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子英：关于大饥荒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摘要：本文指出《“大跃进”运动与中国1958―1961年饥荒：集权体制下的国家、集体与农民》和《从退堂权的失而复得看“大跃进”饥荒的成因和教训》两文中的几个问题，这些也是近年来研究中国大饥荒的文献中争论最多的问题：（1）森的饥荒理论框架同样适用于计划经济体制，饥荒的发生本质上是因为食物获取权的失败；（2）粮食征购率的解释在统计上可能存在问题，其解释能力可能被高估；（3）公共食堂机制可能更多反映了政策的激进程度，而公共食堂本身只是一个副产品；（4）将不同层面的解释融合在一起时可能各自混淆，集体提留与分配体制只是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而已。

关键词：饥荒，食物获取权，公共食堂

*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通信地址：上海市国权路600号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200433；E-mail ：ivannj @163.com.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唐・杜甫《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

发生在中国1959―1961年的大饥荒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惨重的一次灾难，主要是在于大面积和大量的人口非正常死亡，从既有的研究来看，基本接受非正常死亡人数在3000万人的水平（Ashton et al1，1984），如果以1957年的总人口64653万来计算，相当于4.6%的人口减少是由于饥荒而造成的。1虽然各地都发生了饥荒，不过其严重程度相差甚大，以相对较严重的安徽省来看，1960年官方的死亡率数据为68.6‰，而1957年的死亡率仅为9.1‰，这意味着安徽省仅仅1960年每100人中就有6个人是由于食物不足而死亡，而几乎没有受到冲击的上海1960年的死亡率仅为6.9‰，与正常年份相差无几，这种结构性差异对饥荒的理解非常重要。如果从饥荒大规模爆发的1959年起算（Peng ，1987），2到今年刚好整整50年。

关于这一历史事件的研究，由于一直没有公开相关的数据资料，3在80年代之前主要还是零星的见闻和猜测。4在1983年的《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第一次公布了60年代人口方面的数据，引发了大量的人口学家开始进行科学研究，因而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非正常死亡的人数方面，不过由于所使用的数据来源和方法的差异，不同研究之间差别非常大，争论也大。后来有很多华人经济学家从其他方面展开研究，对饥荒的发生原因、分布和结束提出新的见解（Yang ，1996；Chang and Wen，1997；Lin and Yang ，2000；范子英和孟令杰，2006，2007；范子英等，2008）。

《“大跃进”运动与中国1958―1961年饥荒――集权体制下的国家、集体与农民》和《从退堂权的失而复得看“大跃进”饥荒的成因和教训》两文都试图在这些方面做出突破。前者从整个国家分配的视角，认为公社的集体提留过度是导致饥荒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后者则更进一步，认为伴随公社而产出的公共食堂的消费机制是主要因素，公共食堂消费的无效率和负向的激励效应导致了饥荒的发生和终结。因而，从文献视角来看，两者都对已有的研究做了很好的补充和扩展。然而大饥荒的发生并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并且由于这段历史距今已有半个世纪，对于当时特定的历史制度框架的复原越来越难，因而关于饥荒的研究需要越来越仔细的推敲。如下几个问题与这两篇文章相关，需要进一步斟酌。

一、关于森的饥荒理论的适用性

1998年的诺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对饥荒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与以往不一致的理论。他发现在马尔萨斯和斯密的框架下，人类历史上有很多饥荒是无法得到解释的，传统的理论都认为是食物短缺造成了饥荒的发生，如1845―1851年爱尔兰的“土豆饥荒”就是由于土豆产量的突然下降导致的，但是还有很多饥荒的发生并没有事先的粮食产量的减少，如1974年埃塞俄比亚的饥荒，因而森提出应该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理解饥荒发生的原因。在那本著名的《贫困与饥荒》中，他认为食物获取权（entitlement ）的丧失才是饥荒发生的本质原因，“饥饿是一些人未能得到足够的食物，而非现实世界中不存在足够的食物？？即使饥饿是由于食物短缺引起的，饥饿的直接原因也是个人交换权利下降？？饥饿‘不仅仅’依赖于食物的供给，而且还依赖于食物的‘分配’”（森，2004年，第1、4、8页）。

而食物获取权又进一步划分为直接权利（direct entitlement）和贸易权利（trade entitlement），前者包括农民对自己收获的粮食的处置权，后者则更加复杂，包含了市场经济制度下的价格体系，或者是计划经济下的配给制度。

这意味着粮食生产只可能影响到直接权利的失败，而制度和外生的冲击则会改变贸易权利，在前者不发生变化的前提下，后者的巨大变化就足以导致一场饥荒，历史上也确实曾发生过。因而食物获取权是比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更大的一个分析框架，任何仅考虑食物供给的观点都可能是不充分的。

食物获取权理论最大的贡献是将关注重点从食物供给转到特定群体对食物的获取能力（Devereux，2001），森在其理论中强调了对于阶层对比的重要性，某一阶层所控制食物的突然减少有可能使其面临饥荒的威胁，而从总体层面上观察到的饥荒则有可能忽略了问题的重点。例如在市场经济制度下，农业生产由于自然因素而出现波动，于是粮食相对于其他产品的价格开始上升，这对于以自身产品来交换粮食的阶层的影响是非常剧烈的，如牧民和渔民的绝大部分消费来自于交换到的粮食，因而“如果一个职业组的产品既要供自己直接消费，又要用于交换其他食物，这个职业组就有可能同时遭受‘直接权利失败’和‘贸易权利失败’”（森，2004年，第69页）。而对于农场工人这个阶层而言，由于其本身只能通过出卖劳动力获得工资，进而换取食物，即这一阶层只具有贸易权利，农业生产的波动会使得该阶层首先面临饥荒的威胁。

从方法论上来说，中国1959―1961年的大饥荒并不是特例。5粮食减产是必要条件，但不构成充分条件，这次大饥荒并没有打击到每一个阶层，比如上海的死亡率仅从1956年的6.6‰上升到1959年的7.8‰，上升幅度仅为18.2%，而同期四川和安徽的死亡率上升幅度超过3倍；即使在一省内部，城市遭受的饥荒也要轻微得多，而大部分农村都不同程度受到影响。因而这次饥荒的发生也仅仅是一部分人的食物获取权遭到剥夺或者降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无法得到充足的食物而死亡，并且这种剥夺是具有阶层性的。

所以在分析这次饥荒时，重要的是要弄清楚粮食减产前或者减产过程中的食物获取权序列，即在食物的分配上，那些处于食物获取权序列上最底层的人才会真正面临这次饥荒的威胁。

《“大跃进”运动与中国1958―1961年饥荒――集权体制下的国家、集体与农民》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不具备“交换权利”，因而食物获取权的前提条件不成立，认为要扩展出政治权利，这是不正确的。首先，食物获取权理论不仅仅包含交换权利，即需要市场能够配置资源，也包含最基础的直接权利，即对自己生产的粮食具有处置权，中国1959―1961年饥荒的爆发主要在农村，并且产粮区的农民才是最主要的受害者，这部分人群并没有太多的财产，即使存在粮食交易市场，交换权利对于饥荒的缓解作用也会非常小，饥荒的发生主要是他们的直接权利遭到剥夺，丧失了对自己生产的粮食的控制权。其次，虽然森在食物获取权分析中采用了市场制度，但后者并不是该理论的必要前提，森曾指出“市场权利甚至可以受到配给制度和票证制度的补充”（森，2004年，第3页），交换权利在市场经济中可理解为价格的作用，而在计划经济中则是政府的配给制度在起作用，此时的交换权利可理解为通过政府间接地与粮食生产者交易。最后，虽然森在比较中印独立之后的情况时，提及民主制度的重要性，但民主制度的重要性在于新闻自由，使得信息的沟通顺畅，政府能够有效避免饥荒的发生，民主制度只是食物获取权理论在现实中的一个应用而已。中国大饥荒的发生并不是因为城市居民相对于农民更有政治声音，而在于国家的发展战略本身是有偏向的，中国大饥荒更无关于“政治权利”。因而，森的理论是提供一个概念分析框架，该框架同样适用于发生在类似于中国这样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饥荒。

食物获取权理论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公共政策上。如果是传统的饥荒理论，政府对于饥荒将束手无策，对于大部分政府而言，要在短时间内增加大量的粮食供给基本不可能。但如果我们从食物获取权来理解饥荒，即饥荒是因为一部分人无法得到足够的食物，而非总量的食物供给不足，则社会保障制度对于现代国家就非常重要，那些富裕国家之所以不存在饥荒，并不是就平均水平而言更加富有，而是社会保障系统对那些长期失业的人提供最低的食物获取权。就饥荒的救助而言，在无法增加可得食物的前提下，食物获取权表明绝对意义上的平均主义有可能会起作用。

二、关于征购率的变动

最早研究中国1959―1961年大饥荒是从粮食的征购角度来理解。Berstein于1984年发表了他对于这次饥荒的系统性研究，发现这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建国不久都经历了一场较大的饥荒，并且都是由粮食征购引起的，不过两者的具体机制是不同的。苏联革命的成功是基于城市的，对农民的政策是“对内的殖民主义（internal colonialism）”，从1927年开始政府大幅度提高粮食的征购水平，以快速地推进农村集体化，不过这种行动遭到农民的普遍抵制，特别是在1931年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以至于斯大林将农民的这种抵制行为理解为对苏联的战争，政府于是采取更加激进的政策，于1932年强制性地提高粮食的征购率，对地方农民进行报复性打击。6而中国革命的成功是在广大农民支持下取得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更加友好，并且也承诺要改进农民的福利。但是两者具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将大量的资源从农村转移出来，对粮食实行非常高的征购率，直接导致了苏联1932―1933年和中国1959―1961年的饥荒。但是苏联提高征购率是有意而为之的，中国的征购率的提高是由于对当时情形误判造成的，过高的征购率只是提高征购量一个未预料的结果（Ber stein ，1984）。7

征购率的提高主要有三方面的因素：首先是“浮夸风”的影响。从1957年年初开始的“整风运动”慢慢转变为“反右派运动”，最后演变为“反右倾保守”运动，使得下级政府与上级政府的行为保持高度的一致，甚至在很多情形下造成了下级政府的“过度”行为，这一政治运动是之后的“浮夸风”和“共产风”的前提条件，使得中央的任何一项政策都被放大数倍。于1957年10月正式出台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要求5年内人均粮食产量达到1000公斤，半个世纪内亩产达到1000公斤，在经历政治运动后，这一超前的政策并没有遭到任何反面的批评。8可以说，当时中央的政策对地方官员有“虚报”的激励，任何反面或者落后的意见都有可能被当成是前进的“绊脚石”，9于是各级政府之间展开了一场虚报产量的竞争，没有一个省份敢于拖这场运动的后腿，10后来的“浮夸风”也就成为迎合上级领导的一种政治行为。

从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即使是最保守的省份，其浮夸的成分也接近40%，而最激进的省份虚报的产量为真实产量的3倍。

“浮夸风”间接造成实际征购率的上升，1959年相比1958年提高了10%，接近真实产量的40%.由“浮夸风”带来的产出相比于正常年份高很多（见表1），政府有理由分享这一“丰收”的果实，在原来的征购水平上进一步增加征购量，11但由于实际的产量要低得多，所以实际的征购率要比名义征购率高（见表2），即使考虑到返销到农村的粮食，最高年份也达到28%.这样留在农民手中的粮食反而比之前要少，到1960年每个农民人均占有粮食仅212斤，有的地方甚至远远低于这个水平，对于当时还处于温饱线上的中国而言，如此规模巨大的结构性变动势必导致深远的影响。

其次导致征购水平上升的另一个因素是规模巨大的农业工人进城。在“大跃进”过程中，城市工业生产急剧扩大，原有的城市劳动力已经不能满足新增的需求，城市工矿企业从农村招收了大量的工人，1960年的城镇人口相比1957年增加3124万人，