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忙碌时代的阅读和思考

经济学家汪丁丁于2007年暑假期间在东北财经大学举办经济学系列讲座，以下是根据《忙碌时代的阅读和思考》讲座录音所整理的笔记。笔记分为两个部分，这是按照汪丁丁的讲座安排所作的划分：第一部分讨论“忙碌时代”，揭示其产生原因和基本特点；第二部分讨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如何“阅读与思考”，提出了三种治学模式，对何种方式属于最佳演讲者没有作出独断的解答，而是尽可能地为听众开阔视野，以引发听众的进一步思考。

一、忙碌时代

1.提要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忙碌的时代，这并不是对当今世界发展趋势而作出的论断，而是具体到中国目前的实际而作出的总结。“忙碌”是我们这个时代中国的特征，这一现象背后是我国正处于三重转型的过程中。即经济转型、政治转型和文化转型。转型期是一个变革较为剧烈社会时期，而一个变量较多的社会意味着较少的可预测性，于是人们关注于短期的功利，毕竟长期的投资意味着更多的风险。在这种社会的大环境下，人们的情绪特点便是浮躁与功利，不再愿意安心于阅读和思考。因为阅读和思考均为自我教育，而教育是一种投资，投资是一种长期的行为。所以在这个短视功利的忙碌时代，不能立即带来功利的教育便有被边缘化（marginal）的危险。

2.中国的三重转型

（1）经济转型

汪丁丁在此强调的经济转型并不是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经济学问题，而是一个发展经济学问题。发展经济学其实根植于人口学，在这立涉及人口学中的“生育力迁徙”问题。简而言之，这一问题产生于人口出生率大于死亡率的时期，而在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物质质料的供给不能满足其需要，这种深刻的矛盾便是发展经济学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人口长期以来处于缓慢增长的状态，即处于所谓的“马尔萨斯均衡”中。出生率与死亡率大致相等，这样满足了物质资料算术增长的客观情况。但在工业革命前期，医疗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这使人口死亡率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而人口出生率源于确实的人类行为，所以短期内不会下降。这样就产生了人口的几何增长和物质资料算术增长的尖锐矛盾。这一矛盾在17世纪的欧洲出现时因为人口迁徙至美洲大陆[1]，所以没有出现剧烈的经济转型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发达国家并不对发展经济学加以关注，发展经济学最早产生于拉美国家。

就我国而言，在新中国成立后，因为我们对人口问题没有清醒的认识，所以人口呈现极快速的增长态势：由建国初期的4亿人口直到今天的13亿人口。因人口增长而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已经逐渐显现，并将在2025年左右达到老龄人口比重的最高峰，这一代恰恰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婴儿潮（baby boom）时期。自上世纪70年代，中国逐渐推进计划生育，这一政策在控制总量上无疑是有重要的意义，但在人口素质方面却产生了“逆向淘汰”问题，即计划生育在文化素质较高的人群中阻力较小，而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阻力较大，结果就是新增人口素质呈现下降的态势。根据“数量与素质的替代关系”（quantity-quality substitution）这一原理，一个家庭的子女数量与子女的素质呈反比关系。这一点也是易于理解的，毕竟资源总量是有限的，增加人口意味者有限资源为更多的人所分享，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电视中播出的“姐弟俩争打工供对方上学”的感人故事，但是如果当时不用超生，这样的感人故事就可以大量避免，个体的负担将会大为减轻，而社会的压力也会相应减少。

我们用于解决发展经济学问题的政策手段是计划生育，抛去宗教和道德因素，这一政策在操作层面也显得不够成功。基层计划生育工作方式简单粗暴，以近乎野蛮的方式解决问题。“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2]但是极端的管理方式也并不总能成功地压制极端的生育决心，所以我们有必要反省这些工作方式。我们将目光放远到同样具有发展经济学问题的其他国家比如新加坡。新加坡的政策模式是给每位育龄女性开设“婴儿银行账户”（baby banking account），账户中的资金多寡和该育龄女性的生育情况呈反比关系，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经济条件不好的女性宁愿少生育以获取更多的“婴儿银行账户”的资金，而这些资金对经济条件较好的育龄女性来说吸引力较小，不会影响她们的生育选择。一般来说，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呈正相关关系，所以收入条件较好的女性整体上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群体。这样可以以经济调节为手段有效地避免“逆向淘汰”问题，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的生育偏好因此降低，这将有助于新增人口整体素质的提高。

当然，中国的最大特点在于她是一个大国，而在小国适用的政策模式在大国便往往无法生效，毕竟“橘生于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3]”。具体采取何种人口政策才能较好地解决中国的发展经济学问题我们并没有很好的解答。

很少有问题是孤立的，人口问题也不例外：其新增人口总量的涉及就业问题；新增人口的性别构成又涉及其婚姻问题；婴儿潮一代在老龄化之后又涉及其养老问题。这些问题错综复杂，但均根植于人口问题。

（2）政治转型

汪丁丁在此问题上并未展开讨论，他提到的政治转型问题即是中国政治从集权模式向民主模式的转变。对于这一问题，汪丁丁认为中国的政治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要达到民主法治的要求需要近百年的不懈努力。笔者对中国政治转型的观点是“坚定与审慎”，即“中国只能采取一种谨慎地向前的态度去寻求进步与发展，先摸石头后过河，而不能仅仅成为浪漫改革家的实验田。[4]”汪丁丁对英国光荣革命大加赞扬，但认同某些历史学家的观点，即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失败的革命：红色恐怖，代价过高。这样看来，汪丁丁同样是一个渐进型改革论者。

（3）文化转型

相对于政治转型，文化转型所需要的时间更为漫长，中国的文化“千年未有变局”，转变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汪丁丁认为完成这一转型需要300至500年，理由是取中国文明史的十分之一。我们的方向似乎是西化，似乎西化就是现代化，但我们目前的情况是“中西文化的青黄不接[5]”。但是试图将各个文化作出优劣之分本身即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僵化模式，毕竟各个古老的民族都有其眩目的文化。对于中国来说，中国的高雅元素同样始终未曾缺失。我们的学习无法在抹杀民族性的基础上实现，如果在我们身上仍然存在文化归属之感，那才是我们的根源所在。这让我想到美国黑人作家亚历克斯•哈利所写的一部家史小说《根》，表达的也是同样的道理：不探求我们的历史，我们将对自己一无所知。

为了说明文化的平等性问题，汪丁丁举出中国传统的乡村教育为例。中国传统乡村私塾教育一般由族长及富户出资，但每位宗族成员的子女都有平等的受教育权。这其实是由私人提供公共产品（pubic goods）的模式，而且这一模式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完成的。这种重视教育的精神超越了“功利境界”，而达到了一种“道德境界[6]”的要求。

二、阅读与思考

1.提要

但对于任何一个有志于学的人来说，尽管外界是个忙碌而浮躁的时代，我们还是需要阅读和思考，这样才能使我们日日精进，愈加完善。阅读和思考有此亘久的价值，但是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的问题是：如何选取一条最优的道路以使这些亘久的价值得以显现。该讲座的任务便是学习交流以试图解决这一问题。汪丁丁在此借用马克斯•韦伯的“确当性”一词，来表明我们选择的阅读对象应当适宜和有效。

2.阅读的三种模式

（1）“时尚导向”模式

“时尚”导向是指跟风阅读，这种阅读在本质上不是理性选择的产物，而是一种群体无意识的模仿行为。因为这种所谓的阅读不在于求知，而在于显示自己能够跟随潮流，没有落伍，所以这是一种媚俗而无益的阅读模式。不幸的是，这同时也是大多数人的阅读模式。

跟风是人们解决问题的常用方式，比如在填报专业时便有“冷门”和“热门”之分，考生及其家长大多跟风填报所谓“热门”专业，而不多加考虑自身兴趣和发展前景，三四年之后方才如梦初醒，但是木已成舟，悔之晚矣。恰如韦尔斯在《世界史纲》中所指出的：“即使在今天，也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主宰和控制自己的思想，世界上的大多数人还是靠着想象和冲动来处理生活的。[7]”

（2）“权威导向”模式

我们所看到的历史是英雄的历史。尽管按照存在主义者萨特的说法，我们每个人的行为在塑造我们自身的同时也塑造了这个世界，人民在这个意义上成为历史的创造者，但是在我们的历史书记录的始终是帝王将相的历史。这在读书治学的领域中也有相似的反映，毕竟“权威的学术方式和感悟方式构成了学术传统”（汪丁丁语），所以按照“权威导向”的模式进行学习，是一种被广泛采用并行之有效的治学方法。

在这里强调“权威”的意义并不是宣扬个人崇拜，而是说明权威人物在学术传统中起到了创始，传承，乃至于终结的作用。比如芝加哥大学原经济系主任弗兰克•奈特便有11名弟子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8]，在这一不容争辩的事实面前，奈特无疑成为这一领域的权威人物。他的弟子们也因为各自的成就而成为新的权威。我们中国有“名师出高徒”的老话，其实这一观点在各个文化中都能找到其真理性的证据。

（3）“学究天人”模式

“学究天人”模式是极富中国传统色彩的治学方式,即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这种治学模式在古代农耕社会或许还有实践的可能，但在现在知识爆炸的时代，即使要穷尽任何一个学科的知识都是无益的幻想，所以这是最不具有可行性的治学方式。无论如何，这一模式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那就是通读与博学。国外没有“学究天人”的表述，但是英国学者怀特海[9]用“集大成者”（idea collector）来表达相似的观念。怀特海认为柏拉图首屈一指，其身后的学问只是给他作了“2000年的脚注”。

我们所知道的“集大成者”还有黑格尔，他大器晚成，以《哲学全书》构造了精神世界的伟大体系，其他的通才人物（generalist）还有莱布尼兹和美实用主义代表威廉•詹姆士。故去一年的美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自诩为：经济学界最后一个通才。这种通才的渐渐消亡本生是知识发展的产物，但汪丁丁又指出这种现象与学术范式（paradigm）的关系。学术范式意味者严谨的学科划分，这种客观上的障碍也是通才无法生存的原因。这样不仅个人的系统转向封闭，而且学科的发展也将受到限制[10]。

三、问题的结局：无解下的无穷多解

汪丁丁在讲座最后并没有给出独断的判断，他的态度是开放的，认为最好的路径是不存在的，如果有上帝存在，他（He）将无所不知，但我们都是凡人（mortal），所以我们在“忙碌时代的阅读和思考”这一问题无法给出最终的答案。这又回到了“在不同的解读中，事实上往往不存在或者至少难以存在终极的答案，我们都只是在努力找寻让我们自身满意的答案。[11]”至少在这个问题上，这句话是一句真理。问题本质上无解，但在实践中我们会选择自己的道路，这是事实上的无穷多解，这些解答均无谬可言，毕竟“只要无妨他人，任何生活方式和价值观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些价值和意义简言之就是人类的幸福和自由。[12]”

注释：

[1]清教徒的著名领袖布雷德福召集了102名同伴，在1620年9月开始了哥伦布远征式的冒险航行，并在航行了66天后，于11月11日安抵北美大陆的科德角，即今天美国马萨诸塞州普利茅斯港。（资料来源：百度百科）

[2] 参见笔者《人口问题之我见》，所引用的是现实极端的计划生育口号。

[3]《晏子春秋•杂下之十》：“婴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

[4]见笔者之《社会主义之辩》。

[5]见笔者之《也谈格调――读福塞尔<格调>后的本土尝试》。

[6] 冯友兰人生四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7] （英）韦尔斯《世界史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 第49页（12原始的思想 ）

[8] 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弗里德曼得主幽默地总结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三要件：1.男性；2.美国公民；3.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或者任教。（引自伯烈特•史宾斯《诺贝尔之路――十三位经济学奖得主的故事》）

[9]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 1861―1947）是现代著名的数学家、哲学家和教育理论家。一生在数学、哲学、教育等领域留下了大量著作。其中主要的是：《泛代数论》（1898）、《数学原理》（与罗素合著，1910－1913）、《相对论原理》（1922）、《自然知识原理》（1919）、《科学与近代世界》（1925）、《宗教的形成》（1926）、《过程与实在》（1929）、《观念的历险》（1933）、《思维的方式》（1938）、《教育的目的》（1929）是他的教育代表作，还有一些有关教育的讲演和论文收入了他的《科学与哲学论文集》（1948）。

[10] 参见笔者之《教育的贫困和个人的选择》。

[11] 见笔者之《开博宣言》，该文表明我的基本态度。

[12]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