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国强:经济学的思想与方法」正文
本文为作者给上海财经大学“现代经济学”全国高校教师暑期师资课程进修班暨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全体学员的讲座。作者感谢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同事陈旭东和刘伟对此讲座的录音整理工作。
首先欢迎大家参加上海财经大学“现代经济学”全国高校教师暑期师资课程进修班暨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今年有700多人报名,我们从其中挑选了300多位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办了7个班,每门课程都是参照国外一流大学经济学系博士生的现代经济学高级课程而制定的,由我们经济学院近些年来新引进的海归教师授课。在此期间,我们还会邀请一些在国外获得终身教职的知名华人经济学家给大家开设讲座,希望大家珍惜这一个月的学习机会,学好所选课程,一个人回去教几百个学生,十年下来,几百个教师就能让几十万学生受益。
今天想给大家谈谈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思想和方法,让大家对其信息对称,消除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误解、误会和误区,有助于大家更好地理解、学好和教好现代经济学。在经济学领域,误区特别多,我经常听到和看到许多人对现代经济学及其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进行批评。但这方面的批评大多不太正确,存在着许多误区,这些误区不澄清将会误导人们对经济学的学习和指导作用,影响它在现实中的运用。实际上,现代经济学的一些基本思想、原理、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的威力是巨大的,不光可以用来研究经济问题,解释经济现象和人的经济行为,更重要的是进行内在逻辑分析,对经济问题和结果作出预测,也可用到其他许多社会学科和领域,甚至对做行政管理也特别有用,我在上海财经大学运用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和方法从事行政工作,效果显著。我希望在座的各位通过这次讲座对现代经济学的思想与方法有所了解与收获。
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很多人都谈过,像钱颖一、杨小凯、林毅夫、许成钢教授和我本人,当然每个人讲的侧重点不一样。今年年初,在《经济学茶座》上,有一篇文章记载了关于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和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一次讨论。一些海内外知名学者和著名学术期刊的主编(包括《经济研究》、《世界经济》)都参与其中,我也参加了,对如何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进行了讨论。对于现代经济学,我觉得国内经济学界存在着两种极端的看法:第一种看法就是不顾中国的客观现实约束条件,盲目的崇拜现代经济理论,照搬模型进行改革,写文章以为把数学模型加进去就是好文章,其实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不充分考虑中国实际情况与经济制度环境所决定的约束条件和边界条件,将一个经济理论或模型泛用到中国现实问题,这样简单的套用,弄不好会出大问题;第二种看法更加错误,全盘否定现代经济学的作用,包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认为现代经济学是国外的东西,不合乎我国的国情,中国的问题需要用中国的方法来解决。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极端的,错误的,不全面的。
过去20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如何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经济改革、制度平稳转型和经济发展问题。我想在这里,把我自己对经济学的一些心得体会,对经济学的一些最基本的思想、分析框架、研究方法跟大家作一些学术上的探讨。我还在继续思考,没有完全成文,在此先和大家交流。
一、经济学的基本思想
为了便于理解,印象深刻,容易记住,我想学学国内通常的做法,用一套适应中国国情的“一二三四五”之类口号式的排比句,来总结现代经济学中涉及行为假设、注意事项、制度安排、基本原理及分析步骤等一些最重要的基本思想。我觉得这些基本思想可用以下几个排比句来概括:“一个行为假设,二个注意事项,三个制度安排,四个基本原理,以及五个分析步骤”。
1、一个行为假设
一个行为假设指的是,任何一个社会学科都需对人的行为作出某种假设,将人的行为作为分析的逻辑起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最本质的差别就在于,社会科学往往需要研究人的行为,需要对人的行为进行假设。经济学是一门非常特殊的学问,为什么说特殊呢?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分支,不仅要研究和解释经济现象,进行实证分析,同时还要研究人的行为,以便作出更好的预测,并给出价值判断。这和自然科学非常不同,自然科学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涉及到人的行为,而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常常会牵涉到人。一牵涉到人,问题就很复杂了,最难研究和对付的就是人,在国外行为经济学现在非常热门。
2、二个注意事项
两个注意事项的第一个注意事项是:要注意任何一个经济理论、行为假设都有其边界,不能盲目运用。此点非常重要,许多经济学家,将书本上一些理论简单地完全套用到现实经济中去,而不考虑一个经济理论、行为假设都有其边界,没有意识这些理论是基于理性状态下所发展出来的理论,主要是为了建立参照系及努力目标和方向而发展的。这种现象在我国经济学界特别严重,许多经济学家就一些经济问题发表看法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也许是为了获得媒体的聚焦,故意把一些问题说得耸人听闻,将某个经济理论的作用盲目夸大,而不考虑其理论背后的先决条件。由于经济学理论一般不能拿社会作试验,检验其正确性,如果没有社会责任感,盲目应用,搞不好会出大问题。社会科学,像数学里面的所有定理一样,都有其边界条件,是否认识到此点是辨别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和一般老百姓的基本方法。由于经济问题和老百姓切身相关,即使一般老百姓对经济问题也能谈出一些看法,比如通货膨胀、经济是否景气、需求供给是否平衡、失业、股票市场等大家都能谈一番,由此很多人说经济学不是科学。这种不考虑任何约束条件和理论依据的“经济学”当然不是科学,这种人也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经济变量间关系的成立有其边界条件,由此得出的结论亦有其内在逻辑。经济学理论的边界条件异常重要,我在后面会反复强调这一点,加深大家的印象,使得大家充分重视理论和行为假设的边界条件。
第二个注意事项是:经济学理论一般不能拿社会作实验,从而靠的是它的内在逻辑分析。此点也非常重要,近些年来在国外非常流行的实验经济学,主要是通过实验的手段来检验人的行为,检验人的行为假设是否理性,而很少通过实验检验理论。其原因是,经济理论的结论很难拿社会做实验,比如我经常所举的例子,为了研究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关系,一个国家能拼命发钞票吗?这也是和自然科学非常不同之处。自然科学能够对自然现象进行实验研究,通过实验室可以检验和发展理论。自然科学大致只有天文学不能做实验,但天文学不涉及到人的行为。另外,自然科学可以非常的精确,比如造楼、修桥、造导弹、核武器,可以精确到任意程度,其参数都是可控的,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可做实验的。比如造一栋楼,可以做到任意的精确度和稳定性,但经济学和自然科学非常不一样,经济学中影响经济现象的许多因素都是不可控的。经常听到有人说经济学家的预测都是不准确的,很多媒体和老百姓公开批评现代经济学家,“你们经济学家预测性怎么这么差?”
为什么会这样,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这分两种情况,一个原因是这些经济学家本身就非常差,没有经过严格的经济学基本训练,不能找出问题的成因,开错治理经济问题的药方;另外一个原因,即使有很好的经济学训练,具有经济学的直觉和洞察力,但影响经济结果的一些经济因素发生了突变,使其预测变成不确切。一个经济问题除了牵扯到人的行为,使得问题变得复杂之外,还有许多不可控的因素。尽管某个经济学家非常高明,但很多影响经济结果的因素是他无法控制的,一旦变化就会使得预测发生偏误。就像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很有威望,能管住中国的事情,但能管到美国去么?能让美国金融危机不蔓延至世界上其他地方去吗?即使你有准确的判断,由于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发生突变,也可能使得你的预测不准确。那么,是不是说,经济学就不是一门科学呢?不是的。经济学是实实在在的一门学问。可以说,现代经济学中几乎所有的理论,都是来自于现实。既然经济学不能做实验,靠的又是什么呢?靠的就是其内在逻辑分析!在我的一篇关于金融危机的文章中也提到,完全靠理论来判断经济形势是不行的,完全靠数据说话也是不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实践和数据不是预测真理的标准。那么,靠什么来判断经济形势或作出比较准确的预测呢?这就靠经济学的内在逻辑分析。
一些经济学家不考虑边界条件也不进行内在逻辑分析,把自己的想法不加任何附加条件就建议给政府或发布于媒体,这样做往往会出大问题。比如,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大幅度下滑,或多或少就是没有考虑到经济学的内在逻辑。去年上半年,数据显示宏观经济形势相当好,外贸出口经济增长的速度都很高,当然通货膨胀也比较高,于是有关部门采取各种政策措施打压经济和股市。其实,如果用现代经济学内在逻辑分析,就会有不同结论。
实际上,早在2007年4月份时美国的第二大次贷供应商新世纪金融公司(New Century Financial Corporation)申请破产保护,美国资金的流动性几乎一夜间从高度流动一下子变得极端不流动,这就是预兆。尽管我国的数据直到2008年上半年显示出经济好得很,让人的感觉是经济过热,但当时不少经济学家包括曾在美联储当过经济学家的黄晓东教授和我本人已经看到经济大幅度下滑的风险。我后面要讲五个分析步骤,其首要步骤就是如何界定经济环境,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就看你能不能把经济环境的成因界定得比较准确。我和黄晓东教授当时的分析基于以下几点:第一、国外的流动性已经变得很差,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因而要作最坏的打算。政府的目标在许多情况下,是风险或损失目标函数极小化,而不是收益最大化。一旦世界经济进一步恶化,发生世界金融危机,后果将非常严重,实际当时已经呈现出许多迹象。第二、国内的《劳动法》出来之后,许多企业特别是出口导向型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不少,并且人民币升值超过20%左右,让出口商品的生产成本上升超过了20%,许多靠低成本优势占有国外市场的产品已没有什么优势,订单开始大幅度减少(尽管出口数据还很好),许多企业赚不到什么钱了,当时在沿海地区不少香港企业都开始用脚投票,到越南、柬埔寨劳动成本较低的国家去,沿海地区的经济也已经开始下滑。尽管通货膨胀的风险大,但不管怎样,它的风险没有经济大幅下滑大。中国的经济是粗放式的经济,经济增长率一旦低于8%,就会很麻烦,可能会带来大量失业人口,造成社会不稳。第三、股市一再下降,1.2亿股民是中国中产阶级的基本组成部分,保证和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主要靠他们。由于股市大幅度下滑,资产下降了近50%,有些甚至是血本无亏,让他们的收入大幅度下滑,从而不愿意消费。
同时,解决通货膨胀和经济大幅下滑的两难困境需要综合治理和有所侧重。通货膨胀麻烦,但经济大幅度下滑更麻烦。即使通胀超过10%时,能严重到什么程度呢?1988年和1994年,通胀都超过了20%,也没有出大问题,但经济大幅下滑就很麻烦。这时两害相权取其轻应该是基本原则。既要治理通货膨胀,更要防止经济大幅下滑。这好像开中药,中药比西医好的地方在于它治病是,从宏观和一般均衡的视角进行辩证而又系统的综合治理。
于是在去年6月份,我和黄晓东教授写了一份题为《治理通货膨胀,更要警惕经济大幅度下滑的风险》的研究报告,提出了“慎紧缩、稳股市、拉两头、控中间、停升值、缓提价”18字的综合治理方针,递交给了有关部门,结果没有引起什么重视。直到去年7、8月份,政府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取向仍然是打压经济,然而到了9月份忽然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经济学的内在逻辑性没有得到运用和体现。尽管经济形势和外界经济环境不可控,但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测的,另外一些我们能够控制的,却发生了误判,做反了。警惕经济大幅度下滑,一定要把最坏的可能情况作为约束条件充分考虑。我们现在不少学者型政府官员,是许多学校的博导和教授(不像一个单纯的学者,只是一个学校的博导和教授),自视很高,不太会听得进去意见。当然,能理解的是,他们也面临着许多约束条件,包括作为政府官员有纪律上不能乱说话,再加上他们也很难知道下面的实际情况,出去考察都是被当地官员事先安排好了,去哪个家庭,要老百姓说什么话,都提前设定好了,领导人的信息非常不对称,使得我们的一些宏观调控政策显得没有前瞻性、连续性和稳定性,也就不奇怪了。
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和“稳定压倒一切”这两句话具有非常深刻的经济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