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鼎鸣:什么才是好的经济学

我曾经问过社会学家（sociologist ），问他什么才是社会学。他们告诉我，研究社会问题的就是社会学，他们说社会学是the queen of the social science ，社会学是社会科学里的皇后。我说，经济学家也这么说，我们也这么说，怎么他们是皇后，我们也是皇后，社会学和经济学到底有什么分别？他们说经济学不研究社会问题。经济学是肯定研究很多社会问题的，我们研究的问题比他们更多。后来我又问他们，社会学究竟有什么除了研究范围以外更好的定义，他们没有，他们说不出来的。他们搞什么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不同的什么主义，他们可以相互矛盾而不管，总是有一个逻辑。

他们以他们研究范围以内的定义，但经济学很不一样，我们研究范围绝对不能用作定义的。我们分什么宏观经济、微观经济，是不一样的经济学家，绝对不是。经济学家的研究范围现在非常广，例如女人为什么生那么多孩子，911等等，全都是经济学家研究的范围之内，我们不觉得我们有什么限制。所以现在有一个说法，开始流行，说我们经济学家是帝国主义者，侵略别的学科，我们什么都可以研究。最近我的一个同事，经济学人请我吃饭，他们网站做一些事情，什么事情都到网站去讲，我说经济学就是什么都要去讲。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学还有一个基础，那就是，方法是统一的，它不是以他的研究范围，而是以他的研究方法定义。因为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交给任何人就是经济学，无论研究什么问题用什么研究方法。经济学没有一个统一的研究方法也能看的懂。但是一般经济学家，一些基本方法也有接触到。所谓不同的经济学是指不同的经济学方法。而且在世界各国，不同的经济学家，他们也能找到一些用同样方法的经济学家，大家大概都知道了。所以经济学理论用方法来定义，所以待会我讲就以方法而不是以范围作为分类。另外，除了方法以外，还有一点，经济学的目的是什么。

你们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就是民国的时候，北大的校长是蒋梦麟――他是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学士。他有一本书，1919年出版的《西潮》。这本书有没有真的，我看有。我看了这本书，是一本不错的小书。在书里面，他有一段记载――他是留美的――他看美国人和中国人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看西方文化和中国的文化到底有什么差别。他说，一个美国的学者看一个问题的时候，美国学者看到这个问题很有趣；而中国人看到一个问题是，看究竟有没有用，所以中国研究问题就看他的应用性。刚才，我走过来看到国际经济管理工程，现在很多都叫工程的。很多的美国的好的大学都看不起工程的，你看哈佛大学的工程系是很差劲的，耶鲁大学的工程也是很差劲的，普林斯顿的工程也是不怎么样的，芝加哥大学拒绝工程学院。为什么呢？他们觉得这个不是学问，是用的，太应用的东西不是哲学的分布。西方国家看工程的东西不是哲学的内容，所以他们不要，他要问某一个东西为什么是那样。从前有一个古希腊的数学家欧几里德，他不是研究这东西有没有用。所以有一天有一个学生问他，这个东西有没有用，他就把他赶走――这个学生就是要学到有用的东西――懒得重新给他推导一遍，把他送走算了。他们觉得用理智或理性了解一个东西，远远比知道它有没有用有价值。

我对应用的价值不会太低估。我在西方受教育，理智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学经济学的话，这个可以帮助你来分析那些例子。在新加坡大学里，他们很重视应用的，在经济学方面很重视应用。但是他们所谓的应用不是真正的应用，他们说用英文来说，this model is useful to explain something ,就是这个模型很有用，有什么用呢？它可以解释一些事情，也可以解释整个世界。我觉得现在中国改革开放，很多东西都是要有应用的，这个值得花费，但也不见得每个事你都要问他有没有用、对当前局势有没有用。有些理论你在当前不一定能发现有什么实际作用，但是慢慢的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它很有用。

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花了一点时间研究特税区保障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当时研究这个题目的时候没有考虑过它有什么用。到后来1994、1995的时候，在香港有一起很大的争论，就是香港要搞一个什么样的特税保障制度。做文章的时候我没有考虑到应用，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把我所知道的东西拿出来。当时的我的一些文章，的确对这个制度的确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就是现在香港所用的产品储蓄制度场地经济赋税。虽然香港政府不承认这个政策，但是全世界有很多人知道。我提出这个学说，你不要问到底有没有用，你能把握这东西才是重要的。我要研究一些东西出来也好，要写一些东西也好，要应用也好，重要的是方法。哪些方法搞出来是好的，什么样的经济学才算是好的经济学，我们按什么标准来区分经济学技巧的好坏，其实这是不容易回答的。在我们谈论和学习不同的方法的时候，常常不能用好跟坏来解决问题，为什么这个很难呢？我想起我看的一本书，这本书的作者是leo strauss。他在1973年已经去世了。他是一个政治哲学家，他是研究古希腊的经典的。他可能是在美国影响力最大的一个知识分子。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总统是以他为国师的。他的一些决定和决策，影响了美国的外交决策。美国总统布什在国会开会的时候就朗诵他的文章。打伊拉克的思想一部分就是从他而来的，其实是从他的yq理论中推导出跟他有关。去年纽约时报用了整整八个版面来报道他和这些决策政策的关联究竟是个什么关系。前段时间美国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是让世界银行行长，他的学生，指导他写论文的。所以说他的影响力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在他的一本书里他写自由主义，有一段话非常有趣。他比较了一下最伟大的思想家和一般的思想家，发现最伟大的思想家，在与人交谈的时候，不善于交流。在柏拉图的一些著作中有一些对话，你们可以找出来看一下，你会发现从来都不会有最高层次的哲学家之间的对话。他从来不会把对话安排在高级和高级之间。所有柏拉图的对话都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和一个很普通的人物之间的对话。高层次的人，好像在训低层次的人，两个同等的人对话是不可能的。所以柏拉图感觉，两个最高层次人之间的对话是不可能的。因为最伟大的思想家在最为重要的问题上，意见向来是最矛盾的，对对方都是不服的，所以两个高层次的人是不可能对话的。所以我们做学问，对那些难得一见的杰出的人的言论最深层次的研究要放在一起来看时，我们不能看他们的对话。但是我们可以把不同的人的方法――不同人的不同方法，区分出区别。我们看到他们一起做出判断，每一个人的风格可能相当不一样。所以在经济学里面，有这么多的方法。但是我们选择哪条路，和每一个人受到的训练、他自己的品味、他自己对美学的感觉这些统一起来，所有这些用相同的方法，也不是能完全做得到的也不能做到最高境界。每一个做到最高层次的思想家他都有思想的独立性。

我刚才说经济学有那么多的方法，这些方法里面我不能完全说一定某个理论就是好。因为每一个经过长时间检验的经济学理论都是有它自己的优点的，但是每个学者都有所偏好。我个人认为，经济学是个实证的科学。所谓实证的科学就是不能脱离现实世界的。你可以用最超前的数学方法来验证经济学。你建立些理论或者模型什么的也好，是不能完全脱离现实世界的，提一些你自己幻想出来的东西。在物理学里面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就是假如一个物理学家提出某个理论，如果这个理论没有经过实验的证明的话，他的理论是不可能拿到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这个是他们的行规。他们一定要经过实验的检查。有一些实验比如太空物理，你在家里面或者你在学校里面不一定能做到实验。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的，在英国剑桥大学的史蒂芬・霍金，就写了一本小书叫《时间简史》。基本上预测他是不可能拿到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但是他绝对不可能比诺贝尔物理学奖低的。他搞的东西比如说黑洞啊，dark energy啊，他说宇宙中百分之九十的物质和能量是in the dark，是暗的。所以他这个东西是不可能做实验的。所以他是拿不到诺贝尔奖的，但是不是说他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所以这是物理学和实际的联系，我个人是很佩服的。物理学里面有很多层次，比如说数学物理，是非常理论的，但他们也不会非常脱离实际世界的。所以我们常常说经济学应该是一个实证的科学。理论和实证我认为应当是互动的，我们为什么要讲出一个理论来，原因不是腾空的。理论是和实际有关系的，观察到实际，和我们某一方面的思想相联系之后发现理论是否是错误的。不同人的做法是不一样的，我个人的偏好是做一个计量经济学的检查，通过这个检查我们修改理论中的一些东西使理论跟实际有更好的契合，这样才能慢慢的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理论。在经济学的不同领域之中观察问题的角度有所不同。

经济学理论方面，我就从一个比较基本的角度谈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在各种各样的课本里面，都说经济学都有一个假设，就是追求“制约下的最大利益”(Constrained Optimization)，这是一个最基本、最常用的经济学假设。当然也有其他的。1962~1963年左右，菲克尔，就是一个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他就写了一篇文章，他说经济学的如一个物理基本假设根本不需要Constrained Optimization――就是追求制约下的最大利益――这个不需要，这个假设不需要。他的假设是，在经济学中所有人都是非理性的，那么经济学中的最根本的理论和假设还是存在的，还是有足够的事实。他的研究是Economics中的Behavior，就是非理性行为经济学。他的文章在他的学派中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后来他也继续搞下去，但是对其他的学派影响不是特别大。他假设每一个人的行为都是实际的，可能发现有精神病的也可以，无所谓的。但是有个基本假设是不能应用在资源稀缺(Scarcity)，所以他一定要在微观经济学中有一个例子，就是预算的证据。有两个算子一个A一个T――预算有一个方程，他不可能在预算以外去算这个――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只能在那个三角形里面。他不愿搞得太实际，它的平均物价在三角形的中心节点。假如一个商品的物价下降了，三角形的中心会向一边移动。所以如果一个物品的价格下降了，它的需求一定会增加的。对个人来说价格下跌，你就会买得更多，这是一定的。但是大家都学过目的是理性的，在经济学里可以得到需求曲线。为什么要得到一个部门的需求曲线呢？因为有另一批人认为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定律就是价格定律，有一派是这样认为的。追求制约下的最大利益，它最后也推导出一个所谓价格定律。本来有一个例外，需求曲线的斜率不是负的变成正的，似乎违反了价格定律，但是他们是不承认这个东西的，因为他们说这个不是理论的问题，实际上这也没有出现过，也是分不出来的。乔治・菲克勒，一个经济史学家，他是八几年拿诺贝尔奖的，他有一本小书叫《价格论》。他里面考证过，从前所说的这个价格定律的反例，这个关于爱尔兰的马铃薯的例子，他发现前人根本是算错的，这个根本不能算个例子。他觉得如果找到了一个价格定律的反例，对整个经济学的冲击会太大，这个一定会拿到诺贝尔奖的。因为这样的一个例子在从前这么长的时间内从来没有人找到过，虽然也有人找到过但也被人证明是假的。如果真的存在的话也应被人找到了，找了这么久也找不到那很可能就是没有，有和没有也是说不清楚你也不能证明的，这就是他的一个观点。

如果排除一些例外的话，追求制约下的最大利益和价格定律是没有分别的，通过逻辑推出的一大堆理论也是没有分别的。张五常的一些关于新经济的理论，说实话我也没有时间一篇篇的看，他肯定了价格定律但是他很反对人家用追求制约下的最大利益。但是我觉得，用追求制约下的最大利益在很多方面，算术问题更方便一些。因为从方法的角度来看，让我来选择的话我觉得两个并不矛盾，但是我个人来说还是更喜欢制约下的最大利益，因为很多证据用价格定律不容易处理。我不是说不能处理而是不容易处理。

Constrained Optimization大家已经用得很熟了。我刚才说的是一些基本的假设，看问题处理问题的角度也是有很多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角度也是很多人喜欢去用的，也是一个很好的，就是一个纯数学方法。从我的角度理解跟很多经济学家的方法不一样，但这不是矛盾的。它追求假设下的一般性。在宏观经济学里，越是一般性，你的结论越有可用性，结论的一般性越是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