个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一个是哈佛的博士。“代沟”是美国人给这父子区别的定义，他们看到了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变化。

有一点黑色幽默的是，父子对中国90年代的经济政策都有批评：“左派”的父亲甚至在苏联解体当天心脏病发作，儿子则认为只开放不改革的路径是不正确的。

2001年，还在哈佛商学院的黄亚生做案例分析（他是这个学院第一个大陆出身的教授），研究一个印度制药企业时，发现中印两国经济增长背后的体制值得回味。

两年后，他和哈佛商学院同事、印度裔教授Tarun Khanna在《外交政策》上发表了《印度能赶超中国吗？》，把自己引入国内的视野。

从此，龙象之争成为国际热点，中国模式和印度模式到底哪个更有优势，人们评价不一。但在黄亚生看来，所谓印度模式对于中国并不陌生，全面的体制性改革正是今天印度所走的路，而80年代时中国的改革之路也正是如此。对外资的过分追求成了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征，而这将成为制约中国今后发展的障碍。

反复对比中印企业，他发现印度的本土企业家可能给这个国家带来长久的优势，而中国却被低效的银行和资金市场所掣肘。所以，他批评对FDI（外国直接投资）过分依赖，但他从不反对吸引外资，只是希望内外资能够享受同样的待遇，尤其是民营企业。

在“中国模式”的呼声中，黄亚生坦言：“中国今后20年能否建立一个成功的经济体制，不在于外国企业是否愿意到中国投资，而是中国的本土企业能不能自己站起来”

浙江和上海，浙江和江苏，这样的对比在他的文章中反复出现，他在《外交政策》、《经济学人》、《商业周刊》、《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McKinsey Quarterly上频频发言。在黄亚生看来，外资在中国能够如此重要，一方面是国有企业表现欠佳，另一方面是民营企业面临制度性的发展障碍，市场空间必然由外资填补。这种“吸引”外资的方式能拉动GDP,但不能有效造财。

这样的结论并不只是源自对数据的分析，黄亚生喜欢“在路上”的感觉，但现实往往会给他带来极强的挫折感：在中国考察时，和地方政府的交流让他感觉这个体制的方向性错误。在中印反复行走, 他很焦虑，因为他的方法需要政治体制的配套改革。

他对体制问题有一种无奈感,所以他现在将自己的精力和时间转向帮助民营企业。他利用MIT斯隆商学院的资源，募款搞了“中国实验室”和“印度实验室”，一方面把学生带到市场的一线去观察去比较，另一方面让他的具有丰富跨国工作经验的MBA学生去给中小企业做免费管理咨询。

当“保八”成为2008年一个响亮而带有一丝悲壮味道的口号时，他对中国政府的大规模基础建设和GDP崇拜进行了批评：

为如此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辩护的一个理由是，它可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多年来，西方经济学家和商业评论家批评印度没有在这方面跟随中国。但这些批评都是因果倒置的。如同基础设施一样，FDI也是跟随GDP增长，而非带动GDP增长。

中国进行了许多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如发电站及交通运输网等，但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不受公共舆论、媒体监督及土地私有权的约束，中国浪费了大量的资源用于建设毫无经济利益的摩天大楼。其中很多是政府建筑，并且造价相当昂贵，有的要花费1亿美元。这些工程的财务成本远不及其机会成本，它们本应该投资于教育及医疗。这个国家10年间仅在上海就增加了近3000座摩天大楼，同时增加了3000万文盲 (根据中国官方统计数据)，这确实不可思议。

他是MIT斯隆商学院的终身教授，但不论本科还是博士都是在哈佛学的公共管理和政治经济学，所以反复对比中印之后他的结论是：“由政治改革带来的经济红利并不能一夜得见，这种在时间上的滞后总会使事实变得模糊。但是通过不同方向的考察，我们看到政治自由化给中国和印度经济带来的是激励而非阻碍。”

哈佛的校训Veritas(拉丁文“真理”)是他追求的最高境界，他和父亲辩论，和GDP、FDI崇拜者辩论，都是来源于此。

在北京时，他和建英聊到80年代的理想：那个火红的岁月里，政府官员的强制退休制、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法制改革、媒体开始变得自由、乡村自治实验以及放宽对社会团体的管制等，都是在80年代制定的。

在达沃斯经济论坛上，印度人做了“India everywhere(印度无处不在)”的国家宣传，这里面就有他的功劳。

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进谏者。在他的眼中，中国需要一个可参照的对手。他的方式并不悦耳，但他仍然热爱这个古老的国度。

从这个角度说，黄亚生依旧延续了家族的传统。

中国的家庭储蓄率一点都不高

人物周刊 ：你刚从印度回来，据你的观察，在这一轮经济危机里面，中国和印度的企业遭遇有什么不同？

黄亚生：从宏观上看，印度的出口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是不大的，大概是中国的一半，从这个角度来说，影响是不大的。

它的影响主要是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股票市场，主要是融资受到影响。印度的股票市场比中国的更开放，跟美国更接轨。美国一些大的投资公司在国内的经营碰到问题，需要还债，而在印度的市场却运行得很好，因此，变卖了印度的资产拿回美国。

第二个问题是全世界都有的问题，就是房地产过热。房地产过热就会造成一系列的影响，但是你看它的制造业啊，服务业啊，影响并不是很大。你再聚焦我们中国，中国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

人物周刊：中国现在的一个热点就是如何扩大内需，很多地方都在发消费券，这个行为引起了很大争议，你怎么看？

黄亚生：发消费券，你要把它背后的思路理出来――消费不足是因为储蓄率太高。

这里就要问一个问题，是不是中国现在的消费不足是因为中国的储蓄率太高？

中国的储蓄率整体来说是很高的，在全世界来讲仅次于新加坡，但家庭的储蓄率一点都不高。

储蓄是三方面组成的，家庭、政府和企业。中国的家庭储蓄不高，比印度要低，而印度虽然家庭储蓄率比中国高，但发展反而主要靠国内的消费。

人物周刊：我们平时说中国人的储蓄率高，是受东亚文化的影响，看来这是错误的观点。

黄亚生：很多人不去看是谁在储蓄，只看总数。在其他国家，大部分都是家庭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也有，但是很小。

这个就是中国特色了――中国大部分是政府储蓄。从2005年以后，税收一直是盖过GDP的。中国的国有企业又是不分红，因此企业储蓄也是很高的。

因此，我觉得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从短期来看应该发钱，而不是发各种券。第二，我们应该认真的研究一下，为什么中国的消费低，而印度，虽然家庭储蓄率比中国高，但是却还有那么多的消费。其实说到底，还是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破坏资源、低成本的基础上。

印度的民众虽然储蓄率高，但是工资增长部分是有保证的，因此民众就敢消费，有信心。如果在一个国家最私有的部分，也就是家庭消费部分比例很高的话，即使储蓄率很高，它也能推动经济的增长。因为它的整个盘子比较大，虽然他每个个人可能消费少一点，但是盘子比较大。

这就是中国的问题，中国的这个盘子主要被政府和企业――不是民营企业，而是垄断型国企和外企――垄断，它们占很大的盘子。他们的储蓄率又很高，那么肯定会影响消费的。

人物周刊：你说目前最好的方法应该是发钱，怎么理解？是涨工资吗？

黄亚生：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两年很多目标我是认同的，但是手段我确实不敢认同。

我现在讲发钱，从短期上来说，是种应急措施。

更深远的含义是退税，把税率降低，中国又不是福利国家，还这么高的个人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也很高，企业主自己不会去消化这个成本，那么就会转嫁到工人身上，最终还都是挣工资的人来付这个税。

政府花钱就应该是那么几块，国防、公共卫生和教育、环保都可以交给市场。

GDP的增长并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即使政府发钱，大家去把这些钱储蓄起来，也没有关系啊。

因为政府追求的就是社会稳定，符合人道的政治稳定。我从来没有听说一个高储蓄的国家有人出来造反，只有低收入的人才会这么去做。

现在给消费券的意思就是说，大家都去消费，不要储蓄。我为什么要说取消城管？因为我觉得制约中国服务业的就是这些城管，对小商小贩的打击。

政治不应该追求美学

人物周刊：很多人会说需要城管，因为这符合一种政治美学，他们担心没有了城管，我们会变成《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中的印度。

黄亚生：行啊。他不想看到，那我要问问他为什么不想看到。如果是美学的话，那我同意印度是个丑得不得了的国家。但印度是个高度稳定的国家。

人物周刊：但是从我们所接触到的中文资讯来看的话，印度的问题其实是很多的，宗教、反恐、种姓什么的，感觉很不太平。

黄亚生：你就这么去想吧，你看它有多少问题，它每年发生的暴乱事件有多少？我们是一个大一统的汉族占绝对多数的国家，但是我们每年发生多少群体事件？我们都知道中国人勤奋、老实。在这种情况下，官方自己公布的群体事件都在上升。

如果说一个政府是追求美学的政府，那一定是成问题的政府。我在《金融时报》写过崔英杰（2006年8月11日，由于维持生计的三轮车被海淀城管队员没收,23岁的河北小贩崔英杰刺死海淀城管分队副队长李志强）。一个政府，你应该做的是使崔英杰这样的人能够卖一根香肠，能够过日子，而不是追求什么美学。

所以，印度这个政府，它想去追求美学，它也追求不了。70年代时它是追求过美学的，最后一塌糊涂。

人物周刊：你的话让我想起清华的秦晖教授说应该允许城市里面有贫民窟的存在，但他遭到万炮齐轰。

黄亚生：贫民窟的存在是说明一个国家的落后，但是中国是一个落后国家啊，是吧？所以我们应该承认一个简单的事实。

落后国家肯定是有贫民区的，看你怎么去对待这个问题。另外，解决贫民区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城市规划、城市美化。

为什么印度会有这么多的贫民窟？就是因为那些没有地的农民。但我们对印度的土地私有制有一个误区，包括国内一些很有名的农业专家，跑到印度考察后回来就说不应该搞土地私有制，印度就是一个反面教材。因为他们看到印度有很多失地的农民。

他们管那些农民叫失地农民，但这里面有很多人是从来就没有获得过土地，就是因为印度的土地改革不彻底。当初印度搞土地改革的时候，是把土地给了一些很有钱的农民，就是你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以后，你才能够有获得土地的权利。因此从那个时候起，就积累了一大批穷人，他们从来就没有获得过土地。

比较韩国和台湾，韩国50年代的土地改革，相对来讲，做得非常彻底。韩国和台湾的土地是可以继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