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小敏：危机与应对

石小敏：汤恩比有一本书是关于危机与应对的，讲的是世界范围的大历史。三味书屋的两位老师叫我出个题目，我随便一想，没想到跟这个题目碰上了。原来我曾经想是不是叫“危机与改革”，但觉得改革的主观意味太浓，干脆改叫“危机与应对”，反正现在是全球上下都在应对危机。

进入新世纪以来，有一个说法是，中国社会演进的历史主题是转型与失衡。我觉得“转型”比较深地刻画了历史的主题。转型包含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政府转型、政治转型，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文化转型；失衡是说这个社会走到现在，结构性的矛盾特别突出。后来中央也提出统筹、协调、和谐，提出过近期政府公务转型。

2008年这一年多少事情聚在一块儿了，这是很奇特的一个年头。要我说叫做三点合一：第一个点是十七大提出的历史新起点。本来人们指望着十七大之后08年改革能迈出一步，哪怕是一小步，结果好像没迈出来；第二个点是说08年是个事件多发点，各种自然的、人为的、社会的大大小小的事件，高度密集。最后就是个大拐点，从全球范围来讲，二十几年的经济高增长终结了。与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相伴随的经济高增长，这个时候也终结了。

但是这个全球性的危机陡然增大了改革的压力，本来中国内部的各种矛盾、压力已经很大了，那么这个压力能不能形成一种新的动力，促进改革？其实真要促进改革，就需要我们现在国内的讨论、议论、决策、执行等等要有一个飞跃，要有一个升华。实际上，就是我说的所谓临界点。你不能老维持那种不温不火、不前不后、不张不合的那种状态。比如大家都知道的很多讨论，包括公共服务问题的很多具体的讨论，都牵扯到一些基本理论或者基本价值的讨论，像普世价值的讨论。如果没有一个突破、一个升华，上到一个新的台阶上去，那么解决这些困难，展开一个新的局面，在新起点上迈出一步都是不可能的。那么，能不能争取把这个拐点变成一个临界点，实际上是希望能够把压力变成一种机遇。

刚才主持人介绍说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是决策者的智囊机构，现在只能说曾经是，其实很早就开始边缘化了。这些年来体改会慢慢地已经变成处在体制内外结合部的，社会上看像官方，官方看像社会的这么一个机构。体改会在这个点上承担着观察者、守望者、思考者的职能，但做的也不是特别好。我们也不是独自在做这些事，还有一些老同志，像过去研究会的老会长安老等一批人，他们也一直扮演着这个角色。今天，我把我的一点点心得跟朋友们汇报一下，仅供参考。今天的主题是危机与应对，那么就从危机讲起。我讲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危机性质的判断；二是对危机程度的判断；三是危机的阶段性；最后讲危机对中国的影响。讲危机对中国的影响的时候，当然也会讲到全球应对的问题。

对危机性质的判断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是从历史经验来判断，另一个是从理论上来判断。

一、从历史经验上来判断有这么两句话，一句是格林斯潘讲的，叫百年未遇，另一句是很多人都讲的、现在基本大家都公认了的，叫“二战以来第一次真正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二战到现在也差不多快70年的时间了。这是从历史经验来判断。

我在这里对所谓新全球化加一个解说。尽管大家很不喜欢经济学家，但是经济学界讨论的有些东西还是值得关注的。经济学界内部现在慢慢有一个共识，就是近20年来有个“新全球化”过程。“新全球化”跟20年前的全球化有什么不同呢？主要是这20年里发生了三件大事。

第一,就是互联网、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互联网技术的实用化和普及化在这20年里突飞猛进，跟互联网关联最密切的产业，几乎跟它同步发展业务的是什么？就是金融业。可以说信息全球一体化，金融全球一体化的步子高度同步，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社会的交往方式，信息储存、传递方式，甚至从根本上的开始刷新人们的流通方式、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重整了全球的价值链体系。现在全球的生产实际上是个完整的价值链。大家知道食物链，这个价值链跟食物链有点像，增值最大的东西是在这个链条的最顶端。信息化是个根本性的变化，这个变化太大了。现在40岁以下的年轻人比5060岁的人强就强在网络化、数字化生存，可以说信息化完全变成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了。

第二,全球市场的空前一体化。80年代末期冷战结束，两个阵营的对峙被打破了，原来的两个市场、两个集团现在合二为一，全球市场在空间上一体化了，这个变化也是巨大的。跨国公司从此得以真正在全球市场自由布局，很多跨国公司在这段时间里发展成了全球公司。全球公司和跨国公司的概念有所不同。全球公司就是跨国公司在其母国的资本、员工数和销售额占它总资本、总员工数及总销售额的二分之一以下了，这就变成全球公司了。现在很多大的跨国公司就叫全球公司了。

第三，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开始进入全球化了，其中，中国最有代表性。这个变化在我看来可能比第二个变化还要重要，至少是同等的重要。中国一国的总人口就比全部发达市场国家的人口还多，而且连续向市场经济走了三十年。2001年中国加入WTO，进到全球生产体系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争得了很大的分工地位和市场份额，特别是在中低档制造业几乎占主导地位，在这个层面上全球整个分工体系和全球经济流程都因此发生了大的变化。

这三个因素互相影响。如果拿今天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跟20年前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做个比较的话，20年前的全球化好比一个麻袋装一堆土豆，里面有大土豆小土豆，一个大土豆带着若干小土豆装在麻袋里。比如美国带着美洲一些国家，也就是它的附属国；比如在亚洲有个雁群，日本是头雁，东亚一些国家是它的加工附属体系，现在这个雁阵已经散掉了。如今的全球一体化已经变成一个内部有机联系的、大大提高了的、有了明显等级分层结构的一个体系了。如果把这个有机联系大大提高的等级分层体系形容成一个人的话，那么无疑他大脑部分、心脏部分、上肢部分美国占很大的份额；中国在哪呢？中国在小腿肚上；脚是哪些国家？脚是纯资源供应国。这个比喻说明现在这个全球一体化跟20年前的那个一体化确实不一样了。

所以，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危机，它要比1929年那一次厉害的多。因为这些大的市场经济国家彼此联系，包括横向、纵向的分工联系，跟发展中国家的内在联系比七八十年前都大大强化了。80年前很多国家还没有进到这个体系里，现在都进来了。现在在外边的，不是市场经济的国家太少了。非洲有几个小国，亚洲有朝鲜，它要不闹事就没影响。可以说，凡是有点力量的，能多少参与一点分工的都进来了。所以我们讲危机的时候，对新的全球化体系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这次危机的全球化的这种性质，它的危机的传染扩散、影响度，都比百年中唯一一次能做比较的1929年的那次危机要大很多。

二、从理论上判断危机的性质，可以分两层。

1.第一层是从发展的角度入手，这方面的讨论比较多。现在大家在讨论所谓长周期理论，它是指25年到50年为一个长周期，因为新技术酝酿要25年，发挥作用的时间也为25年。25年经历一个经济高增长。这个说法也有道理。有人就认为最近20几年的高增长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带来的，但到2000年互联网技术的高成长阶段开始终结，出现了纳斯达克泡沫，大量的资本开始不适应了，转而进入传统行业，比如房地产等行业。但是原来的金融体系，那种不断创新的、为发展特别快的高技术服务的金融体系开始不适应。因为房地产业等传统产业发展的速度没有高科技那么快，结果就堆出一种泡沫来。在这个过程中，什么责任心、机制、监管都没有起到制衡的作用。这是一种对目前危机的解释，是从长周期发展理论上来判断危机的性质。那么这种解释无疑暗含着另一种假设，就是我们要走出经济危机的谷底（当然现在是不是已经到了谷底还不确定）、进入新的成长阶段，就得有新的大产业、新的大技术。如果没有新产业、新的技术出现，那么全球经济在谷底的、低速成长的时间就会很长。这是一种判断。现在新产业有一个，就是奥巴马提出来要搞新能源战略，这跟气候危机相联系着。

这次金融危机还有另外一个危机叠加着，两个危机在产生的过程中有很长时间是重合的。但现在如果忙着对付眼下的金融危机而不注意那个危机，将来就会很麻烦。那个危机就是气候危机，或者叫环境气候问题，或者叫能源危机，主要是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气候变暖。其实，全球在前几年就已经达成一个共识了，就是今年最大的事就是召开全球第一次气候大会，如果没有这次金融危机的话这个事会是今年最大的事。在这个会议上首先要谈的是大家要承担责任。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人态度最不好，它不愿意参加这个，它不愿意搞低碳，因为它污染的容量大。而美国因为耗能比中国多一点，所以中国躲在后头。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两个问题怎么同时解决。今天上午在钓鱼台的一个会议上，德国的一个经济学家说这两个问题得同时考虑才能解决。

现在奥巴马对解决气候危机有很多的准备，这些工作可能三五年以后才能见效，现在不一定见效。它的核心就是奥巴马的新能源战略。新能源战略包括几个局部技术，但是得整合成一个系统才能充分发挥作用，比如风能和超导输变电；第二个技术是把光波太阳能和建筑节能结合到一块；还有电池，据说现在电池技术有了突破；然后把这些电网和互联网的信息系统结合到一块，叫互动智能电网。这样，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太阳能，你可以用也可以不用，不用的时候就把太阳能发的电输到电网上，还给你钱。电价在高峰的时候是一个价，低谷的时候是一个价，你随时都能知道自己的电价，这就变成一个互动式的了。而这个电网又跟更好的电池结合，为电动汽车形成一个电池的供给网络。奥巴马的这套设想是很大的，在危机时期有利于把联邦制独立分割的权力的统一起来实现这套设想。现在美国有很多人在研究这个事。中国好像只有少数专家在研究。中国现在的十大产业振兴这些都没提到。

这次金融危机，让美国从道德顶端上掉了下来。大家都埋怨它，说你看你自私自利吧，你搞这玩意把大家都害了。本来你搞一个体系大家能沾点光，分享你的发展，最后的结果是大家从沾光变成沾包了，所有的人都要为你分担痛苦。如果这两个危机能同时解决，如果可以在这两个危机中寻找一个新的点，产生刚才说的组合型的新能源产业，它可能有几十万亿产值的前景，可以超过互联网的产值。这个设想到底可行不可行？国内现在研究的人太少，能跟踪这种新技术的人不多。一个新技术的发展要变成商业化的使用，得跟踪几年才能真正了解它。但国内的人往往没这耐心，大家都是短期行为，所以这方面的专家很少。

美国这次办这个事想拉着中国，所以提了一个G2，G2就是中美共治。以前有个G8，还有一个G20，现在提出一个G2，这就是美国想拉着中国一起搞这玩意。所以为了应付美国的提议，国内有些决策者也开始关注这个事。如果我们花点钱，美国也帮我们把这个新玩意建起来行不行？这要是能合作，当然是个好前景。

2. 还有一种判断是从机制和体制的角度出发，比如最近有各种各样的议论，有人把马克思也拿出来了，说可以用马克思讲的消费和生产的比例关系失衡，收入分配、财富积累和贫困的积累来解释这次危机，这些说法也都有点像。还有的人把计划经济等同于政府干预，说现在美国人搞国有了，所以还是我们的计划体制好，我们现在把计划丢的太多了。这是从体制上来总结经验。当然，从体制和机制上总结经验，这个需要讨论。因为危机已不是一国范围内的事，而是全球的事情了。

我们看到，现在的全球分工体系是不合理，在这个体系里决定分配事情的能力跟权力有很大的关系。权力有两种，一种是力量的力（权力），一个是利益的利（权利），而权力往往是跟权利结合在一块。有些权力并不是靠政治暴力拿到手的，它是在其自身成长中间得来的。比如说美国，它掌握了全球分工体系的轴，整个循环的中心点在美国，它创造了现在的这个金融体系。这个金融体系有几个很大的权力，比如定价权、评估权，这些东西其他国家没发展起来。现在大家骂这些评估公司，但之前大家都相信它啊，而且当时也没出大错啊。所以，美国有很多这样的权力，再加上传统政治的权力，历史积累下来的不合理的权力，最终他在这个体系里决定分配。比如中国人的钱自己不花，他就拿过去花了。所以这次讨论有一个争论，就是中国在这次危机中负多大责任呢？还是美国的经济学家说的好，说中国有责任不对嘛。这套东西完全是美国人创造的，是美国人自己在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