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华：中国道路的政治优势与思想价值

一、中国模式的政治内涵

近年来，国内外关于中国模式的话题越来越热。但细心观察，在热议“中国奇迹”的背后，一些西方研究者喜欢多讲“中国模式的经济成就”，不谈或者有意回避“经济成就”背后的政治因素或政治优势。国际上一些汉学家，不遗余力地试图从中国文化传统等领域寻找中国成功的历史密码，视而不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因素。习惯了以西方政治标准评价中国问题，就会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误读”或“误判”。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以西方政治模式和政治价值框架观察和解释当代中国问题，不仅很难全面理解中国模式的“政治内涵”，同时也不可能找到中国成功的“政治密码”。更有甚者，部分西方主流媒体囿于意识形态偏见或固有的冷战思维，不愿看到中国的发展和进步，经常借“中国政治话题”否认中国模式的前景，断言“中国发展”不外乎是“市场列宁主义”、“权威专制政治”、“独裁重商主义”，未来没有前途。他们认定，不民主、不自由的中国社会必然崩溃，不民主的中国发展模式是对西方世界的挑战和威胁。

实际上，30多年以来中国的顺利发展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重要现象。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背景下，“中国奇迹”愈发彰显出其深远的国际影响和思想价值。20年前，东西方阵营之间的冷战结束后，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没有重蹈苏共败亡的覆辙，避免了苏联式崩溃和俄罗斯衰退的悲惨命运，不仅实现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且始终保持着改革、发展、稳定协调统一的良好势头。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经济社会制度和社会治理模式或碰壁或搁浅，不少国家面临着不稳定和不确定的未来。与此相反，中国成功应对了这次危机并实现率先复苏，展现了中国模式的魅力。30多年来，中国经济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中国稳定的政局和政治治理形式影响着世界格局，丰富着世界政治面貌，中国发展的价值取向和经验原则丰富了人类发展的内涵和理念，为世界文明图画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与西方国家一些学者局限于“民主―专制”、“西方―非西方”的两极对立思维模式不同，中国发展采取科学的发展方式，沿着协调的发展轨道，秉承着包容的价值理念，为当今国际社会提供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另一种图景。中国发展改变着世界，中国发展丰富着世界。中国政治发展显示出强劲的政治竞争力和政治发展潜力，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前景。

曾经把中国模式概括为“北京共识”的美国学者雷默在他最近出版的《不可思议的时代》中文版序中写道：“中国遇到的挑战，从规模来看，从复杂的程度来看，都是人类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改革的本性是会产生出从未见过的新问题。这就需要一种新的创新，一种超越‘中国特色’的创新。所谓‘后中国特色’，是指中国将不再把国外的东西拿来，然后增加一些‘中国特色’。中国创造出来的将是完全崭新、自主的创新。”当很多西方人仍旧认为，只存在一种现代性模式，那就是西方的现代性模式的时候，另一些西方有识之士也断言，西方的学术界已经不能再用简单化的政治套话和二元对立的方法来讨论中国的发展，特别是政治发展问题了。

二、“政治西方”：梦想的终结与民主神话的破灭

多少年来，西方主流社会思潮认定，西式的竞争民主和自由市场模式是普世的、永恒的，是全人类的最后“幸福的归宿”。上世纪很长一个时期，西方社会笃信存在一个永恒的、掌握了人类社会真理的“政治西方”。这个“政治西方”受到上帝的垂青，赋有拯救世界的历史使命。“西方国家是民主的、民主属于西方国家、西方民主制度是普世的”等论调，像圣经一样被写进政治学教科书，回响在各种讲坛。20年前，柏林墙倒塌，宣告了冷战结束，似乎预示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取得了政治、军事和思想等方面的全面胜利。随即便有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发表言论，宣告“人类历史至此终结”，国际上意识形态的争论似乎自此盖棺定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将一统世界。西方社会主流意见认定，评价一个国家政局的好坏，就是看这个国家是否有符合西方标准的民主制度。然而，随着美国对外“推销民主”战略的受挫，“颜色革命”泛起的民主泡沫一个个破灭，一些新兴“民主国家”陷入治理混乱，人们开始对民主问题以及以西方自由民主模式为标准观察衡量世界的思维模式进行反思。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社会一直保持独立稳定发展，政治发展也取得了长足进步。西方某些学者也指出，美国的民主与资本主义市场制度同时出现的经验，作为一种反常现象，也许不太适合世界其他地方。哥伦比亚大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施蒂格利茨认为，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人们认识到了民主的复杂性和局限性。

刚刚过去的20年间，西方社会曾一度为“第三波”民主浪潮的涌来或退去而欣喜悲切。世纪之初接连爆发的“颜色革命”，使他们从中又仿佛看到了“民主化”的生机，于是急忙冠以“第四波民主”的美誉。然而，没过多久，无情的现实还是击碎了西方思想家的轻率。连福山也声称要与过去的思想盟友决裂。他在2007年6月第十一届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演讲时称，如果全球化导致世界只有一种文化模式，这不能称为是民主的。福山认为，欧洲、美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都应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

此次爆发的源自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深刻暴露了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内在矛盾，令人对西方的自由民主发展模式产生了质疑。2009年1-2月的美国《外交》杂志刊载了美国政府财政部原副部长罗杰・奥尔特曼的长文，题为《2008年的大崩溃――西方的地缘政治挫折》。他认为：“2008年爆发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是75年来最可怕的一次，也是美国和欧洲遭遇的重大地缘政治挫折。从中期来看，华盛顿和欧洲政府将不再具备在全球事务中发挥作用所需的资源和经济信誉。这些弱点终将得到补救，但在此之前，它们将加快推动世界重心偏离美国的趋势”。他还指出：“美国、欧洲，或许不包括日本，都在发生严重衰退。此次衰退很可能比1981―1982年的那一次更具破坏性。……此次灾难给美国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蒙上了一层阴云。金融系统已经崩溃，管理体制明显未能约束普遍存在的违规和腐败行为。如今，为了谋求稳定，美国政府和有些欧洲政府违背现代资本主义的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实行了金融部门国有化。世界许多国家正面临着历史性的大转折，即将进入国家作用增强、私营部门作用减退的时期。在此过程中，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乃至美式民主的魅力在不断减退……2008年的大崩溃还会让世界脱离单极体系”。(转引自张树华：《当今世界与中俄社会科学家的使命》，《国外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三、西方“自由―民主”范式的局限

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结果，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追求。国际历史经验表明，每个国家的民主都应符合自身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发展民主应当因地制宜，外部强加和全盘照搬往往是得不偿失。然而，回溯历史，环顾现实，我们发现，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在追求民主、自由的同时，往往会不由自主地陷入种种理论或认识误区，从而造成不同程度的“政治衰退”，其主要表现为：

(一)将民主简单地等同于现行的西方政治模式，将民主口号化。一些国家的政治势力在认识上往往将西方政治形式理想化、模式化、绝对化，误将民主制度与西方的政治制度简单等同，将民主化视为西化，认为只要移植西方民主形式即可自然而然地达到西方式的社会物质富足。一些国家急欲给自己贴上“民主化”的标签，以求与冷战后的西方特别是美国站在一起，而一些西方国家也习惯以自己的“民主框架”来衡量和谈论别国的政治制度或政治进程。

(二)将民主概念过于片面化、意识形态化。国际上某些政治势力习惯于将民主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误将某些反共势力、民族分裂主义等同于民主，常常将“民主派”与某些国家中的自由派或改革派势力、个别反对派领袖人物联系起来，认定市场派、自由派、西化派、反共派、激进派、分离派就是“自由民主派”。

(三)过分强调民主的普遍性，忽视民主化的多样性、现实性和发展的阶段性。有人认为，只要移植西方社会的普选制度、政党制度、言论自由、三权分立等模式，民主便会成功，将民主进程简单化。民主的发展程度与其所处的历史阶段是不能背离的，对于西方社会来说，民主与普选可能是美酒，但对某些发展中国家来讲则可能是毒药。近一个世纪以来，苏联东欧地区以及拉美和非洲等地的国家，人为地移植西方民主模式给各国人民带来的只是灾难，而不可能是真正的民主、自由、平等和幸福。

(四)将民主抽象化、庸俗化，将“民主化”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有人用抽象的民主概念去圈定社会，认为民主就是政治放开、绝对自由、政治竞争，民主化就意味着要进行大规模的政治改组、政党斗争、投票选举、全民公投，等等。实际上，民主要求良好的政治秩序和成熟的政治文化，也意味着一定程度上的妥协、协商。

(五)将民主形式简单化，特别是将普选与民主化进程简单等同起来。选举是必要的，是民主的重要表现形式，但并非是民主的全部和实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普选常常变成一场“政治赌博”。选举过程中金钱政治、媒体攻讦、更改游戏规则等种种问题层出不穷，丑闻不断。公民投票就像是在下“赌注”，一些党派和政治人物往往轻率许诺，大话满天飞，选上后是否能够兑现承诺，不仅普通百姓无法预料，连政治家本人也“心中无数”。因此，选民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选择，投票时只能凭借自己的情感和直觉，不是用脑，而是用脚去投票，成为“没有选择的选举”。这些地方过分关注投票过程和结果，而忽视选举之后的政治规制和监督制衡，造成一些政权出现宪政危机或独裁当道，从而陷入无休止的政治动荡和社会泥潭。

(六)将民主绝对化，将西式民主神圣化。有人误认为民主是政治发展惟一的和终极的追求，不顾甚至抛弃“稳定、效率、秩序”等政治价值指标，追求最大限度的所谓“民主”。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在这些极度追求“民主”、“自由”的国家里曾出现的所谓民主化浪潮，被某些西方学者欣喜地称为“第三波”。然而，这股民主化潮流在上述国家潮起潮落，来去匆匆。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这里的人民由“渴望民主”变为“厌倦民主”，转而变为追求稳定和秩序。

四、中国成功的政治密码

当今国际视域里的纷杂无序，无疑也进一步加剧了东西方思想家的争论与分野，例如对全球化及其未来途径的认识与判断，对“普世价值及普世之路”的异见，对美国经济、政治和社会治理模式的评价，对资本主义及其生产和消费模式的认识，对社会主义前景以及对中国角色的定位与期冀等，东西方学者们观点交锋尖锐激烈。在政治学领域，政治发展和民主化问题重新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而对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观察与争论更是东西方理论界关注的焦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社会稳定、经济增长，政治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近年来，国际上对中国经验冠以“中国道路”、“北京共识”、“中国治理模式”等，不仅是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模式的总结，也是对中国政治发展道路和治理模式的认可。从很大程度上说，国际金融危机考验了中国发展模式，而中国在应对这次危机中的表现又提升了中国模式的影响力。

近几年西方社会许多主流媒体花费大量笔墨去描述中国日益壮大的经济实力，不断提出“中国崛起是对西方世界的挑战甚至是威胁”。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对于中国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发展道路，西方媒体、政界乃至学术界大都只是忙于指责和恐慌，而没有、也不愿去认真分析中国发展模式的背景、内涵和实质。

在这一背景下，及时总结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政治发展的经验，汲取国际上一些国家民主化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认真分析民主成长的国际环境以及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的内在含义等内容，有助于深入反思政治发展和民主化的真正含义，不断明确改革和发展的方向，从而进一步增强改革和发展的目的性和针对性。

中国在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上取得了成功的经验。中国注重立足本国国情，以人为本，注重民生，较好地处理了社会民主、个人自由、国家稳定和政治效率的关系，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保障，探索出一条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政治发展模式。中国的发展很好地体现了发展目的的人民性、发展价值的包容性和发展方式的兼容性。在当今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中国的政治发展模式日益彰显出独特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优势。

国外一些研究者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